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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风姿各异的民俗为影视艺术民族风格的刻画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供给”。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创作对“民俗养料”的吸收尤为充分，张艺谋巧妙地借助“民俗佐料”调制出一道道“中国烹饪”，掀起一番“中国民俗诱惑”热潮，筑构起中国新时期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一道亮丽风景。张艺谋早期电影中“民俗诱惑“的成功在于两道工序：其一：民俗原料的筛选尤为花心思，每一个民俗场景、民俗动作、民俗语言都别具匠心；其二：运用了最能保证“民俗原料”色、香、味齐全的烹饪方式，根据不同“民俗原料“的不同“口味”、不同“营养成分”，选择与之相应的烹饪方式。
关键词：民俗；民俗诱惑；民俗养料
民俗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各个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历史传承、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心态感受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发出并传承的。民俗是一个名族和地区所共有的文化意识，是一种共同的心理模式和框架，反映了这个群体、民族、国家的独特的性格特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传统民俗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
别林斯基曾讲道：“ 民族性是真正成熟的艺术品必备的条件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和特色的忠实描写，一切这些民俗，构成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他们，这个民族就好比一个没有脸的人物。”因此风姿各异的民俗为影视艺术民族风格的刻画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供给”。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创作对“民俗养料”的吸收尤为充分。《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等，张艺谋巧妙地借助“民俗佐料”调制出一道道“中国烹饪”，掀起一番“中国民俗诱惑”热潮。正是由于张艺谋早期电影中的“民俗诱惑”，使得其作品“风味”独特，筑构起中国新时期电影的一道亮丽风景，同时这道亮丽的风景“红杏出墙”，使中国电影“鲤鱼跃龙门”，踏上世界光影舞台。尽管对于“张艺谋现象”褒贬不一，拥护者认为此乃中国之“原生态”，质疑者则反驳道此举媚俗西方。暂不论此，从张艺谋早期的创作序列中，他的“民俗套餐”烹饪厨艺确实非常了得。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道好菜，原料为本。张艺谋的早期电影创作中对于民俗原料的筛选尤为花心思。每一个民俗场景、民俗动作、民俗语言都别具匠心，正是这一处处民俗细节地强调，使得这一道盛宴有着挡不住的“食欲诱惑“。从《红高粱》到《菊豆》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到《秋菊打官司》再到《活着》，每一个民俗，看似平淡，实则意蕴深远。每一个民俗表面看去好比一条静静流淌着的潺潺溪流，于平静无声处却传达出对于人性的追究和生命的洞察，每一个民俗，发出一种由有限向无限透射的力量，升华成为一种“中国符号”。
《红高粱》中“颠轿”、“野合”“祭酒神”等一系列充满阳刚之气的民俗场面，流露出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所积蕴的狂放、洒脱，张扬出生命的活力。单说“颠轿”一场，一群赤裸着膀子的粗野汉子踉跄着步调，扯着嗓门，唱着俏皮的调子。张艺谋借用“颠轿”这一传统民俗，将民族意识深处的那股子冲天浩气，尽情地抖落了出来。《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挂灯灭灯”、“捶脚”民俗。影片中大红灯笼的挂与落关联着女性的命运，映照着封建社会女性的悲惨人生，将传统封建秩序对于人性的戕害形象呈现。《菊豆》中的“拦棺哭丧”，私下偷情的菊豆和杨天青为显尽孝，一次次哭着上前拦棺，直至两人筋疲力尽。张艺谋借用这一民俗一方面表现出了主人公杨天青性格上的懦弱，另一面也表现出封建教条对于人性的压抑与扭曲。染缸、耀眼夺目的大红布匹，则寓意着菊豆同杨天青的偷情在放纵与束缚、欢乐与痛楚间摇摆。
《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为了底层人的自尊讨个“说法”和在断子绝孙的恐惧中状告村长，由此看出秋菊打官司的勇气和坚韧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民俗的力量。在秋菊被村长救了命，有了“面子”以及儿子生了，能够传宗接代之后，官司就不存在了。可见张艺谋《秋菊打官司》同民俗仍然有着千丝万缕地牵连。《活着》中的摇骰子、赌博以及皮影戏，这些民俗化的场景也搭建其一个形象的“中国传统意境”.
