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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克拉克·科尔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是在对纽曼的传统大学观和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扬弃的前提下,从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大学职能观和大学规模观等方面颠覆了以往的任何大学观,重构的以多元化为灵魂的、经加州大学的教育实践证明的符合当代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的大学观。
【关键词】多元化巨型大学观;颠覆;重构
克拉克·科尔(Clark·Kerr)是当代美国极富盛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不仅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加州大学,而且他提出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为现代大学的转型奠定了基础,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进程,因此被称为“当代高等教育转型的设计师”[1]。
科尔认为,自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起点——中世纪大学产生,到大学成为的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主要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大学观:传统大学观和现代大学观。纽曼对大学的认识通常被认为是传统大学观,而现代大学观的代表人物是弗莱克斯纳。在此基础上,科尔从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大学职能、大学规模观等方面颠覆了以往的大学观(包括科尔称之为“现代大学观”的弗莱克斯纳的大学观),并在对前人大学观扬弃的基础上重构起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的崭新的大学观——多元化巨型大学观。
一、颠覆一元、固定、僵化的大學组织结构,重构多元、松散、灵活的大学组织结构
从组织结构上看,科尔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观”既不同于纽曼提出的传播知识的场所,也非弗莱克斯纳所赞成的研究高深学问的“现代大学”,而是“一个不固定的、统一的机构。它不是一个社群,而是若干个社群——本科生社群和研究生社群;人文主义者社群、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社群;专业学院社群;一切非学术人员社群;管理者社群[2]”。他认为,在这种复杂的组织结构中,多元化巨型大学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很多部分可以增加也可以取消,但对整体无多大影响,甚至不为人所注意,或者不会遭到任何损失[3]”。
传统大学完全是封闭的系统,具有点状结构,职能单一;而多元化巨型大学顺应时代的需求,集多元化、开放性、互动性于一身,由封闭的系统结构走向开放的网络结构。科尔所述的多元化巨型大学即是这样一种机构:它网状结构的每一个办学单元都是相对独立的自治中心,依托着网络维系着自身独立的发展;其各个自治中心也可称为“社团”,都具有不同的社会职能;由此形成的大学不仅在于规模的宏大,还在于它具有巨大的弹性结构和广泛的社会功能。
科尔在其著述中指出:“巨型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它有若干种目标,若干个权力中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不是单一的、统一的社群,标志着许多真、善、美的幻想以及通往这些幻想的道路,标志着权力的冲突,标志着为多种市场服务和关心大众。”[3]不难发现,科尔是从观念层面强调巨型大学的多元化,表现在目的、权力中心、顾客、市场、职能等多方面。他所指的巨型大学是“多元化、错综复杂的机构[4]”含义。
二、颠覆专注于单一职能的传统大学观,重构多样的发展的大学职能观
科尔在认真分析了纽曼、弗莱克斯纳、乔治·蒂克纳、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埃利奥特等人的高等教育思想后,发现“任何地方大学都无法超过英国尽量为本科生考虑、德国尽量为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考虑、美国尽可能为公众考虑的目标”。这三个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各不相同,但是摆在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却是“使三者看来不可能达到一致的东西达到一致”——大学既要重视本科生的教育又要兼顾科学研究,还要做好为社会服务。那么,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呢? 科尔的答案是:“为了保持不易的平衡,越采取混合式越好。”
在科尔看来,现代大学是“多元社会中的多元化大学”,它并不固守一个职能,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他赞成实用主义的观点,主张大学有很多职能,而且能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继续增加,他认为的大学职能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包括生产性职能、消费性职能和公民职能三个部分。
