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加耶夫斯基是一位喜欢从泥土里翻捡出荒草的芜杂和果实的丰盈，然后将它们认真归类、筛选、重新命名，并沉醉于这种缓慢和琐碎的诗人。喜欢音乐的诗人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我看到音乐的三种成分：脆弱、力量和痛苦，第四种没有名字。每当读到他那首题为《灵魂》的诗篇时，我的内心却时时映现出作家李万华的身影。这是一种奇妙的阅读体验：一位是成名于上世纪60年代的波兰“新浪潮”诗派重要代表人物；一位是身居青海河湟谷地，坚持独立创作的本土散文作家。从理论上讲，二者在创作方面应该并不存在多少关联，但若从个体的审美判断和阅读经验而言——尽管二者所操持的文学样式及所处的创作语境不同，其文字在内在韵致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米沃什曾给予扎加耶夫斯基这样的美誉——历史和形而上的沉思在扎加耶夫斯基的诗中得以完美统一。笔者固执地认为，这一评价放在散文作家李万华身上同样适用，只不过在思考的主题上，扎加耶夫斯基更侧重于历史与现实的不断扭结，而李万华则钟情于时间与现实的轻轻缠绕，她的文字细腻、绵密、精致、温润，每一篇散文都有着玉器般的质感。
　　一
　　毋庸置疑，关于时间的认知与书写是李万华散文创作的核心命题，她对时间的领悟和表达能力令人吃惊。阅读其《金色河谷》和《西风消息》，读者能够明显感知到“记录时光的模样和方式”是其大部分作品的意义指向，出现在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植物、每一个动物和人物往事，無不承载着时间的存在方式和深邃的意蕴。
　　在散文集《西风消息》的序言中，李万华曾明确表示：“我因此尝试写下时光的模样，尽管笨拙。我所触，我所回忆，我所梦。一朵花，一株草，一棵树木，小而小的蚍蜉，或者一颗流星划过天际……”在写下青藏高原上这些小而孤单的生命背影后，以此参照，万华开始返身自观，她看到“曾经的闲淡散漫，抑或仓皇失措，时光都没有像一枚玻璃弹丸那样，从我身上逃离掉，我的日子不论风清，还是浪浊，我都和时光彼此绑架”。一个敏感于时间、世界和自我的作家，必然有着一颗体察生命万象及其内在定律的心灵，她会不厌其烦地梳理出理性思索的源流，剔除一切表面的虚妄和廉价的抒情。譬如她在阅读《薛涛诗笺》和观赏张大千名作《薛涛制笺图》时固执地认为，这样一个懂音律、善词辩的灵慧女子，原本不是一本书可以涵盖得了的，也不应该是画家笔下的一名贵妇，无论怎样接近或突破，都无法从诗歌的碎片和画笔的缝隙中去还原一个完整的薛涛。李万华由此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或许是时光不可靠的地方吧……它几乎是一条草木掩映、光线不明的路，它利用你以为是存在的东西，一些细节，或者隔着你而活色生香的事物，来引导你……你甚至以为那是一支箭在弦上来来去去，你是其中的一个音符。你如此沉浸，以为时光是你摘到手心的一枚苹果。然而，之后不久，时光它突然一顿，消失不见，徒留你在原地打转。”
　　显然，李万华对时间的把握早已剥离了抽象的概念，转而落实到一件具体的物事，这样的转换与书写能力使得她的文字充满了生活的质感与理性的思考。正如高尔基所言的那样——我们若要生活，就该为自己建造一种充满感受、思索和行动的时钟，用它来代替这个枯燥、单调，以愁闷来扼杀心灵，带有责备意味和冷冷地滴答着的时间。在一篇题为《白露》的随笔中，作家表露了这样的一种时间感受：偶一抬头，天已远去。这是一种借用空间的错位来凸显时间流逝的隐喻书写，或者说这是完全将自我放置到时间深处而有了关于生命的极度体验之后萌发的诗性表达。“天一定不是打马离去。上一个季节，草木弥漫紧张气息，全是只争朝夕的忙碌景象，仿佛会有突然的终结，来不及仔细而缓慢地生长。”天甚至是云，的确不会打马离去，那么离去的究竟是什么呢——除了时间，以及被时间裹挟着走远的那个人之外，还会有谁？