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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尽管里芬斯塔尔因曾效力于纳粹德国被许多人从一般电影导演中区分开来，但是她的的确确为世界纪录片创作做出了非凡的作品并提供了珍贵详实的历史资料，在某种程度上说，里芬斯塔尔算是尸位维尔托夫意义上的电影眼睛人。
[关键词]：电影眼睛；艺术政治化；政治艺术化；反法西斯
尽管里芬斯塔尔曾效力于纳粹德国而备受争议，但是她的确为世界纪录片创作做出了非凡的作品并提供了珍贵详实的历史资料，在某种程度上说，里芬斯塔尔算是一位维尔托夫意义上的“电影眼睛人”。
一 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在飞翔
一战后维尔托夫为世界带来了一股具有强烈震撼力的新风。维尔托夫善于用摄影机来捕捉劳动和生活中的普通人，让他们生动自然的表情和姿态不受干扰地重现在银幕上，和西方以电影明星为中心的摄影棚电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维尔托夫确立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摄影机比人的肉眼更完美，借助这一机械手段，人的肉眼能够感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维尔托夫在《带摄影机的人》中，把他的这一立场表述得十分清楚，“实际上，电影眼睛小组在抛弃了摄影棚、演员、布景和剧本之后，他们就开始坚决地清理电影语言，让它跟戏剧和文学的语言彻底分家”。在维尔托夫看来，画面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解说词的御用工具，即使用到字幕，它也应该与画面构成一种对位关系而不是简单的解释说明关系。
《带电影摄影机的人》是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它的每一个镜头都保留了某种真实的现场感。它既没有刻意告诉我们什么，也没有存心不告诉我们什么，它只是在记录，这双电影眼睛几乎无处不在、四处飞翔，真正做到俯瞰世界和在世界中飞翔。
在西方纪录片史上，恐怕只有一个人物可以与维尔托夫相比拟，尽管因为政治原因，人们通常不愿意来做这种类比 这个难得一见的天才人物，就是为纳粹拍摄过纪录片的德国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
二、里芬斯塔尔的摄影机不撒谎
里芬斯塔尔于1932年，自导自演了第一部剧情片《蓝光》，希特勒在看过里芬斯塔尔的电影后，在一场与里芬斯塔尔的私人会面后，邀请她为纳粹党拍摄纪录片。里芬斯塔尔答应了希特勒的要求，并于1933年拍摄了纪录片《意志的胜利》，描写纳粹党在纽伦堡执政，显示出她在电影上的过人才华。1936年，她拍摄了描写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奥林匹亚》，该片在电影技术上的创新始终被认为是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影片之一，而其拍摄动机却让这部杰出影片成为服务于纳粹政府的法西斯美学的代表作品。虽然后来在电影史上得过四个大奖，但同时也永远地成了她的污点，因为在当时和现在的众多影评人看来，她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旁白中不断出现的‘战斗’、‘胜利’字眼，都透露了创作者的法西斯信念”。
然而，里芬斯塔尔最后一部为第三帝国拍摄的电影是在1937年，之后便拒绝为第三帝国服务。第三帝国倒台后，她是第一批被送进监狱的电影人，被定性为纳粹同情者，几次遭到逮捕。1952年，西柏林法庭做出终审判决：“里芬斯塔尔……没有从事过应受惩处的支持纳粹统治的政治活动……没有致力于建立与自己艺术事业无关的联系……她与希特勒之间不存在暧昧关系。”重新获得自由后，里芬斯塔尔试图恢复自己作为电影人的地位，但是无形的猜忌和谴责还是经常落到她的身上。1956年，里芬斯塔尔开始了她的非洲之旅，在那里，她不仅“重新获得了生命”，而且还开始拍摄一部叫做“黑奴船”的半虚构的纪录片，以表达她对现代奴隶买卖的义愤。从1962年开始，里芬斯塔尔数次前往苏丹努巴山区的原始部落，去进行研究和拍摄工作。尽管她不是第一个拍摄他们的人，但她是第一个被皮肤黝黑的努巴人接受的外人，她被允许去拍摄努巴人神圣的仪式。从1965年开始，受努巴人金属般优雅的体态和富于美感的生活方式的吸引，这位62岁的老人开始拍摄一部关于努巴人的彩色纪录片，以记录这一正处于崩溃瓦解之中的原始文明。里芬斯塔尔说，她只拍好看的人和好看的东西，这不是因为她个人不喜欢有病的人，而是因为拍好看的人能给观者带来愉悦。
