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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建设作为考察抗日根据地史的重要研究视角,取得较为丰硕成果。各抗日根据地在社会保障建设理念秉承、任务落实、形式推进、立场坚守和路径实践等方面作做出努力,有助于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巩固共产党政权,谋求战争最终胜利。但是,如何将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历史经验与新时代社会保障工作有机结合,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抗日根据地 社会保障建设 中国共产党 新时代社会保障工作
中图分类号:K269.5 文献标识码:A
抗日根据地发展历经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革命道路。在汲取土地革命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呈现新的发展趋势,由此引发学术界持续关注,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网”所收录的相关学术文献作为主要资料来源和分析范围,针对此阶段社会保障建设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一、秉承科学理念: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重要指引
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路径,其理念的确立关乎着人民命运与社会稳定的整体态势,在实现抗战胜利、解决百姓所需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并引起学术界关注。总体而言,主要涉及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基于价值意蕴,揭示贯穿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理念之目的性。李守可(2015)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帮助百姓解困、关爱弱势群体、制订拥军拥属政策,有利于塑造革命认同感,推动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保障思想。朱华雄和阳甜(2016)指出基于土地革命时期社会保障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政策,力求为工人阶级增进福祉。席恒、余澍和李东方(2021)认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保障工作的最大特征在于,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缓和阶级矛盾,团结各阶层,强调生产救济与生产自救,旨在争取战争胜利。二是基于实践指向,剖析蕴含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理念的规律性。汪小宁(2013)指出陕甘宁边区社会保障理念根植于社会保障建设工作,具有博施济众的特点。高冬梅(2008)认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兼具解放性与时代性。高冬梅(2011)还提出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理论坚持“以人为本、生命第一”,“政府与社会协同联动”,“因类、因人而异”,“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把发展生产作为第一要务”六大原则,反映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蕴含现代性。高中华(2017)提出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理念源自于国情、民情和长期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制定并颁布保障政策和条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满足基本需要: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关键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基于对革命根据地形势的综合考量,解决人民群众的生存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因而引发学术界關注。学者们大多从救灾保障出发,对“保基本”进行考察,并取得一定成果,主要归结为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着眼于物质需求,切实反映根据地政府开展社会保障建设的直接目的。苑书耸(2012)指出山东抗日根据地抓住开展社会保障建设的主要矛盾,采取直接和生产救灾措施,在挽救难民生命、减少灾民流离失所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提供坚实保障。朱琳琳(2006)、张俊仁(2010)提出根据地政府通过标本兼治的救灾手段,维系和带动革命根据地内部连通,以期实现筹资、赈灾、复产、兴业等目标,着力解决人民生产生活问题,切实保障群众根本利益。二是着眼于情感诉求,深刻体现根据地政府开展社会保障建设的人文关怀。孙阳(2020)指出太行抗日根据地坚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运用思想教育肃清党员干部消极思想,鼓励人民自救应灾,积极营造良好救灾氛围,以期实现抗灾胜利。耿磊(2014)指出1942-1944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妥善解决疫病防治、人口买卖、土地买卖等灾后基本问题,着力安抚灾民恐慌情绪,切实提升民众安全感。
三、推行多方联动: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有力抓手
伴随着抗日根据地政权逐渐趋于稳固,根据地政府依托自救、互助、动员等手段,精准施策,逐渐发展为中国共产党优抚救助的主要工作方法。这一过程激发学者们探讨,成为研究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的重要方向。