生产性职能即就是那些可以潜在增加社会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有关的职能,具体有筛选人才、人才培训、研究、为社会服务等等。
消费性职能指与学生或校园内的其他人员当前的产品和服务消费有关的职能,或者那些与改善人的情趣、情感、技术和机会从而引导个人生活更加完美、充实的耐用消费品有关的职能。包括:普通教育,校园团体生活、学生管理等等。科尔认为,消费性职能是大学多元职能网络体系中最需要认真反思和促进领域。
公民职能是与学生、教师、校友履行其公民职责有关的职能,包括社会化,评价,补偿教育。
他还指出,这些大学职能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不是不变的。大学职能之间是复杂多样的,彼此之间也可能是矛盾的;有些职能彼此结合的好一些,而有些职能结合的差一些;有些职能发挥的好一些,而有些职能发挥的差一些。一所大学要想实现自己的总体目标,必须维持这些职能的理性平衡。多元化社会中的多元化巨型大学组成一个多元化巨型系统,大学的目标是不同的,因此不存在统一的职能模式,每一所大学的职能模式都可能与其它大学不同。
无论是纽曼的“大学的理想”,还是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都专注于大学的单一职能。如前者强调教学,后者重视科研;而多元化巨型大学则“不专注于任何单一职能”。科尔认为:“现在的大学是‘多元社会中的多元化大学’,它并不固守一个它喜欢的职能,而是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寻求唯一的答案而排斥其他,而实用主义者则要看什么最有效。大学有很多职能,而且职能还会继续增加。[5]”
三、颠覆集中的单一权力中心的大学管理模式,重构分散的多层次权力中心的大学管理模式
既然“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种松散的结构,那么它在权力分配上必然是分散的。科尔认为在“多元化巨型大学”里就存在如下一些权力实体。
学生:学生拥有较大的权力,学生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教师,而且学生们对学术问题的影响比通常认为的要重大。因为学生自己选择所学的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的哪些领域和学科将得到发展。他们的种种选择,像消费者一样,引导着大学的扩展和收缩。
教师:教师在招生、课程设置、考试以及授予学位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权力。个别教授还有比这些权力更大的权力,他们对教师的任命和学术自由有着重大影响。而且他们在扩大研究机构和研究赠款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政府:随着大学在国家发展中地位的提升,政府对大学的介入也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在大学中的权力有强化的趋势。非专家委员会一直是美国政府同大学进行联系的独有手段(非专家委员会指的是大学董事会) 。政府的财政部、州长和州议会也越来越趋向于对学校工作进行详尽的审查,通过这些手段政府维护了他对大学事务的影响。
代表各种公众利益的团体:如校长、捐款人、基金会、联邦机构、各种专业和企业集团等。他们都从不同方面,运用不同手段和方式影响着“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发展。他们各自都是分享大学内部权力的一方。
行政机构:由校长、系主任、研究室的负责人、图书馆和实验室的负责人等构成的行政机构在大学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多元化巨型大学”当中行政管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更为程式化了。总之,以上这些权力实体共同支撑着大学这个庞大的权力结构。在大学内部,他们都有一些切身利益,因此在处理具体事情的时候,他们往往都想站出来说话而且都想“说了算”(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样一来就必然会造成彼此之间的牵制,而正是这种牵制才使权力不可能完全集中于其中的某一方面造成权力的失衡,反而致使每个利益集团在满足一定自我利益的同时让渡一定的利益给其他利益实体,所以他们彼此才能够在这个结构中稳定的共存发展。
从权力中心的分布可见多元化举行大学的管理模式既不同于由学生管理的博洛尼亚大学模式,也不同于由教师管理的巴黎大学模式,而是学生、教师、政府、行政部门和其他机构共同争夺大学管理权力的多元管理模式。正如科尔自己所说,多元化巨型大学“类似一个政府体系,如一座城市或一个城邦: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城邦。它可能是不统一的,但必须对它进行管理——它现在不是原来那样的行会,而是一个权力分得很细的复杂实体。对于这种权力有一批竞争者[6]”。
四、颠覆局限的封闭的大学规模观,重构庞大渗透性的开放的大学规模观
科尔在描述多元化巨型大学时,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大学规模的变化。他首先将古典的大学比作是“居住僧侣的村庄”,将现代大学比作是“一座城镇”,而多元化巨型大学是“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多元化巨型大学的生活“比起村庄来,它较少社区感,也较少局限感。比起城镇来,它较少目的感,但达到优越的途径却较多[7]”。