张艺谋精心地“民俗原料”选择为他早期作品中传统文化张力的形成奠定了根基。然而原料备齐只不过是“民俗诱惑”得以形成的第一道工序，张艺谋的厨艺高超还在于他运用了最能保证“民俗原料”色、香、味齐全的烹饪方式，根据不同“民俗原料“的不同“口味”、不同“营养成分”，選择与之相应的烹饪方式，旺火爆炒还是温火慢蒸，张艺谋对于火候的掌握可谓恰到好处。
《红高粱》中“颠轿”一场，一群年轻健壮、肌肉结实的男人夸张的动作造型，桀骜不驯、惊天动地的喊唱，与广阔无边的极为单纯的黄色土地、烟尘，热情饱满的红色盖头、轿子，完美融合。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呼唤中华民族激扬昂奋的民族精神。正如张艺谋自己所言：“我之所以把《红高粱》拍得轰轰烈烈烈，张张扬扬，就是要展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要表达‘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这样一个拙直浅显的道理。只有这样，民性才会激扬发展，国力才会强盛不衰。”张艺谋将“颠轿”这一民俗，置于荒芜的沙漠，通过大面积明亮的黄色和鲜艳的红色交织，将西北人情、西北风貌、西北的粗狂与强悍淋漓尽致地洒落出来。“野合”一场，首先爷爷踏平一片高粱，一块圆形的圣坛铺展开来，两性性爱，被赋予了不可侵犯的神圣。“野合”这一原本粗俗的民俗行为，在张艺谋的修饰之下，却是如此的庄重与严肃，再加之火红的高粱，被阳光镶嵌成金色在风中狂舞，以及犹如助威的唢呐声，惊天动地，更加衬托出“野合”的威严，以及张艺谋对于生命的歌颂。
《菊豆》中“拦棺哭丧”一场，表面婶侄关系的菊豆和杨天青其实早已偷情私生一子天白，但是由于吃人的礼教，两人上演了一场“人前作秀”，从而揭示出了民族文化中强大的传统约束力。红色的“染布”，一方面是菊豆与天青爱情的传递，二人在红色的染布下相识相爱，另一方面也是血腥的杀戮，天白得知母亲与天青的“奸情”怒杀天青以及最后绝望的菊豆纵火烧毁“杨氏染坊”。“染缸”更是二十世纪中叶整个社会环境的概貌，每个人在社会的“染缸”被腐化，被封建残余思想所异化，没有独立，没有自由。正如天青一样，面对菊豆的多次提议私奔，他失踪不愿意接受，纵使现实的生活已经压得他几近窒息，纵使他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有尽头，不会有转机，他仍旧默默的承受着。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挂灯灭灯”，张艺谋采取一种截然不同于《红高粱》的烹饪方式。片中几次出现的旧宅院全景，规矩的封闭性构图，表现得异常的稳定，象征着封建秩序的异常强大，封建制度的根深蒂固，由此为妻妾的牺牲、异化埋下了伏笔。导演将一排排整齐的红灯笼包围于这座封闭的青砖灰瓦乔家大院，从而使得“挂灯灭灯”这一民俗，承载着更多的“男权游戏”的意味，即便是妻妾间如何费劲心机，相互算计，也不过是被男权玩弄与股掌之间的玩物而已。大红灯笼被高高地挂起，虽然牵动着每一位妻妾的地位与权势，但是红灯笼所散发的光芒被无际的黑暗包围着，微弱的光亮仿佛正在一点点地被“黑洞”吸收。由此可见张艺谋为“挂灯灭灯”这一民俗，巧妙地设定下一个情境，挂灯的荣耀与灭灯的失宠，对于“老爷”而言无关痛痒。另外，大院里雕花的屋檐更是妻妾间钩心斗角的写照，使得“挂灯灭灯”同环境细节相互映照。
《秋菊打官司》中，张艺谋对于民俗的表现，显示了不事雕琢的功力，呈現出一种简单朴素的风格，将秋菊的心历路程化作了简单、质朴般的镜头语言。张艺谋对秋菊告村长打官司通过纪录片式的对环境的真实表现。尽管少了一些细节的精雕细琢，却透露出一股质朴无华的震撼。《活着》中摇骰子、赌博以及皮影戏，反映出人被迫逆来顺受的悲惨遭遇，民俗化的道具参与人物性格的刻画，彰显出主人公隐忍的性格特征，同时也为整个影片打下了当下时代背景的深刻烙印。
从1987年的《红高梁》直到1994年的《活着》，张艺谋早期电影作品对于“民俗”的厚爱，使得他的创作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他的名字也在世界级的颁奖舞台上被反复的提及，形成了一股波及世界范围的“民俗诱惑”。民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外显形式，以其普遍性、大众性的文化属性使得其在影视素材中脱颖而出，张艺谋重视到了这一点，并且将之表现得堪谓极致，通过上等的“民俗选材“工序以及恰如其分的烹饪方式使得张艺谋的“民俗诱惑”势不可挡。
【参考文献】
[1]金丹元.“后现代语境”与影视审美文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2]彭澎.电影艺术文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3]黄会林.经典影片读解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廖海波.影视民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蔡贻象.影视文化美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6]戴清.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7]张阿利.新世纪 新十年：中国影视文化的形势、格局与趋势[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0