文姚丽(2012)提出“自力更生与生产救灾”概念,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战胜灾荒的根本之策,也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救灾防灾的关键所在。吴云峰和房列曙(2011)指出华中抗日根据地形成以政府为主、民间作辅的社会保障形式。其经费筹集一是由政府财政拨款,二是各区政府动员富裕人士开展募捐与慰劳活动,二者形成有效联动,为根据地的优抗工作做法出贡献。肖丽婷(2010)认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社会救济事业之所以得以顺利开展,是因为政府还积极争取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即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开展社会救济及其善后保障工作,有效解决广大灾民、贫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共同为根据地和解放区奠定物质基础。高中华(2013)指出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工作不仅强调政府责任,而且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协同作用,即群众互济,旨在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四、坚守人民立场: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根本遵循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于巩固抗日根据地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研究视角受到国内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涵盖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立足于群体视角,目的是彰显人民群众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信心。有的学者着眼于社会层面,张乃兵(2013)认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针对优抚安置、救助救济、保险福利等方面进行保障,有利于造福人民群众,改善社会风貌。有的学者着眼于优抚层面,谭忠艳(2014)认为中国抗日根据地优抚保障具有主体全面、内容细致、逐步推进、走向成熟的特点,激发民众参军的积极性,发扬拥军爱民的传统。把增强(2014)通过认为华北抗日根据地在供给、组织与管理对荣退军人进行安抚,展现中国共产党决策之科学,突显政府与军民之间的和谐关系。有的学者着眼于福利保险层面,欧瑞(2019)指出尽管陕甘宁边区条件困苦,但仍存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险政策,惠及边区妇幼、老弱、干群等。还有学者着眼于性别层面,李红英与汪远忠(2013)从华北抗日根据地法律出发,认为政府注重发挥女性应对灾荒的优势,有利于女性实现社会角色价值。二是立足于个体视角,旨在进一步厚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与群众根基。房列曙(2020)认为在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领导下,淮北苏皖边区所开展的抗属优待保障工作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党委重视,政府主导,军队、群众共同参与;精神优待、物质优待、婚姻保障多种方式并举的特点。 五、采取稳健举措: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必由之路
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持续向好态势,需不断冲破思想观念桎梏,遵循循序渐进方式,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而释放革命根据地创新活力,逐渐形成更加科学高效的应对策略。这一发展过程引发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主要涉及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从实现形式出发,抗日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遵循客观规律,逐渐形成社会保障建设合理方案。张丹(2000)认为临时性救济救灾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陕甘宁边区需制定长期性优抗政策,有利于为新中国社会保障工作奠定实践基础。高冬梅(2017)认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根据地局部执政后,广泛探索解决社会救助问题的途径:奉行拿来主义和遵照马克思主义。岳宗福(2010)则认为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近代转型是从社会救济主导向社会保险主导的过程,即通过借鉴工业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从内在机理出发,根据地政府重视科学谋划,逐渐完善社会保障应对机制,以期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工作。王智东(2009)将山东抗日根据地救灾应对工作划分为未发生灾害时和灾害发生时两个阶段:当灾害未发生时,应未雨绸缪,保护粮食,强调防灾重于救灾;当灾害发生时,应严密布置,合理调度,实现抗灾、救灾有条不紊,初具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社会保障建设应对机制雏形。武盼(2012)认为山东军民正是实施灾前防御、临灾救灾、灾后保障举措,才有效抵御灾情蔓延,切实保障军民正常生活,进一步扩宽山东抗日根据地推进社会保障建设的实践路径。赵晨(2010)运用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系统理论,全面阐释抗日根据地政府救灾机制的组织结构与运作过程:灾害预防机制、灾害救济机制和灾害重建机制,实现山东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事业稳步推进。
六、小结
总起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现有关于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之研究,取得较为丰硕成果,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基础。但是,目前研究仍存有不足之处,具体而言:
一是就社会保障建设理论探析而言,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囊括价值意蕴和实践指向,覆盖基本全面。但是,针对社会保障建设所蕴含的对于政党执政、社会发展及中国革命胜利的功能尚未深入研究,针对社会保障思想纵向推进和横向比较的启示仍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研究有利于为新时代社会保障思想丰富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
二是就社会保障建设实践剖析而言,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主要以普惠民众为逻辑起点,以改善民生为逻辑旨归,兼具量与质。从量的方面看,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涵盖救济救灾、优抚救助、福利保险诸多层面,惠及对象广泛;从质的方面看,抗日根据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抓住开展社会保障建设关键任务,着力解决人民基本生存需求,努力满足民众其他诉求,契合新时代社会保障建设坚持底线公平的价值要求。但是,由于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尚处于较低水平,学者们大多着眼于较低层次的物质需求,针对较高层次的心理诉求研究相对不足,且针对社会保障建设内部层次关系鲜有拓展,难以展现社会保障工作之发展性。因此,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研究有利于为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向。