科尔进一步通过两个层面来谈多元化巨型大学如此庞大规模之下的校园生活,第一,就学生而言,他承认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个混乱的地方”,学生在那里遇到了安全意识及进退两难的问题,这也是由于多元化巨型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广泛的选择机会而令他们摇摆不定所致,但他称赞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学习自由—学生寻找、选择、停留或前进的自由—都是成功的[8]”。第二,就教学人员来说,生活也在改变,由于多元巨型大学事务纷繁,在教学和研究人员之外还有咨询人员和管理人员。对绝大多数教学人员来说,教学渐渐变得不再是中心了,研究越来越被重视,“并导致了以往的‘教师’队伍出现了一种三重阶层结构: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专门从事教学的人员(他们大部分担任辅助的角色),以及既搞些研究又搞些教学的人员”,“教学人员愈来愈成为社会的完全参与者,而不是置身社会之外的人了,工资和地位已经显著提高。”教授(不是指全体教师)生活由于拥有研究助手和教学助手各自的系与研究所,也变成了行政管理人员,有了咨询工作和其他额外收入,成了“富裕教授”。简而言之,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城市”生活与“村庄”与“城镇”相比,有了巨大的改变,“愈加类似于文明的整体和文明不可或缺的部分[9]”。
科尔自己就对多元化巨型大学存在的合理性做了如下评述:“现代美国多元化巨型大学为什么可以存在呢? 历史是一个答案,同周围社会环境的一致是另一个答案。除此之外,它在维护、传播和考察永恒真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整个历史的所有高等学校中间,在服务于先进文明的如此众多的部分方面也是无与伦比的。作为一个机构,他的内部虽然并不一致,但他却始终如一的产生效益。虽然经受到变革的折磨,但他也保持着稳定的自由。虽然他连一个可被认为是自身的灵魂也没有,但他的成员却为真理而献身。[10]”
参考文献
[1]A.Levine,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n 1980-2000[M].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Preface,xii.
[2]克拉克·科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王承绪译)[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3][4][6][7][8][9][10]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5]Clark Kerr.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1960-1980[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4-5.
作者简介:
黎军(1964—),男,甘肃天水人,兰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网络高等教育及民族教育学。
毕清波(1986—),女,江苏阜宁人,蘭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及远程高等教育。
【关键词】多元化巨型大学观;颠覆;重构
克拉克·科尔(Clark·Kerr)是当代美国极富盛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不仅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加州大学,而且他提出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为现代大学的转型奠定了基础,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进程,因此被称为“当代高等教育转型的设计师”[1]。
科尔认为,自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起点——中世纪大学产生,到大学成为的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主要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大学观:传统大学观和现代大学观。纽曼对大学的认识通常被认为是传统大学观,而现代大学观的代表人物是弗莱克斯纳。在此基础上,科尔从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大学职能、大学规模观等方面颠覆了以往的大学观(包括科尔称之为“现代大学观”的弗莱克斯纳的大学观),并在对前人大学观扬弃的基础上重构起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的崭新的大学观——多元化巨型大学观。
一、颠覆一元、固定、僵化的大學组织结构,重构多元、松散、灵活的大学组织结构
从组织结构上看,科尔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观”既不同于纽曼提出的传播知识的场所,也非弗莱克斯纳所赞成的研究高深学问的“现代大学”,而是“一个不固定的、统一的机构。它不是一个社群,而是若干个社群——本科生社群和研究生社群;人文主义者社群、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社群;专业学院社群;一切非学术人员社群;管理者社群[2]”。他认为,在这种复杂的组织结构中,多元化巨型大学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很多部分可以增加也可以取消,但对整体无多大影响,甚至不为人所注意,或者不会遭到任何损失[3]”。