[8]田兆耀.电影美学与文化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与技术学院】
关键词：民俗；民俗诱惑；民俗养料
民俗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各个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历史传承、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心态感受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发出并传承的。民俗是一个名族和地区所共有的文化意识，是一种共同的心理模式和框架，反映了这个群体、民族、国家的独特的性格特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传统民俗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
别林斯基曾讲道：“ 民族性是真正成熟的艺术品必备的条件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和特色的忠实描写，一切这些民俗，构成一个民族的面貌，没有了他们，这个民族就好比一个没有脸的人物。”因此风姿各异的民俗为影视艺术民族风格的刻画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供给”。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创作对“民俗养料”的吸收尤为充分。《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等，张艺谋巧妙地借助“民俗佐料”调制出一道道“中国烹饪”，掀起一番“中国民俗诱惑”热潮。正是由于张艺谋早期电影中的“民俗诱惑”，使得其作品“风味”独特，筑构起中国新时期电影的一道亮丽风景，同时这道亮丽的风景“红杏出墙”，使中国电影“鲤鱼跃龙门”，踏上世界光影舞台。尽管对于“张艺谋现象”褒贬不一，拥护者认为此乃中国之“原生态”，质疑者则反驳道此举媚俗西方。暂不论此，从张艺谋早期的创作序列中，他的“民俗套餐”烹饪厨艺确实非常了得。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道好菜，原料为本。张艺谋的早期电影创作中对于民俗原料的筛选尤为花心思。每一个民俗场景、民俗动作、民俗语言都别具匠心，正是这一处处民俗细节地强调，使得这一道盛宴有着挡不住的“食欲诱惑“。从《红高粱》到《菊豆》到《大红灯笼高高挂》到《秋菊打官司》再到《活着》，每一个民俗，看似平淡，实则意蕴深远。每一个民俗表面看去好比一条静静流淌着的潺潺溪流，于平静无声处却传达出对于人性的追究和生命的洞察，每一个民俗，发出一种由有限向无限透射的力量，升华成为一种“中国符号”。
《红高粱》中“颠轿”、“野合”“祭酒神”等一系列充满阳刚之气的民俗场面，流露出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所积蕴的狂放、洒脱，张扬出生命的活力。单说“颠轿”一场，一群赤裸着膀子的粗野汉子踉跄着步调，扯着嗓门，唱着俏皮的调子。张艺谋借用“颠轿”这一传统民俗，将民族意识深处的那股子冲天浩气，尽情地抖落了出来。《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挂灯灭灯”、“捶脚”民俗。影片中大红灯笼的挂与落关联着女性的命运，映照着封建社会女性的悲惨人生，将传统封建秩序对于人性的戕害形象呈现。《菊豆》中的“拦棺哭丧”，私下偷情的菊豆和杨天青为显尽孝，一次次哭着上前拦棺，直至两人筋疲力尽。张艺谋借用这一民俗一方面表现出了主人公杨天青性格上的懦弱，另一面也表现出封建教条对于人性的压抑与扭曲。染缸、耀眼夺目的大红布匹，则寓意着菊豆同杨天青的偷情在放纵与束缚、欢乐与痛楚间摇摆。
《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为了底层人的自尊讨个“说法”和在断子绝孙的恐惧中状告村长，由此看出秋菊打官司的勇气和坚韧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民俗的力量。在秋菊被村长救了命，有了“面子”以及儿子生了，能够传宗接代之后，官司就不存在了。可见张艺谋《秋菊打官司》同民俗仍然有着千丝万缕地牵连。《活着》中的摇骰子、赌博以及皮影戏，这些民俗化的场景也搭建其一个形象的“中国传统意境”.