三是就社会保障建设路径分析而言,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集中于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是以嵌入发展为方式,兼具长期性与补充性。从长期性来看,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嵌入的基础是基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搭建,需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内部制度;从补充性来看,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是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属于后发型社会治理结构,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路径基本保持一致,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转型奠定基础。但是,由于抗日根据地政府开展社会保障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学者们大多立足于静态文本层面,保障形式与对象呈现相对单一的态势,针对动态运作层面研究相对匮乏,无法体现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之包容性。因此,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研究有利于为新时代社会保障改革行稳致远提供学理支撑与行动指南。
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人民群众提供基础性兜底作用,更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奠定坚实根基。回顾与梳理相关研究,不仅为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研究指明攻坚方向,而且为新时代社会保障工作提供有益启示。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gogj/gogj202116/gogj20211678-1-l.jpg)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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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席恒,余澍,李东方.光荣与梦想: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100年回顾[J].管理世界,2021,37(04):12-24.
[4]汪小宁.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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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冬梅.试论九十年来党的社会救助理论创新的经验[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4(03):11-15.
[7]高中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保障观:发展与演变[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01):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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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俊仁.太岳革命根据地救灾度荒工作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10. [11]孙阳.抗战时期太行抗日根据地的自然灾害及其应对[J].农业考古,2020(04):132-139.
[12]耿磊.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救灾工作研究——以1942-1944年为中心[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6):7-19.
[13]文姚麗.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救灾政策及其实践[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1(02):39-48.
[14]吴云峰,房列曙.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优抚工作[J].安徽史学,2011(04):86-93.
[15]肖丽婷.山东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救济事业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
[16]高中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救助工作历程研究——以陕甘宁边区为例[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02):72-79.
[17]张乃兵.山东抗日根据地改善民生的实践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3.
[18]谭忠艳.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优抚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4(10):255-257.
[19]把增强.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精兵简政与荣退军人的选定和安抚[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04):13-18.
[20]欧瑞.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保障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9.
[21]李红英,汪远忠.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应对灾荒法律及实践中的女性角色[J].中国农史,2013,32(01):86-95.
[22]房列曙.刘瑞龙与淮北苏皖边区抗属的优待和保障[J].军事历史研究,2020,34(01):20-37.
[23]张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保障[J].江西社会科学,2000(11):68-70.
[24]高冬梅.从制度创新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的发展[J].人文杂志,2017(01):123-128.
[25]岳宗福.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近代转型与道路选择[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5(02):104-110.
[26]王智东.中共抗日根据地救灾研究——以山东分区为例[J].福建党史月刊,2009(02):19-21.