71岁那年，里芬斯塔尔参加了潜水训练，她要实现自己的一个宿愿：拍摄水底世界。不久，她果真成了一个出色的水底摄影师，并出版了两本插图著作，《珊瑚花园》和《水下的奇观》。直到94岁的时候，里芬斯塔尔还戴着潜水镜，到可可岛附近的水域去拍摄鲨鱼。2000年2月，里芬斯塔尔串领一个小型摄影队飞抵苏丹首都喀土木，在那里，经过漫长的等待和艰难的谈判，当局终于同意他们前往努巴山区。成千上万的努巴人翘首期盼她的到来，在那里、她发现很多要好的朋友都成了内战的牺牲品，正当里芬斯塔尔准备继续对那些还活着的努巴朋友进行纪录时，新的战争爆发了，她只好立即和摄影队乘直升飞机离开努巴山区，另一场灾难降临在他们头上，直升机坠毁了，所幸没有人员死亡。一架救援飞机把里芬斯塔尔运往一家德国医院，在那里，人们发现这位九向老人肋骨多处断裂并伤及肺部，尽管发生了这场可怕的事件，这位精力旺盛的老人还是没有放弃她再次前往苏丹的计划。2003年9月9日，这位充满了坎坷与传奇的世纪老人，在慕尼黑附近的家中安然辞别了人世。
三、维尔托夫政治的艺术化与里芬斯塔尔艺术的政治化
维尔托夫的“电影真理报”曾用电影的形式为这种政治确立了一种典范：一种“自下而上”的、不是从上级命令出发的政治。维尔托夫的电影实践告诉我们，人民有权通过电影眼睛来记录和观察自己的生活。这一号召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与维尔托夫的平民电影相比，里分斯塔尔的电影带有更多的贵族气息，她醉心于生活的“美”，却并不关心生活的全部，她擅长拍摄纪录片，但工作起来更像是一个故事片导演，她拒绝承认《意志的胜利》是一部宣传电影，但恰好因为它是“艺术”的，所以才有煽动性，她从不关心政治，所以才会被政治利用。里芬斯塔尔与维尔托夫这两个伟大的电影眼睛人，各自代表了本雅明所指出的两条对立的艺术路线：政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政治化。一部纪录片就是一段有声有色的历史。历史是不能歪曲，不能捏造，不能虚构的。
[关键词]：电影眼睛；艺术政治化；政治艺术化；反法西斯
尽管里芬斯塔尔曾效力于纳粹德国而备受争议，但是她的确为世界纪录片创作做出了非凡的作品并提供了珍贵详实的历史资料，在某种程度上说，里芬斯塔尔算是一位维尔托夫意义上的“电影眼睛人”。
一 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在飞翔
一战后维尔托夫为世界带来了一股具有强烈震撼力的新风。维尔托夫善于用摄影机来捕捉劳动和生活中的普通人，让他们生动自然的表情和姿态不受干扰地重现在银幕上，和西方以电影明星为中心的摄影棚电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维尔托夫确立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摄影机比人的肉眼更完美，借助这一机械手段，人的肉眼能够感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维尔托夫在《带摄影机的人》中，把他的这一立场表述得十分清楚，“实际上，电影眼睛小组在抛弃了摄影棚、演员、布景和剧本之后，他们就开始坚决地清理电影语言，让它跟戏剧和文学的语言彻底分家”。在维尔托夫看来，画面不是也不应该成为解说词的御用工具，即使用到字幕，它也应该与画面构成一种对位关系而不是简单的解释说明关系。
《带电影摄影机的人》是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它的每一个镜头都保留了某种真实的现场感。它既没有刻意告诉我们什么，也没有存心不告诉我们什么，它只是在记录，这双电影眼睛几乎无处不在、四处飞翔，真正做到俯瞰世界和在世界中飞翔。
在西方纪录片史上，恐怕只有一个人物可以与维尔托夫相比拟，尽管因为政治原因，人们通常不愿意来做这种类比 这个难得一见的天才人物，就是为纳粹拍摄过纪录片的德国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