尽管有些匆忙，但所有的草木都会无一例外地把花朵献给阳光，把果实摆到脚下——草木不曾挪动脚步，所以天空走远了。然而，当那些来不及表达意义的所指，甚至早已弄丢了初心、迷惘了方向的人群，依旧在争先恐后地奔向远处时，他们决然体悟不到“天已走远”的况味与静美。因此，当李万华写下“很多时候，我这样坐着，由此我经常见到四季排着队，不停地在窗外走过”时，我相信读者的心定会为之一颤——这是怎样的一位女子，当我们早已混淆了季节的界限和理性的边沿时，她还守护着那份本该属于群体的鲜活记忆与生活真实，如果人类的记忆必将成为历史，那么这样的记录将是最为生动的一笔。
　　散文《在乌兰的大地上》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时间的描摹，令人过目难忘：“老人剃头，女人们坐在树下缝制，小孩子玩着石子和泥土，猫跳进菜园撒尿，黄狗趴在地上吐着舌头，青杨树梢上，喜鹊起起落落，如果移动目光，会看见田边大麻叉开叶子，黄蝴蝶飞过青稞田，趴着车前草的小路，通向河边和远山，而河水喧哗，远山深黛，那一面山腰，被苍黑云杉缠绕……那些时刻，阳光总是带着色彩和温度，风总是裹着芬芳和清凉，时间总是不慌不忙，人们专注于当下琐碎，掐断一个线头和蒸出一屉馒头同样重要。”这或许是将时间与生活乃至生命之间的内在关联表达得最为传神的文字——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不曾遇到第二人，哪怕是董桥。难怪《小说月报》的微信平台在推荐其《西风消息》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李万华的散文风格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二
　　对音乐和电影的痴迷与独到理解，构成了李万华散文创作的另一韵致。同样痴迷于音乐的扎加耶夫斯基说——我们总能够在音乐的旋律中找寻到与生活乃至生命不同阶段相吻合的那种微妙感觉，有时候脆弱而不堪一击，有时候骁勇而不可一世，或痛苦、或欣慰，都是直观的一些矛盾组合体。这样的深刻体悟与李万华在其散文《第十交响曲》中的理解不谋而合，她在谈及贝多芬及其音乐时说：“其实完整的贝多芬只有在他的晚期弦乐四重奏中才能看到。在那里，他已消瘦，他的额角隆起，他的黑发已白，并且如狂蛇乱舞。他奔跑在傍晚的暴雨和疾驰的风中，也踟蹰在无人的窄巷和幽暗的林中小径。他的眼睛依旧像大海上的月光，然而他的声音，已浸透冰凉。世界早已变成一张幕布，他伸出的手，可以将它抓破，但就是没有回声。” 　　显然，扎加耶夫斯基提到的三种音乐成分：脆弱、力量和痛苦在这段文字中全部得以映现，那么他说的第四种没有名字的成分到底是什么？读者能否从李万华的作品中找到相应的答案？且听李万华的进一步理解：贝多芬的前几部交响曲，人生中该写的、该标记的部分，都已出现。英雄的气概，自由的向往，爱的甜美与回望，自然的静谧与和谐，成长与慌乱，狂放与激情，酒与歌，眼泪与玫瑰。按贝多芬最初的设想，欢乐颂应该在第十交响曲中等待。但因为某种原因，欢乐颂却出现在第九交响曲中。这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抑或是不可预知也不可言说的“第四种成分”？虽然李万华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在字里行间已经给读者昭示以明晰的解读方向：“如果贝多芬的《第十交响曲》已经写出，如果我们在某个阳光明澈的午后，或者如水清凉的夜晚将此曲聆听，我们会听到什么，我们是否会如一棵移动的树融入森林般，在与世界的孤单相对中，重获甘美的自由与安宁。”
　　带着这样的体悟与暗示，读者似乎也可以去破译扎加耶夫斯基的心灵密码了——以同样的方式去翻阅他的文字，钥匙就在其中。在我看来，这把神秘的钥匙便是那首题为《灵魂》的短诗：我们知道，我们不被允许使用你的名字。/我们知道你不可言说，/贫血，虚弱，像一个孩子/疑心着神秘的伤害。/我们知道，现在你不被允许活在/音乐或是日落时的树上。/我们知道——或者至少被告知——/你根本不在任何地方。/但是我们依然不断地听到你疲倦的声音/——在回声里，在抱怨里，在我们接到的/安提贡来自希腊沙漠的信件里。
