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刚才眯一会儿没？”同事问刚上车的贾樟柯。
　　“没有，一直在处理事情。”
　　他们一行两小时前从成都赶到重庆，继续新片又一站的城市路演。“给我烟。”助理把纸巾包好的雪茄递给贾樟柯，“一会再帮我点杯咖啡。”这段时间，贾樟柯都是清晨从一个城市出发，中午前抵达另一个城市，穿过路况不定的车流，奔走在各个影院和见面会之间。
　　重庆的第一站是位于观音桥附近的方所书店。为了呼应山城的地貌，店内立柱高大，书柜起伏不一。等待开场的时候，投影上正在播放一段视频特辑，题为“贾樟柯，时代的刺客”。闪过两张他幼年的照片之后，他一路走来的导演之路也浓缩于大幕之上。一个片段结束，浮现的字幕就是这部电影所获的奖项。大小奖项经常不止一屏，它们就像著作等身的学术成果塑造一位学者一样，造就了这位声华盖代的中国导演。
　　“距离我上一次在国内的大银幕上发行故事片《三峡好人》到现在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这9年，我的故事片没能跟大家在大银幕上相遇。这一次，我希望我们不错过。”在视频特辑的结尾，贾樟柯向观众发出邀请。大幕上出现了3个字：故人归。带着贾樟柯回归国内院线的是他导演生涯的第8部剧情长片《山河故人》。
　　在读者的掌声中，他走上了演讲台。

针

　　“一到重庆从火车站出来，稀里糊涂地那个车一直开，我脑子里一直想，是不是要到万州去啊。去万州坐船，然后沿江去三峡。这是我过去曾经走过无数次的一条路。”
　　贾樟柯跟重庆读者提起的往事，时间是在2006年。那时巫山和奉节的拆迁还没结束，他带着剧组和移民工期争分夺秒，抢着拍摄《三峡好人》。汾阳小子的家乡在黄河边，那里不像长江，没有轮渡。
　　我第一次来长江，坐着船从万州去巫山，在那个河流中间漂流的时候，我觉得是被传统文化和古代气息所环抱。一路上看两岸的风景，也能想起很多古代的诗词，这个一路的风景，我觉得是我过去电影里面常有的一个形态，就是空间跟人的关系，情景交融的关系。
　　的确在过去我的很多电影里，一种显性的变迁，社会的动荡呈现得比较多：从1998年的《小武》，讲90年代末经济开始提速，一个县城里的小偷所面临的情感困惑;到2004年的《世界》，关注从农村、小城市来到大城市工作生活的异乡人;一直到《三峡好人》，同样一个宏大的背景，一个大坝即将矗立，几千年的城市因之被拆除。所有这些，我们一眼望去，都能看到非常剧烈的社会变迁。到了2013年，当时发生了很多突发的恶性暴力事件，大多数是普通人施加于普通人，那又是让我们触目惊心、刀光剑影的感觉。于是我拍了《天注定》。
　　对我来说，《天注定》并不是探讨道德层面和法律层面的对与错，而是在探讨什么原因让一个普通人步入到一个绝境。我想重庆的一个风景就能解释一切：站在江的这边，是一个破落的村庄，年轻人都走空了。春节的时候大家回来，然后沿江望过去，远处楼盘林立，霓虹闪闪，好像一江隔了两个世界。
　　我觉得从《小武》到《天注定》，这一路的风景，就好像乘船经过长江一样，都是尽收眼底的。但是拍完《天注定》之后，逐渐有另一个内在的风景被我看到，这就是从人到人的关系。从我们的同学、朋友、故人，到我们的家人、相爱的人，到我们的下一代，这样一个人际关系中的旅程。
　　这个旅程也伴随着漂泊。我也一样。我93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离开山西汾阳那个小城开始追寻自己的事业，然后一路拍电影，去世界各地。在这样一个拍电影的漂泊里，你回头一望，其实失落的是你的情感。那些至亲好友，过去我们朝夕相处，相互有大量聆听和倾诉，但现在很多都失散了，这种感觉让我非常忧伤，我感到了一种刺痛。
　　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种看得见的针，叫针锋相对，就像《天注定》。但有另外一种针，叫绵里藏针，它包裹在我们的情感之中，偶尔会刺痛我们。当我们痛的那一刹那，可能我们会对自己当前生存的境遇有一个新的了解。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拍《山河故人》是在《天注定》之后感觉到了另外一种暴力，这种暴力是这个社会剧烈的变化、经济快速的发展，甚至包括科技带给我们情感领域的巨大影响，它是隐性地藏在棉花里的那根针。
　　我常常讲，过去比如说思念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古典文化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体验，比如说“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夜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但是到了今天，这种感情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在逐渐改变，有的朋友就说思念什么嘛，坐个快艇两小时就到了。我们拿出iPad，马上就可以跟远在天涯的朋友来交流。我们无法定论这样一种情感改变是对还是错，就像互联网带给我们很多好的东西也带给我们很多负面的东西。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于一个导演来说，我关注到了这种变化，希望呈现这种变化。正因如此，我开始第一次想拍一个关于情感的故事，一部关于情感的电影。
　　这个故事也跟时间有关系，它不是我28岁拍《小武》时的作品，不是36岁拍《三峡好人》时的作品，也不是42岁拍《天注定》时的作品。到我四十二三岁的时候，时间教会我很多东西，也告诉我其实在这一路，我忽略了很多重要的情感，甚至注意力都没有关照到自己的感情生活。
　　“有时候我们开玩笑，批评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兴趣点全部在政治上，我们把他叫作政治动物，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也变成了一个电影动物，好像生活里面的关注点除了拍电影没有别的，接触的人里面除了电影工作者没有外人了。”贾樟柯说，“我觉得我应该去改变这样的一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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