传统大学完全是封闭的系统,具有点状结构,职能单一;而多元化巨型大学顺应时代的需求,集多元化、开放性、互动性于一身,由封闭的系统结构走向开放的网络结构。科尔所述的多元化巨型大学即是这样一种机构:它网状结构的每一个办学单元都是相对独立的自治中心,依托着网络维系着自身独立的发展;其各个自治中心也可称为“社团”,都具有不同的社会职能;由此形成的大学不仅在于规模的宏大,还在于它具有巨大的弹性结构和广泛的社会功能。
科尔在其著述中指出:“巨型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它有若干种目标,若干个权力中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不是单一的、统一的社群,标志着许多真、善、美的幻想以及通往这些幻想的道路,标志着权力的冲突,标志着为多种市场服务和关心大众。”[3]不难发现,科尔是从观念层面强调巨型大学的多元化,表现在目的、权力中心、顾客、市场、职能等多方面。他所指的巨型大学是“多元化、错综复杂的机构[4]”含义。
二、颠覆专注于单一职能的传统大学观,重构多样的发展的大学职能观
科尔在认真分析了纽曼、弗莱克斯纳、乔治·蒂克纳、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埃利奥特等人的高等教育思想后,发现“任何地方大学都无法超过英国尽量为本科生考虑、德国尽量为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考虑、美国尽可能为公众考虑的目标”。这三个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各不相同,但是摆在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却是“使三者看来不可能达到一致的东西达到一致”——大学既要重视本科生的教育又要兼顾科学研究,还要做好为社会服务。那么,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呢? 科尔的答案是:“为了保持不易的平衡,越采取混合式越好。”
在科尔看来,现代大学是“多元社会中的多元化大学”,它并不固守一个职能,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他赞成实用主义的观点,主张大学有很多职能,而且能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继续增加,他认为的大学职能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包括生产性职能、消费性职能和公民职能三个部分。
生产性职能即就是那些可以潜在增加社会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有关的职能,具体有筛选人才、人才培训、研究、为社会服务等等。
消费性职能指与学生或校园内的其他人员当前的产品和服务消费有关的职能,或者那些与改善人的情趣、情感、技术和机会从而引导个人生活更加完美、充实的耐用消费品有关的职能。包括:普通教育,校园团体生活、学生管理等等。科尔认为,消费性职能是大学多元职能网络体系中最需要认真反思和促进领域。
公民职能是与学生、教师、校友履行其公民职责有关的职能,包括社会化,评价,补偿教育。
他还指出,这些大学职能是动态的、发展的,而不是不变的。大学职能之间是复杂多样的,彼此之间也可能是矛盾的;有些职能彼此结合的好一些,而有些职能结合的差一些;有些职能发挥的好一些,而有些职能发挥的差一些。一所大学要想实现自己的总体目标,必须维持这些职能的理性平衡。多元化社会中的多元化巨型大学组成一个多元化巨型系统,大学的目标是不同的,因此不存在统一的职能模式,每一所大学的职能模式都可能与其它大学不同。
无论是纽曼的“大学的理想”,还是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观”,都专注于大学的单一职能。如前者强调教学,后者重视科研;而多元化巨型大学则“不专注于任何单一职能”。科尔认为:“现在的大学是‘多元社会中的多元化大学’,它并不固守一个它喜欢的职能,而是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只有理想主义者才会寻求唯一的答案而排斥其他,而实用主义者则要看什么最有效。大学有很多职能,而且职能还会继续增加。[5]”
三、颠覆集中的单一权力中心的大学管理模式,重构分散的多层次权力中心的大学管理模式
既然“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种松散的结构,那么它在权力分配上必然是分散的。科尔认为在“多元化巨型大学”里就存在如下一些权力实体。
学生:学生拥有较大的权力,学生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教师,而且学生们对学术问题的影响比通常认为的要重大。因为学生自己选择所学的课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的哪些领域和学科将得到发展。他们的种种选择,像消费者一样,引导着大学的扩展和收缩。
教师:教师在招生、课程设置、考试以及授予学位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权力。个别教授还有比这些权力更大的权力,他们对教师的任命和学术自由有着重大影响。而且他们在扩大研究机构和研究赠款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政府:随着大学在国家发展中地位的提升,政府对大学的介入也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在大学中的权力有强化的趋势。非专家委员会一直是美国政府同大学进行联系的独有手段(非专家委员会指的是大学董事会) 。政府的财政部、州长和州议会也越来越趋向于对学校工作进行详尽的审查,通过这些手段政府维护了他对大学事务的影响。