张艺谋精心地“民俗原料”选择为他早期作品中传统文化张力的形成奠定了根基。然而原料备齐只不过是“民俗诱惑”得以形成的第一道工序，张艺谋的厨艺高超还在于他运用了最能保证“民俗原料”色、香、味齐全的烹饪方式，根据不同“民俗原料“的不同“口味”、不同“营养成分”，選择与之相应的烹饪方式，旺火爆炒还是温火慢蒸，张艺谋对于火候的掌握可谓恰到好处。
《红高粱》中“颠轿”一场，一群年轻健壮、肌肉结实的男人夸张的动作造型，桀骜不驯、惊天动地的喊唱，与广阔无边的极为单纯的黄色土地、烟尘，热情饱满的红色盖头、轿子，完美融合。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呼唤中华民族激扬昂奋的民族精神。正如张艺谋自己所言：“我之所以把《红高粱》拍得轰轰烈烈烈，张张扬扬，就是要展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要表达‘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这样一个拙直浅显的道理。只有这样，民性才会激扬发展，国力才会强盛不衰。”张艺谋将“颠轿”这一民俗，置于荒芜的沙漠，通过大面积明亮的黄色和鲜艳的红色交织，将西北人情、西北风貌、西北的粗狂与强悍淋漓尽致地洒落出来。“野合”一场，首先爷爷踏平一片高粱，一块圆形的圣坛铺展开来，两性性爱，被赋予了不可侵犯的神圣。“野合”这一原本粗俗的民俗行为，在张艺谋的修饰之下，却是如此的庄重与严肃，再加之火红的高粱，被阳光镶嵌成金色在风中狂舞，以及犹如助威的唢呐声，惊天动地，更加衬托出“野合”的威严，以及张艺谋对于生命的歌颂。
《菊豆》中“拦棺哭丧”一场，表面婶侄关系的菊豆和杨天青其实早已偷情私生一子天白，但是由于吃人的礼教，两人上演了一场“人前作秀”，从而揭示出了民族文化中强大的传统约束力。红色的“染布”，一方面是菊豆与天青爱情的传递，二人在红色的染布下相识相爱，另一方面也是血腥的杀戮，天白得知母亲与天青的“奸情”怒杀天青以及最后绝望的菊豆纵火烧毁“杨氏染坊”。“染缸”更是二十世纪中叶整个社会环境的概貌，每个人在社会的“染缸”被腐化，被封建残余思想所异化，没有独立，没有自由。正如天青一样，面对菊豆的多次提议私奔，他失踪不愿意接受，纵使现实的生活已经压得他几近窒息，纵使他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有尽头，不会有转机，他仍旧默默的承受着。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挂灯灭灯”，张艺谋采取一种截然不同于《红高粱》的烹饪方式。片中几次出现的旧宅院全景，规矩的封闭性构图，表现得异常的稳定，象征着封建秩序的异常强大，封建制度的根深蒂固，由此为妻妾的牺牲、异化埋下了伏笔。导演将一排排整齐的红灯笼包围于这座封闭的青砖灰瓦乔家大院，从而使得“挂灯灭灯”这一民俗，承载着更多的“男权游戏”的意味，即便是妻妾间如何费劲心机，相互算计，也不过是被男权玩弄与股掌之间的玩物而已。大红灯笼被高高地挂起，虽然牵动着每一位妻妾的地位与权势，但是红灯笼所散发的光芒被无际的黑暗包围着，微弱的光亮仿佛正在一点点地被“黑洞”吸收。由此可见张艺谋为“挂灯灭灯”这一民俗，巧妙地设定下一个情境，挂灯的荣耀与灭灯的失宠，对于“老爷”而言无关痛痒。另外，大院里雕花的屋檐更是妻妾间钩心斗角的写照，使得“挂灯灭灯”同环境细节相互映照。
《秋菊打官司》中，张艺谋对于民俗的表现，显示了不事雕琢的功力，呈現出一种简单朴素的风格，将秋菊的心历路程化作了简单、质朴般的镜头语言。张艺谋对秋菊告村长打官司通过纪录片式的对环境的真实表现。尽管少了一些细节的精雕细琢，却透露出一股质朴无华的震撼。《活着》中摇骰子、赌博以及皮影戏，反映出人被迫逆来顺受的悲惨遭遇，民俗化的道具参与人物性格的刻画，彰显出主人公隐忍的性格特征，同时也为整个影片打下了当下时代背景的深刻烙印。
从1987年的《红高梁》直到1994年的《活着》，张艺谋早期电影作品对于“民俗”的厚爱，使得他的创作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他的名字也在世界级的颁奖舞台上被反复的提及，形成了一股波及世界范围的“民俗诱惑”。民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外显形式，以其普遍性、大众性的文化属性使得其在影视素材中脱颖而出，张艺谋重视到了这一点，并且将之表现得堪谓极致，通过上等的“民俗选材“工序以及恰如其分的烹饪方式使得张艺谋的“民俗诱惑”势不可挡。
【参考文献】
[1]金丹元.“后现代语境”与影视审美文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2]彭澎.电影艺术文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3]黄会林.经典影片读解教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廖海波.影视民俗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蔡贻象.影视文化美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6]戴清.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7]张阿利.新世纪 新十年：中国影视文化的形势、格局与趋势[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0
[8]田兆耀.电影美学与文化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与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