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叔新与《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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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叔新(1934—2016),著名语言学家,一生在南开大学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涉猎广泛,著述丰硕,在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领域尤多创获,自成体系。

刘叔新先生生平


  刘叔新先生,祖籍广东惠州,1934年3月23日生于广州,1952年辞亲北上,目的就是投考时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失利后,由表兄介绍曾短期执教于天津某小学,教授音乐课程,此或是先生投身教育事业之肇端。翌年,先生改考南开大学中文系并被录取,经四年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开始了在大学任教的生涯。
  叔新先生的一生是献身教育的一生。先生一直脚踏实地地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教學,共讲授过20余门专业课程,培养了众多硕士、博士研究生。
  先生的一生是痴情钻研科学的一生。他梅妻鹤子,一生潜心于专业研究,视学问为生命,把研究看作是崇高的名山事业。先生的研究涉猎甚广,语言理论、词汇学、语法学、语义学、词典学、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等领域均纳入他的视野。在诸多领域中,先生独树一帜,成果丰硕,著述等身,为语言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先生有专著30余种出版(其中语言学著作有1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另有序跋类语文札记、译文等多篇。晚年的叔新先生,依然不辍耕耘,勤于著述。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粤语壮傣语问题——附语法语义词汇问题研讨》,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语法范畴论纲》等著作都是在退休后完成的。
  先生的一生也是艺术的一生。他是一位语言学者,却始终不曾忘情于他所钟爱的音乐、书法、绘画艺术。先生在南开大学毕业留校后,系里安排他给著名的侗台语研究专家邢公畹教授做助教,得师真传;他与西南联大校歌的曲作者、南开中文系教授张清常先生交情匪浅,时相问学,获益良多。他钟情于音乐艺术,有音乐著作《民族乐队编配简说》(合著)、《诗词歌曲五十首》出版;他也热爱音乐演奏,小提琴独奏曾在天津市的文艺汇演中获奖,音乐作品演唱会曾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演播厅公开举行。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创作有多部诗集和散文集,诗文语言大有古风,富诗意有真情;他痴迷于书法,风格秀丽,笔力遒劲;他也偶遣丹青,留下列宁、郭沫若头像素描多幅,不仅成为亲朋好友珍贵的收藏,也被收录到一些出版物中。

刘叔新先生的治学特点和语言学学术观点


  刘叔新先生的治学很有特点,其中有几点值得介绍:
  第一,执着。先生认准了的理,会一直照着做下去,走下去,百折不挠,九死不悔。曾有他的同辈学者私下里评价他是“认死理”,是“一根筋”。这似乎并非褒赞的评价,在我看来,却是对叔新先生极高的评价。试想,一位科学家,若没有这样一份执着的精神,而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那还怎么可能取得非凡的成就?事实上,叔新先生每一项研究都是如此:在对问题产生疑问后,即千方百计组织材料,想方设法予以攻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第二,韧性。先生做学问是很苦的,有着一般人难以承受之重。他敢啃硬骨头的精神在学术圈也是出了名的。他1957年毕业留校工作,很快就到北京大学进修学习两年,回来后即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之中。从1953年入学南开到1966年,他一直都在潜心研究,不暇私务。终于,他的处女作写就,寄出,发表,那就是26000余字,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那篇著名的论文《论词汇体系问题》。真可谓十年一剑!花多年时间做一项工作,还可举叔新先生主编《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的例子。《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的编写,是20世纪70年代南开大学承担的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虽然南开大学研究同义词有传统,也有学术积淀,60年代上半叶已有集体成果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是承担一部中型的同义词词典,却是从未接受过的艰巨任务,也无同类词典可供参考,学术补课的任务异常繁重。编写中,一些人产生了畏难情绪,初稿编写者交来的稿子水平也参差不齐,无人统稿,也无人敢于或乐于揽这个活儿。叔新先生见状,把自己手边的研究几乎全部抛在一边,全力投入到审稿、改稿、统稿、定稿的工作中。这一干就是十年有余,直到这部词典1987年正式出版,他才长舒了一口气。
  词汇是语言的三大要素之一,但汉语词汇学却是备受冷落的一个研究领域。有感于此,先生仿照语法讨论会,发起并组织“现代汉语词汇学术讨论会”(后更名为“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首届研讨会于1994年春夏之交在南开大学召开,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词汇学新研究》。如今这个系列性的学术研讨会已召开了12届,研讨会的论文集也已出版了十余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术新人,结出了丰硕的学术果实。
  第三,全面。先生语言学的学术爆发点是词汇学,著有《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同义词语和反义词语》(与周荐合著,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词语的知识和运用》(与李行健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刘叔新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语义学和词汇学问题新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等,他在词汇学研究领域成就辉煌,是公认的领军人物。但先生的学术兴趣不止于此,他也积极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发起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是多届讨论会的积极参加者,发表了一系列语法论文,并结成《语法学探微》(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的集子出版。他接替邢公畹先生担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论学术水平和学术资历,他都完全有资格担任这一领域的导师。但是叔新先生不这样看,他在退休前后一头钻进他原本并不熟悉的领域研究起侗台语来,终于,他的《连山壮语述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粤语壮傣语问题——附语法语义词汇问题研讨》(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东江中上游土语群研究——粤语惠河系探考》(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相继出版。   叔新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有著作十余部出版;他是诗人,有诗集《南北咏痕——诗词稿选抄》(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韵缕——亚欧吟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出版,还有《古典诗词的体式韵律及其运用》(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7年版)这样的诗歌理论著作出版;他是音乐爱好者,与人合著过《民族乐队编配简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他是书法爱好者,也长于绘画。