二、里芬斯塔尔的摄影机不撒谎
里芬斯塔尔于1932年，自导自演了第一部剧情片《蓝光》，希特勒在看过里芬斯塔尔的电影后，在一场与里芬斯塔尔的私人会面后，邀请她为纳粹党拍摄纪录片。里芬斯塔尔答应了希特勒的要求，并于1933年拍摄了纪录片《意志的胜利》，描写纳粹党在纽伦堡执政，显示出她在电影上的过人才华。1936年，她拍摄了描写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奥林匹亚》，该片在电影技术上的创新始终被认为是电影史上最重要的影片之一，而其拍摄动机却让这部杰出影片成为服务于纳粹政府的法西斯美学的代表作品。虽然后来在电影史上得过四个大奖，但同时也永远地成了她的污点，因为在当时和现在的众多影评人看来，她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旁白中不断出现的‘战斗’、‘胜利’字眼，都透露了创作者的法西斯信念”。
然而，里芬斯塔尔最后一部为第三帝国拍摄的电影是在1937年，之后便拒绝为第三帝国服务。第三帝国倒台后，她是第一批被送进监狱的电影人，被定性为纳粹同情者，几次遭到逮捕。1952年，西柏林法庭做出终审判决：“里芬斯塔尔……没有从事过应受惩处的支持纳粹统治的政治活动……没有致力于建立与自己艺术事业无关的联系……她与希特勒之间不存在暧昧关系。”重新获得自由后，里芬斯塔尔试图恢复自己作为电影人的地位，但是无形的猜忌和谴责还是经常落到她的身上。1956年，里芬斯塔尔开始了她的非洲之旅，在那里，她不仅“重新获得了生命”，而且还开始拍摄一部叫做“黑奴船”的半虚构的纪录片，以表达她对现代奴隶买卖的义愤。从1962年开始，里芬斯塔尔数次前往苏丹努巴山区的原始部落，去进行研究和拍摄工作。尽管她不是第一个拍摄他们的人，但她是第一个被皮肤黝黑的努巴人接受的外人，她被允许去拍摄努巴人神圣的仪式。从1965年开始，受努巴人金属般优雅的体态和富于美感的生活方式的吸引，这位62岁的老人开始拍摄一部关于努巴人的彩色纪录片，以记录这一正处于崩溃瓦解之中的原始文明。里芬斯塔尔说，她只拍好看的人和好看的东西，这不是因为她个人不喜欢有病的人，而是因为拍好看的人能给观者带来愉悦。
71岁那年，里芬斯塔尔参加了潜水训练，她要实现自己的一个宿愿：拍摄水底世界。不久，她果真成了一个出色的水底摄影师，并出版了两本插图著作，《珊瑚花园》和《水下的奇观》。直到94岁的时候，里芬斯塔尔还戴着潜水镜，到可可岛附近的水域去拍摄鲨鱼。2000年2月，里芬斯塔尔串领一个小型摄影队飞抵苏丹首都喀土木，在那里，经过漫长的等待和艰难的谈判，当局终于同意他们前往努巴山区。成千上万的努巴人翘首期盼她的到来，在那里、她发现很多要好的朋友都成了内战的牺牲品，正当里芬斯塔尔准备继续对那些还活着的努巴朋友进行纪录时，新的战争爆发了，她只好立即和摄影队乘直升飞机离开努巴山区，另一场灾难降临在他们头上，直升机坠毁了，所幸没有人员死亡。一架救援飞机把里芬斯塔尔运往一家德国医院，在那里，人们发现这位九向老人肋骨多处断裂并伤及肺部，尽管发生了这场可怕的事件，这位精力旺盛的老人还是没有放弃她再次前往苏丹的计划。2003年9月9日，这位充满了坎坷与传奇的世纪老人，在慕尼黑附近的家中安然辞别了人世。
三、维尔托夫政治的艺术化与里芬斯塔尔艺术的政治化
维尔托夫的“电影真理报”曾用电影的形式为这种政治确立了一种典范：一种“自下而上”的、不是从上级命令出发的政治。维尔托夫的电影实践告诉我们，人民有权通过电影眼睛来记录和观察自己的生活。这一号召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与维尔托夫的平民电影相比，里分斯塔尔的电影带有更多的贵族气息，她醉心于生活的“美”，却并不关心生活的全部，她擅长拍摄纪录片，但工作起来更像是一个故事片导演，她拒绝承认《意志的胜利》是一部宣传电影，但恰好因为它是“艺术”的，所以才有煽动性，她从不关心政治，所以才会被政治利用。里芬斯塔尔与维尔托夫这两个伟大的电影眼睛人，各自代表了本雅明所指出的两条对立的艺术路线：政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政治化。一部纪录片就是一段有声有色的历史。历史是不能歪曲，不能捏造，不能虚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