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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在女性主义翻译观视角下，选取夏洛蒂·勃朗特极具女性主义的作品《简·爱》，对比分析女性译者和男性译者在《简·爱》中译本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语言特色，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探讨翻译过程中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的凸显，发掘译者的女性意识对译本的影响, 以此丰富当前的翻译研究多元化趋势。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观 翻译策略 简·爱
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语言转换层面，开始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领域涉及到影响翻译的种种因素，如：出版政策、赞助人、文学规范、性别差异、种族差异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便是“文化转向”大潮中兴起的一派译论，它以其鲜明的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在众多新兴的翻译理论中显得十分醒目。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翻译研究的最新发展与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提出了性别译者身份的概念，为译者主体性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性别视角。
夏洛蒂·布朗特在《简·爱》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敢于斗争、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为女性赢得了一片灿烂的天空，也表达了作者女性意识的觉醒。面对这样一部具有强烈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译者如何在译文中呈现出原作本来的文化风貌及彰显原作中的女性主义光芒，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深入探讨。
一、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和翻译研究有很深的渊源，自中世纪开始翻译一直是女性进入文学世界的有效途径，翻译和女性在各自等级结构中都处于从属地位，有着“同构”关系。可见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相结合是在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二者各自向前发展的必然。加拿大在女性主义研究中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代表人物有阿伍德、谢莉·西蒙和路易丝·冯·弗洛图等。1991年阿伍德在《双语人：翻译——女性主义的再改写》中把人类语言划为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并总结出人类社会的统治语言是男性语言。她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即翻译是一项有意识的政治行为，是女性主义的一种再改写，在翻译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翻译女性主义者的作品时，译者应该时刻注意并运用一定的翻译技巧，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1996年谢丽·西蒙在《翻译中的性别：文化特征和转换的政治性》中将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她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转换而是各种文本和社会性论文构成的临时性网络中意义创造和传播过程的延续，翻译可以被看作是某一具体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条件的一种改写，这种改写意味着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而翻译家弗洛图在《翻译和性别：女性时代的翻译》中总结了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即：增补、加写前言与注脚和劫持，更是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推向了高潮，本书是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结晶。戈达尔德直接宣称：在女性主义的话语中，翻译是“生产”（production），而不是“再生产”（reproduction）。[1]她们有意识地采用各种技巧、策略来使女性的痕迹在文中显现，如西蒙所言“她/他们因此可以使用语言作为文化干预的手段，作为改变支配性表达的途径之一，不管是在概念层面、句法层面还是术语层面”。[2]
女性主义翻译观从产生之日起一直备受争议。首先，人们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于情绪化，宗派化，观念化，事实上太主观”，[3]甚至断定“女性主义翻译观因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其次，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过分强调“语言游戏的政治影响”，[3]其观点对于许多普通妇女来说过于超前。重视文化差异、语境以及特定历史环境中翻译的可能性于选择性。女性主义翻译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强调对译文的干预，在翻译过程中会歪曲了翻译的本质。因此女性主义的偏执会阻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身的进一步发展。
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国内的发展与现状
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相比，中国起步较晚，上个世纪80年代，朱虹最早将西方的女性主义介绍到我国，之后深深地影响了我国的女性文学和文学批评。作为女性主义的先驱者，她致力于将女性主义思想介绍给我国，同时也将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介绍给西方，为促进中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而努力，正如朱虹在与穆雷的访谈中所说：“我想让外国读者听到中国妇女的各种声音，让他们了解中国妇女的生活状态和她们的困惑。”[4]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氛围、文化环境、社会价值观、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差异，中国的女性译者不是激进派，不以翻译为政治武器，翻译策略相对温和，译作较为含蓄，较少受到关注和批评，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
三、翻译策略