　　尽管扎加耶夫斯基不知道“它”的确切名字，或者他内心清楚却不被世俗允许使用“它”的名字——这是一种真实而无奈的苦痛。人们试图要找到那“第四种不可言说”的声音，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你不被允许活在/音乐或是日落时的树上；我们知道——或者至少被告知——/你根本不在任何地方。/但是我们依然不断地听到你疲倦的声音”。明知不可寻而寻之，诗人的探寻已然达到了形而上的哲思层面，这样的体悟与深思同样体现在李万华的散文作品中。在聆听舒伯特的《鳟鱼》时，她听到了许多来自家乡的事物，它们像一首曲子，在那里时而响起，时而寂灭，在这中间，似乎隐含着“第四种成分”即灵魂的存在。李万华说：“我在音符的晨曦和暮色中来去走动，我无法将身体延伸到时光外，亦无法离去而远逝。路途也许一步之遥，也许漫长，我只得时刻回身，用熟知将未知一一代替。”
　　对于李万华而言，在不断的远行与回身之间，在不断的追寻与迷惘之间，音乐与文字是最好的精神理疗师。每当音乐响起，文字跃上屏幕，作家笔下的时空就会变得更加具体，有关存在与生命印记也会显得异常清晰。她在散文《三月》中写道：“将贝多芬的《献给柏拉图式的恋人的奏鸣曲》放进播放器，吉利尔斯的音乐。附在CD里的片段文字说：这两个身材矮小的人，在音符上，似乎都为对方存活。倒一杯蜂蜜水，坐在阳光的温热中……铁线蕨静无声息，金橘垂在枝头，杜鹃的花瓣撒在窗台上。”这是一个将诗意和音乐融为一体的场景，这也是她最为放松的精神状态——而散文创作最需要的质素就是创作主体的自在、性灵与真诚。
　　越过音乐的田野，我似乎又看到了李万华身影孑然，独自沉醉于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之中的情景。电影画面单调而又持久——驭手驾车穿过旷野，无休止的狂风，翻飞的叶片，萧瑟的草木，滑落天边的落日，锯子拉过心脏般沉重的配乐。马不停地走，不停地走……大地一派苍茫，而苍茫或许就是一种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一路向前，就是风雨兼程。当然，也有可能是回首、驻足和必要的停留。李万华曾问道：冬天的花香它在哪里藏？我想它有可能隐藏在某一段柔和的音乐中，停驻在一小截时光的剪影里，或如扎加耶夫斯基所写的那样，存在于安提贡来自希腊沙漠的信件里。
　　三
　　阅读李万华的散文作品，我越发肯定梦境就是人类复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时候，它比荒诞的现实本身更具真实性，特别是当梦境作为人类记忆的有益补充而存在时，它毫不犹豫地承担了某些“强调”和“唤起”的功能。在梦中，人的精神意识异常活跃，它常常将主体引向自我的本真状态，而它所蕴含的象征或暗示意义，正如弗洛伊德所言，是可以被解释的。
　　李万华散文中出现了多种情形的梦境，从审美接受层面而言，梦境的不断出现扩大了原有的叙述空间，它们在保持正常叙事节奏的同时，营造出了一种更为紧张、开阔和深入的情绪冲突和语言张力，读来撼动人心。如《变故》开篇就散发出一种梦魇般的奇幻味道，令人紧张却又充满热望。“我异常清楚地明白，不管我怎样努力，结局已经不能改變。眼前并未发生变化的院落，我知道，早已潜藏危险。某一时终将来临，某些变故无法避免。如此肯定，仿佛事情早已发生。但是，我怎能放弃。我抱住母亲：我要改变这一天的所有程序，我要让直线弯曲，让细节膨大，我要让墙头的风落到路口，要让下一句话，成为上句。”这是李万华对梦境的描摹，也是掩映了诸多哀伤、挣扎、执著后的深情表达。如果说，现实当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愿提及或面对的，那么在梦境中，它们将以多种方式呈现，并让主体作出抉择，给出答案。尽管梦境不甚连贯，喜悦和忧伤时隐时现，但梦中人依旧遵从秩序，勇敢前行。