代表各种公众利益的团体:如校长、捐款人、基金会、联邦机构、各种专业和企业集团等。他们都从不同方面,运用不同手段和方式影响着“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发展。他们各自都是分享大学内部权力的一方。
行政机构:由校长、系主任、研究室的负责人、图书馆和实验室的负责人等构成的行政机构在大学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多元化巨型大学”当中行政管理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更为程式化了。总之,以上这些权力实体共同支撑着大学这个庞大的权力结构。在大学内部,他们都有一些切身利益,因此在处理具体事情的时候,他们往往都想站出来说话而且都想“说了算”(保护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样一来就必然会造成彼此之间的牵制,而正是这种牵制才使权力不可能完全集中于其中的某一方面造成权力的失衡,反而致使每个利益集团在满足一定自我利益的同时让渡一定的利益给其他利益实体,所以他们彼此才能够在这个结构中稳定的共存发展。
从权力中心的分布可见多元化举行大学的管理模式既不同于由学生管理的博洛尼亚大学模式,也不同于由教师管理的巴黎大学模式,而是学生、教师、政府、行政部门和其他机构共同争夺大学管理权力的多元管理模式。正如科尔自己所说,多元化巨型大学“类似一个政府体系,如一座城市或一个城邦: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城邦。它可能是不统一的,但必须对它进行管理——它现在不是原来那样的行会,而是一个权力分得很细的复杂实体。对于这种权力有一批竞争者[6]”。
四、颠覆局限的封闭的大学规模观,重构庞大渗透性的开放的大学规模观
科尔在描述多元化巨型大学时,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大学规模的变化。他首先将古典的大学比作是“居住僧侣的村庄”,将现代大学比作是“一座城镇”,而多元化巨型大学是“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多元化巨型大学的生活“比起村庄来,它较少社区感,也较少局限感。比起城镇来,它较少目的感,但达到优越的途径却较多[7]”。
科尔进一步通过两个层面来谈多元化巨型大学如此庞大规模之下的校园生活,第一,就学生而言,他承认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个混乱的地方”,学生在那里遇到了安全意识及进退两难的问题,这也是由于多元化巨型大学为学生提供了广泛的选择机会而令他们摇摆不定所致,但他称赞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学习自由—学生寻找、选择、停留或前进的自由—都是成功的[8]”。第二,就教学人员来说,生活也在改变,由于多元巨型大学事务纷繁,在教学和研究人员之外还有咨询人员和管理人员。对绝大多数教学人员来说,教学渐渐变得不再是中心了,研究越来越被重视,“并导致了以往的‘教师’队伍出现了一种三重阶层结构:专门从事研究的人员,专门从事教学的人员(他们大部分担任辅助的角色),以及既搞些研究又搞些教学的人员”,“教学人员愈来愈成为社会的完全参与者,而不是置身社会之外的人了,工资和地位已经显著提高。”教授(不是指全体教师)生活由于拥有研究助手和教学助手各自的系与研究所,也变成了行政管理人员,有了咨询工作和其他额外收入,成了“富裕教授”。简而言之,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城市”生活与“村庄”与“城镇”相比,有了巨大的改变,“愈加类似于文明的整体和文明不可或缺的部分[9]”。
科尔自己就对多元化巨型大学存在的合理性做了如下评述:“现代美国多元化巨型大学为什么可以存在呢? 历史是一个答案,同周围社会环境的一致是另一个答案。除此之外,它在维护、传播和考察永恒真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整个历史的所有高等学校中间,在服务于先进文明的如此众多的部分方面也是无与伦比的。作为一个机构,他的内部虽然并不一致,但他却始终如一的产生效益。虽然经受到变革的折磨,但他也保持着稳定的自由。虽然他连一个可被认为是自身的灵魂也没有,但他的成员却为真理而献身。[10]”
参考文献
[1]A.Levine,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n 1980-2000[M].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Preface,xii.
[2]克拉克·科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王承绪译)[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3][4][6][7][8][9][10]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M].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5]Clark Kerr.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1960-1980[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4-5.
作者简介:
黎军(1964—),男,甘肃天水人,兰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网络高等教育及民族教育学。
毕清波(1986—),女,江苏阜宁人,蘭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及远程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