女性主义翻译为翻译界开辟了一个新窗口，它重新审视了作者/译者、原文/译文、创作/翻译之间的关系，把翻译看成是女性主义的“重写”，译者在翻译文本中通过植入女性主义思想而凸现其主体性。弗洛图提出了的翻译策略：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和劫持。增补是对两种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补偿，在补偿过程中译者介入文本，译者的观念与信仰乘机映入翻译作品；前言或脚注说明是译者通过前言或脚注形式对原文意图进行解释、描述，同时对自己的翻译策略做概括、说明；劫持是最富争议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原文中不符合女性主义观点的文本部分进行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操纵。本文选取了两个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简·爱》两中译本，女性译者祝庆英的译本和男性译者黄源深的译本。
例 1. Just as if both had passed through the grave, and we stood at God’s feet, equal, as we are. [5]
祝译：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6]
黄译：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7]
与罗切斯特的交往中，简一直保持着个性与尊严。黄将“asweare”这个从句直译为“本来就如此”，语气较为平淡。而祝在翻译时增补了“平等”一词，充分表达了这个从句中隐含的意义，更深切地表明了简认为男女生而平等的思想。
例2. Then Mrs. Reed subjoined: “Take her away the red-room, and lock her in there.” Four hands were immediately laid upon me, and I was borne up to stairs. [5]
祝译：里德太太这时候补充说：“把她拖到红屋子里去关起来。”立刻就有四只手抓住我，把我硬拖上楼去。[6]
黄译：随后，里德太太补充说：“带她到红屋子里去，关起来。”于是马上就有两双手按住了我，把我推上楼去。[7]
里德太太不喜欢简，对她苛刻而严酷。祝庆英与黄源深在动词“take”、“were laid upon”与“was borne”的处理上有所区别。黄译的“带”、“按”和“推”中“带”在汉语中具有中性意义，而“抓”和“拖”在这个语境中具有贬义。祝充分发挥了女性的译者主体性将其译为“拖”、“抓”和“硬拖”，清楚地表达了里德太太的残酷无情。“硬拖”二字也表现了简强烈的反抗精神，体现了小说的女性主义意识。
小结：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凸显译者主体性上独树一帜，它关注了翻译背后的权力运作、意识形态以及语言建构现实的力量，对翻译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在当前的翻译不能脱离诸多外部因素而独立存在，在翻译过程中应摒弃过分张扬的译者主体性，深入研究翻译的本质，开辟翻译研究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Barbara Godard. 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 [A]. In 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C].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90: 91.
[2]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9.
[3]Luise V.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77, 80.
[4]穆雷. 翻译与女性文学——朱虹教授访谈录.[J]. 外国语言文学.2003(1): 43.
[5]Charlotte Bronte．Jane Eyre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6]祝庆英. 《简·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7和第206页。
[7]黄源深. 《简·爱》[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第8页和第291页。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观 翻译策略 简·爱
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语言转换层面，开始了文化转向。翻译研究领域涉及到影响翻译的种种因素，如：出版政策、赞助人、文学规范、性别差异、种族差异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便是“文化转向”大潮中兴起的一派译论，它以其鲜明的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在众多新兴的翻译理论中显得十分醒目。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翻译研究的最新发展与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提出了性别译者身份的概念，为译者主体性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性别视角。
夏洛蒂·布朗特在《简·爱》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敢于斗争、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为女性赢得了一片灿烂的天空，也表达了作者女性意识的觉醒。面对这样一部具有强烈女性主义色彩的作品，译者如何在译文中呈现出原作本来的文化风貌及彰显原作中的女性主义光芒，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深入探讨。
一、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和翻译研究有很深的渊源，自中世纪开始翻译一直是女性进入文学世界的有效途径，翻译和女性在各自等级结构中都处于从属地位，有着“同构”关系。可见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相结合是在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二者各自向前发展的必然。加拿大在女性主义研究中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代表人物有阿伍德、谢莉·西蒙和路易丝·冯·弗洛图等。1991年阿伍德在《双语人：翻译——女性主义的再改写》中把人类语言划为男性语言和女性语言，并总结出人类社会的统治语言是男性语言。她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即翻译是一项有意识的政治行为，是女性主义的一种再改写，在翻译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翻译女性主义者的作品时，译者应该时刻注意并运用一定的翻译技巧，在译文中让女性的身影尽量被看到，女性的声音尽量被听到。1996年谢丽·西蒙在《翻译中的性别：文化特征和转换的政治性》中将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相结合，她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转换而是各种文本和社会性论文构成的临时性网络中意义创造和传播过程的延续，翻译可以被看作是某一具体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条件的一种改写，这种改写意味着译者主体性的体现。而翻译家弗洛图在《翻译和性别：女性时代的翻译》中总结了女性主义的翻译策略，即：增补、加写前言与注脚和劫持，更是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推向了高潮，本书是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结晶。戈达尔德直接宣称：在女性主义的话语中，翻译是“生产”（production），而不是“再生产”（reproduction）。[1]她们有意识地采用各种技巧、策略来使女性的痕迹在文中显现，如西蒙所言“她/他们因此可以使用语言作为文化干预的手段，作为改变支配性表达的途径之一，不管是在概念层面、句法层面还是术语层面”。[2]