　　这样的梦境叙述，无疑拓展了读者思考的维度。当李万华提出“如果所有的噩梦都成为现实，而所有愉悦的日子都不过是一场梦境”的思虑时，“我们又该如何应对”便成了现实当中不容回避的问题。沿着这样的思考路径，李万华进而提出了如下设想：白昼、蓝天、星辰和闪电有没有可能同时出现——仿佛一棵树枝上，芽苞、花朵、果实同时挂满；又仿佛一个人的生命中幼童、青年和苍老混同一时。带着这样的设想，作品中的奇幻梦境再次涌来：“在灰白的马路之上，我轻盈地飞翔。我划动的双脚变成蹼，我的前方，青山巍峨白云缭绕。我头顶淡蓝的天空，白日正散射亮光，但是星辰，它们正闪烁在天空之上……闪电在天边一道道划出，沿着山脊线，它们将那些山峰映出瞬间白亮，也远射到我身上，而我一直在飞翔。”这是一段有着童话气质的梦境之旅，现实当中的诸多幻想在梦中逐一显现，且不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去解读它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有那么多真实而矛盾的现实存在因为我们惯常的漠视或无知而忽略了。蓝天、星空、闪电……它们同时存在于宇宙，只因星球的转动而留给我们一个相对狭窄的认知空间；一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幼年的纯粹与天真，青年的追寻与摇摆，老年的成熟与无奈，实际上并不能在生命之河里截然分开。生活当中我们所避讳的内容，梦境当中会逐一显露出来，而这一切都是我们生命里最真实的印记。
　　荣格心理学派认为，一个能够直面无意识，并能将无意识内容与意识内容进行整合的人，才能称为完整的人。无意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和意识沟通，一种是梦，一种是想象，二者都是由心灵发展出来的高度精炼的交流方式。我们可以把梦看作睡着时的想象，而把想象可以看作醒着时梦在我们心中的流动。显然，一位出色的作家能够把各种不可见的无意识内容转化为能够被意识到的意象，从而达成了描摹、想象与体悟的深度融合。因此，可以这样确认，李万华散文中的梦境书写，显然不是杂乱无序的无意识记述，而是承载了其内心深处焦灼与挣脱、期望与隐忧交织着的生存体验，这种体验在她笔下显现出自然、真实和无奈的情状。她能把这种情状不动声色甚至较为松弛地表达出来，却让读者紧张不安，由此显示出一位成熟作家应有的创作底色。
　　李万华喜欢用这样的方式穿行河湟，并且梦到时间的波澜。她在梦境中见到的金鬃马，毛色鲜亮，光滑如瀑，马一扬蹄，金色就是一阵波浪涌动——这个时节，祁连山下应该草木葱茏，大片油菜花延伸在路边，圣湖与雪山蓄满了阳光，众人行走于这样的尘世，有人在耳畔说：我们行进的路线，都是如此平行；也有人在梦境中说：道路风吹雨打，无边落木已是萧萧而下。而扎加耶夫斯基说——作家是孤独的，表达喜悦或悲伤。只有太阳和死亡这两种力量才是作家探索意义的见证者。不难看出，在这方面，作家李万华与扎加耶夫斯基的创作观念不尽相同，我甚至可以这样揣测，对于李万华而言，水洼里的时间、路边的草木以及愿意和人类同行的小动物，才是万物生长和意义求索的见证者。
　　故此，如果说时间、梦境、音乐和电影是李万华散文创作的“金色河谷”（重要主题），那么其散文语言结构所呈示的雄深雅健之气和诗性表达方式，则为读者传递出更为灵动的“西风消息”（写作风格），两者同样值得研究者关注。
　　作者简介：刘大伟，青海省海东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委员，西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在《诗刊》《星星》《绿风》《诗潮》《滇池》《江南诗》等刊物发表作品若干。著有诗集《雪落林川》《低翔》，文化散文集《凝眸青海道》，作品曾获第六届青海青年文学奖、第七届青海省政府文学艺术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