关键词:抗日根据地 社会保障建设 中国共产党 新时代社会保障工作
中图分类号:K269.5 文献标识码:A
抗日根据地发展历经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革命道路。在汲取土地革命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呈现新的发展趋势,由此引发学术界持续关注,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知网”所收录的相关学术文献作为主要资料来源和分析范围,针对此阶段社会保障建设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一、秉承科学理念: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重要指引
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路径,其理念的确立关乎着人民命运与社会稳定的整体态势,在实现抗战胜利、解决百姓所需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并引起学术界关注。总体而言,主要涉及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基于价值意蕴,揭示贯穿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理念之目的性。李守可(2015)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帮助百姓解困、关爱弱势群体、制订拥军拥属政策,有利于塑造革命认同感,推动构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保障思想。朱华雄和阳甜(2016)指出基于土地革命时期社会保障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政策,力求为工人阶级增进福祉。席恒、余澍和李东方(2021)认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保障工作的最大特征在于,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缓和阶级矛盾,团结各阶层,强调生产救济与生产自救,旨在争取战争胜利。二是基于实践指向,剖析蕴含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理念的规律性。汪小宁(2013)指出陕甘宁边区社会保障理念根植于社会保障建设工作,具有博施济众的特点。高冬梅(2008)认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兼具解放性与时代性。高冬梅(2011)还提出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理论坚持“以人为本、生命第一”,“政府与社会协同联动”,“因类、因人而异”,“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把发展生产作为第一要务”六大原则,反映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蕴含现代性。高中华(2017)提出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障理念源自于国情、民情和长期探索实践。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制定并颁布保障政策和条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满足基本需要: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关键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基于对革命根据地形势的综合考量,解决人民群众的生存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保障工作的重中之重,因而引发学术界關注。学者们大多从救灾保障出发,对“保基本”进行考察,并取得一定成果,主要归结为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着眼于物质需求,切实反映根据地政府开展社会保障建设的直接目的。苑书耸(2012)指出山东抗日根据地抓住开展社会保障建设的主要矛盾,采取直接和生产救灾措施,在挽救难民生命、减少灾民流离失所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提供坚实保障。朱琳琳(2006)、张俊仁(2010)提出根据地政府通过标本兼治的救灾手段,维系和带动革命根据地内部连通,以期实现筹资、赈灾、复产、兴业等目标,着力解决人民生产生活问题,切实保障群众根本利益。二是着眼于情感诉求,深刻体现根据地政府开展社会保障建设的人文关怀。孙阳(2020)指出太行抗日根据地坚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运用思想教育肃清党员干部消极思想,鼓励人民自救应灾,积极营造良好救灾氛围,以期实现抗灾胜利。耿磊(2014)指出1942-1944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妥善解决疫病防治、人口买卖、土地买卖等灾后基本问题,着力安抚灾民恐慌情绪,切实提升民众安全感。
三、推行多方联动: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有力抓手
伴随着抗日根据地政权逐渐趋于稳固,根据地政府依托自救、互助、动员等手段,精准施策,逐渐发展为中国共产党优抚救助的主要工作方法。这一过程激发学者们探讨,成为研究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的重要方向。
文姚丽(2012)提出“自力更生与生产救灾”概念,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战胜灾荒的根本之策,也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救灾防灾的关键所在。吴云峰和房列曙(2011)指出华中抗日根据地形成以政府为主、民间作辅的社会保障形式。其经费筹集一是由政府财政拨款,二是各区政府动员富裕人士开展募捐与慰劳活动,二者形成有效联动,为根据地的优抗工作做法出贡献。肖丽婷(2010)认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社会救济事业之所以得以顺利开展,是因为政府还积极争取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即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开展社会救济及其善后保障工作,有效解决广大灾民、贫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共同为根据地和解放区奠定物质基础。高中华(2013)指出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救助工作不仅强调政府责任,而且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协同作用,即群众互济,旨在保证人民群众基本生活。
四、坚守人民立场: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根本遵循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对于巩固抗日根据地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研究视角受到国内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并取得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主要涵盖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立足于群体视角,目的是彰显人民群众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信心。有的学者着眼于社会层面,张乃兵(2013)认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针对优抚安置、救助救济、保险福利等方面进行保障,有利于造福人民群众,改善社会风貌。有的学者着眼于优抚层面,谭忠艳(2014)认为中国抗日根据地优抚保障具有主体全面、内容细致、逐步推进、走向成熟的特点,激发民众参军的积极性,发扬拥军爱民的传统。把增强(2014)通过认为华北抗日根据地在供给、组织与管理对荣退军人进行安抚,展现中国共产党决策之科学,突显政府与军民之间的和谐关系。有的学者着眼于福利保险层面,欧瑞(2019)指出尽管陕甘宁边区条件困苦,但仍存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险政策,惠及边区妇幼、老弱、干群等。还有学者着眼于性别层面,李红英与汪远忠(2013)从华北抗日根据地法律出发,认为政府注重发挥女性应对灾荒的优势,有利于女性实现社会角色价值。二是立足于个体视角,旨在进一步厚植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与群众根基。房列曙(2020)认为在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领导下,淮北苏皖边区所开展的抗属优待保障工作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党委重视,政府主导,军队、群众共同参与;精神优待、物质优待、婚姻保障多种方式并举的特点。 五、采取稳健举措: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必由之路