女性主义翻译观从产生之日起一直备受争议。首先，人们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于情绪化，宗派化，观念化，事实上太主观”，[3]甚至断定“女性主义翻译观因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其次，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过分强调“语言游戏的政治影响”，[3]其观点对于许多普通妇女来说过于超前。重视文化差异、语境以及特定历史环境中翻译的可能性于选择性。女性主义翻译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强调对译文的干预，在翻译过程中会歪曲了翻译的本质。因此女性主义的偏执会阻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身的进一步发展。
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国内的发展与现状
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相比，中国起步较晚，上个世纪80年代，朱虹最早将西方的女性主义介绍到我国，之后深深地影响了我国的女性文学和文学批评。作为女性主义的先驱者，她致力于将女性主义思想介绍给我国，同时也将当代中国女性文学介绍给西方，为促进中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而努力，正如朱虹在与穆雷的访谈中所说：“我想让外国读者听到中国妇女的各种声音，让他们了解中国妇女的生活状态和她们的困惑。”[4]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氛围、文化环境、社会价值观、女性自身主体意识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差异，中国的女性译者不是激进派，不以翻译为政治武器，翻译策略相对温和，译作较为含蓄，较少受到关注和批评，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
三、翻译策略
女性主义翻译为翻译界开辟了一个新窗口，它重新审视了作者/译者、原文/译文、创作/翻译之间的关系，把翻译看成是女性主义的“重写”，译者在翻译文本中通过植入女性主义思想而凸现其主体性。弗洛图提出了的翻译策略：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和劫持。增补是对两种语言之间的不同之处进行补偿，在补偿过程中译者介入文本，译者的观念与信仰乘机映入翻译作品；前言或脚注说明是译者通过前言或脚注形式对原文意图进行解释、描述，同时对自己的翻译策略做概括、说明；劫持是最富争议的一种方式，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原文中不符合女性主义观点的文本部分进行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操纵。本文选取了两个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简·爱》两中译本，女性译者祝庆英的译本和男性译者黄源深的译本。
例 1. Just as if both had passed through the grave, and we stood at God’s feet, equal, as we are. [5]
祝译：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6]
黄译：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7]
与罗切斯特的交往中，简一直保持着个性与尊严。黄将“asweare”这个从句直译为“本来就如此”，语气较为平淡。而祝在翻译时增补了“平等”一词，充分表达了这个从句中隐含的意义，更深切地表明了简认为男女生而平等的思想。
例2. Then Mrs. Reed subjoined: “Take her away the red-room, and lock her in there.” Four hands were immediately laid upon me, and I was borne up to stairs. [5]
祝译：里德太太这时候补充说：“把她拖到红屋子里去关起来。”立刻就有四只手抓住我，把我硬拖上楼去。[6]
黄译：随后，里德太太补充说：“带她到红屋子里去，关起来。”于是马上就有两双手按住了我，把我推上楼去。[7]
里德太太不喜欢简，对她苛刻而严酷。祝庆英与黄源深在动词“take”、“were laid upon”与“was borne”的处理上有所区别。黄译的“带”、“按”和“推”中“带”在汉语中具有中性意义，而“抓”和“拖”在这个语境中具有贬义。祝充分发挥了女性的译者主体性将其译为“拖”、“抓”和“硬拖”，清楚地表达了里德太太的残酷无情。“硬拖”二字也表现了简强烈的反抗精神，体现了小说的女性主义意识。
小结：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凸显译者主体性上独树一帜，它关注了翻译背后的权力运作、意识形态以及语言建构现实的力量，对翻译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在当前的翻译不能脱离诸多外部因素而独立存在，在翻译过程中应摒弃过分张扬的译者主体性，深入研究翻译的本质，开辟翻译研究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Barbara Godard. Theorizing Feminist Discourse/Translation [A]. In 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C].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90: 91.
[2]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9.
[3]Luise V.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Translating in the ‘Era of Feminism’[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77, 80.
[4]穆雷. 翻译与女性文学——朱虹教授访谈录.[J]. 外国语言文学.2003(1): 43.
[5]Charlotte Bronte．Jane Eyre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6]祝庆英. 《简·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7和第206页。
[7]黄源深. 《简·爱》[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第8页和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