《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这部论文集收入了叔新先生词汇学、词典学两部分论文。叔新先生将他发表的分属词汇学、词典学两个学科的12篇论文收入本书,并命名为《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是饶有深意的。其中《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词语的形象色彩及其功能》《词目的确定和词汇的范围》《论词汇体系问题》《固定语及其类别》《论词的单位的确定——兼谈以词为词目的问题》《词语的阶级色彩问题》等七篇论文属词汇学,《词典字头的性质及其释注》《词语的意义和释义》《词性和词的释义》《论同义词词典的编纂原则》《词的同义关系和词性——兼谈汉语同义词词典处理词性的问题》等五篇论文属词典学。
  这本论文集所收的论文,不仅精要,而且多是学科的发轫之作,奠定了叔新先生本人的学术根基,也多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例如《论词汇体系问题》,反映的是叔新先生关于词汇结构组织最早的认识。之后,先生又陆续发掘了11种结构组织,悉数写在他的名著《汉语描写词汇学》中。
  《论词汇体系问题》是叔新先生在“文革”期间发表的唯一的学术论文,也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之一。他这篇论文是对黄景欣先生的观点提出商榷的,发表于《中国语文》1964年第3期。黄景欣先生在《试论词汇学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61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词汇是成体系的,认为这个体系的最上一层是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等“几个最大的词类”,这些词类根据一定的词汇—语法意义标准,又可分成几个更小的对立单位,“这样逐层地分析下去,直到不能再分析为几个对立单位的那些词,就是词汇体系最下的一个词汇层”。而叔新先生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词汇体系的划分,究竟是應该从词汇的功能、特点出发,还是应该以“词汇—语法意义”为准绳?叔新先生认为,按照黄景欣先生的标准,所得出的不是词汇的体系,而是语法的体系。叔新先生悉心研究能够成为词汇体系要素的组织成分,最后得出结论说:截至目前的研究,词汇还不可以称已是一个体系。1964年的叔新先生,根据当时所发掘出来的“同义组”“反义组”“分割对象组”“固定搭配组”等有限的几种结构组织,认定词汇还不能成为一个体系;1990年的叔新先生,又发掘出一些结构组织,据此而称词汇已是一个体系。叔新先生1964年根据少量词汇组织关系断言词汇不成一个体系,1990根据新加上的几种词汇组织关系便断言词汇已是系统,这样做是否合理,姑不置论,单就他对黄景欣先生根据语法标准而认为词汇成体系的批判,就足显其睿智和勇气,他的观点也足具方法论意义。
  词汇范围和系统问题是叔新先生一生关注的问题。《论词汇体系问题》一文关注的是词汇系统问题;《论词的单位的确定——兼谈以词为词目的问题》一文分析的是词汇的范围,从另一角度关注词汇系统问题;《词目的确定和词汇的范围》一文将词典学和词汇学结合起来,关注的仍是词汇系统问题;《固定语及其类别》一文将词和语这两类词汇单位置于同等地位来研究,关注的还是词汇系统问题。叔新先生关于词汇系统问题的论述,是他花费数十年心血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当下,有人肆意阉割词汇学,将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叔新先生所说的固定语从词汇学中割裂出去,认为词汇学不能研究它们,要标新立异地另搞一个“语汇学”,由“语汇学”去研究,重读叔新先生有关词汇系统的论述,尤有意义,备受启发。
  《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1984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即近万册,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但该书毕竟是三十五年前的著作,已远离我们今天的时代,与当下新一代学者的新著放在一起,存在一些瑕疵,也完全在情理之中。它的局限性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引用的语言学理论著作多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二是例句多来自《毛泽东选集》或《鲁迅全集》。这不能怪作者,而是时代使然,因为那个时代的任何一部著作,大概无一不存在同样的问题。但值得喝彩的是,叔新先生此一时期著作中形成的学术理念和思想在他日后的著作中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助他迅速攀上汉语词汇学学术的巅峰。
  学术无涯,思念无尽
  先生可称得上是兴趣广博、卓有妙趣的人,语言学是他的正业,但他琴棋书画无不兼擅,多才多艺。先生祖籍广东惠州,19岁就辞亲远游,客居津门,大半生在北国度过。他虽对家乡的亲人,对故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深情,他无论是住在南开大学第11教工宿舍,还是搬到西南村、龙兴里小区,每日晚餐时都准时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尤其关注广东的新闻。每到春节,先生都会做两样粤菜,听一曲广东音乐,聊寄思乡之情。
  2014年3月23日是先生八十寿辰,我返回天津,到先生的南开寓所为他祝寿,献上《恭贺叔新师八十寿》一律,诗曰:粤东名郡西湖雨,北润南洼洗浊尘。鹿友鸥盟缘挚爱,梅妻鹤子远孤贫。三千学众临书画,八十诗翁步柳辛。不染淤泥今茂叔,蹄湖莲绿水长新。
  多么希望风度翩翩、儒雅潇洒的老师能够健康长久地生活在我们中间啊!然而,叔新师在他82岁时就弃侪辈而去了……学术界没有忘记叔新先生,他为之服务一生的南开大学又将他的著作重新出版,他的著作还将惠及一代又一代学术新人。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学士、硕士、日本关西大学文学博士。1996年起任南开大学教授,2008年起为澳门理工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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