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持续向好态势,需不断冲破思想观念桎梏,遵循循序渐进方式,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而释放革命根据地创新活力,逐渐形成更加科学高效的应对策略。这一发展过程引发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主要涉及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从实现形式出发,抗日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遵循客观规律,逐渐形成社会保障建设合理方案。张丹(2000)认为临时性救济救灾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陕甘宁边区需制定长期性优抗政策,有利于为新中国社会保障工作奠定实践基础。高冬梅(2017)认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根据地局部执政后,广泛探索解决社会救助问题的途径:奉行拿来主义和遵照马克思主义。岳宗福(2010)则认为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近代转型是从社会救济主导向社会保险主导的过程,即通过借鉴工业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从内在机理出发,根据地政府重视科学谋划,逐渐完善社会保障应对机制,以期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工作。王智东(2009)将山东抗日根据地救灾应对工作划分为未发生灾害时和灾害发生时两个阶段:当灾害未发生时,应未雨绸缪,保护粮食,强调防灾重于救灾;当灾害发生时,应严密布置,合理调度,实现抗灾、救灾有条不紊,初具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展社会保障建设应对机制雏形。武盼(2012)认为山东军民正是实施灾前防御、临灾救灾、灾后保障举措,才有效抵御灾情蔓延,切实保障军民正常生活,进一步扩宽山东抗日根据地推进社会保障建设的实践路径。赵晨(2010)运用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系统理论,全面阐释抗日根据地政府救灾机制的组织结构与运作过程:灾害预防机制、灾害救济机制和灾害重建机制,实现山东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事业稳步推进。
六、小结
总起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现有关于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之研究,取得较为丰硕成果,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基础。但是,目前研究仍存有不足之处,具体而言:
一是就社会保障建设理论探析而言,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囊括价值意蕴和实践指向,覆盖基本全面。但是,针对社会保障建设所蕴含的对于政党执政、社会发展及中国革命胜利的功能尚未深入研究,针对社会保障思想纵向推进和横向比较的启示仍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研究有利于为新时代社会保障思想丰富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
二是就社会保障建设实践剖析而言,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主要以普惠民众为逻辑起点,以改善民生为逻辑旨归,兼具量与质。从量的方面看,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涵盖救济救灾、优抚救助、福利保险诸多层面,惠及对象广泛;从质的方面看,抗日根据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抓住开展社会保障建设关键任务,着力解决人民基本生存需求,努力满足民众其他诉求,契合新时代社会保障建设坚持底线公平的价值要求。但是,由于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尚处于较低水平,学者们大多着眼于较低层次的物质需求,针对较高层次的心理诉求研究相对不足,且针对社会保障建设内部层次关系鲜有拓展,难以展现社会保障工作之发展性。因此,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研究有利于为新时代社会保障体系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指向。
三是就社会保障建设路径分析而言,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集中于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是以嵌入发展为方式,兼具长期性与补充性。从长期性来看,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嵌入的基础是基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搭建,需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内部制度;从补充性来看,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是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属于后发型社会治理结构,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保障参与农村社会治理路径基本保持一致,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转型奠定基础。但是,由于抗日根据地政府开展社会保障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学者们大多立足于静态文本层面,保障形式与对象呈现相对单一的态势,针对动态运作层面研究相对匮乏,无法体现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之包容性。因此,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研究有利于为新时代社会保障改革行稳致远提供学理支撑与行动指南。
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人民群众提供基础性兜底作用,更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奠定坚实根基。回顾与梳理相关研究,不仅为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建设研究指明攻坚方向,而且为新时代社会保障工作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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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守可.关于我党社会保障思想的历史考察[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0(0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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