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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天津爱国青年学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压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为党领导天津人民的抗日斗争呐喊呼号。
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实施侵华阴谋，妄图吞并华北。先后制造了察东事件和河北事件，以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旨在控制整个华北的种种无理要求，并集结重兵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秦土协定》《何梅协定》，这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
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日本策动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指使汉奸在河北香河暴动，于11月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了冀东22个县。并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华北自治”的要求。平津、华北已是岌岌可危。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按照黨中央的精神和北方局、河北省委的指示，平津等地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积极在爱国学生和其他各界群众中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2月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消息传来，广大学生和各界进步人士极为震惊。7日，北平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决定于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12月9日，在以谷景生、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北平6000多名大中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一二·九运动，这场规模宏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了。游行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残酷镇压，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2月16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日子，学生和市民共1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终于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一二·九运动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也震撼了国内外。它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各地爱国群众奋起响应，中国人民长期被压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猛烈地喷发出来，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天津爱国学生一二·一八抗日大游行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天津爱国学生立即起来响应。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早在12月5日即发表宣言，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一二·九示威游行后，天津法商学院、南开大学等校学生宣布罢课，以示声援。为了支援和配合北平学生的行动，天津党组织迅速与北平学联取得联系。天津法商学院学生朱光、庄林和南开大学王绶昌等立即到北平，秘密会见北平学联和党组织负责人黄敬、黄华、黄侃、李宗瀛、郭明秋，商定在天津发动游行。北平学联特派王仲华（董毓华）来津，同朱光、庄林、王绶昌详细研究举行游行示威的方法和步骤。考虑到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和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杨秀峰、温健公指出在游行中不提过激口号，不喊“打倒宋哲元”，并就此向朱光、郝金贵等作了具体布置。12月17日，天津各校学生自治会在北洋工学院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12月18日发动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行动中要争取第二十九军官兵，避免同天津当局和军警发生冲突;组织纠察队、设置交通联络员，以维持秩序和传递消息。会后，朱光、郝金贵、庄林等分头到各校串联，并组织同学连夜赶制标语、印刷传单。一切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12月18日清晨，寒风凛冽。天津青年学生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8时，法商学院校园里响起集合的钟声，学生们汇集在一起，高举抗日救亡的巨幅标语，雄赳赳地跨出校门。学院教授、地下党员杨秀峰、温健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队伍过了法政桥，奔向扶轮中学。同时派人前往北洋工学院等学校联络。在队伍行进途中，北洋工学院、河北女师附中、扶轮中学、汇文中学、中西女中、中山中学、觉民中学、工业学院的爱国学生相继汇入游行队伍。游行队伍先在体育场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温健公等发表演讲，历数日本侵华罪行，痛斥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对日妥协投降。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前往天津市政府请愿。当游行队伍涌向天津市政府时，军警如临大敌，惊恐万分。各校学生推出代表向市政府请愿。国民党天津市政府秘书长被迫接待了学生代表。请愿后，游行队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唱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继续游行。
游行队伍向着金钢桥前进。此时桥上布满荷枪实弹的军警，企图阻止游行队伍通过。学生们同军警展开说理斗争，高呼“欢迎爱国军警抗日救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青年学生爱国热情的感召下，一些军警的敌对态度发生了变化。游行队伍抓住时机，由男同学打头，女同学随后，向桥上冲去。游行队伍在官银号与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校的爱国学生队伍会合在一起。官银号前人声鼎沸，爱国热情像烈火一样在燃烧。青年学生向周围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不少学生一面激动地演讲，一面擦拭着夺眶而出的泪水。雷鸣般的口号声、激昂悲壮的救亡歌曲声，回荡在海河两岸。
下午3时，参加游行的10余所大中学校的5000多名学生在南开操场召开全市学生大会，决定成立“天津市学生联合会”，推选庄林、王绶昌等为负责人，阮务德、郝金贵为主要联系人。从19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动员全市人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大会还发出宣言、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
一二·一八大游行，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压制，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的嚣张气焰，表达了天津青年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极大地唤起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天津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南下宣传和天津民先队的成立
天津学生大游行后，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指示，12月26日，天津市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朱纪章赴北平，与北平学联商讨并成立“平津学生联合会”。平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后，为了把平津爱国学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将抗日救亡运动更好地开展下去，刚刚接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林枫召集北平学联负责人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宋黎等研究决定，寒假期间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以下简称“宣传团”）”，深入河北农村开展抗日宣传。
1936年1月，宣传团成立，下设四个分团，一、二、三分团由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组成，第四分团由北洋工學院、河北法商学院等天津各校爱国青年学生组成。按照宣传团的决定，第四分团先到北仓，再沿平津铁路上至杨村、安次，而后向南至永清，最后在固安与北平的三个分团会师。
宣传团沿途向群众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在永清县，北洋工学院的部分学生演出街头活报剧《打回老家去》和《放下你的鞭子》，剧情和表演者生动真挚的演出深深打动了观看的群众。人群中不时响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等口号。群众纷纷给宣传队员们端茶送水，演出结束后又竞相邀请他们到家里休息。青年学生在深入社会、深入民众的过程中，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对党提出的“同民众相结合”的要求有了深入的理解和切实的感受。
宣传团的四个分团在固安会合后，举行了全体大会。会议决定，以平津学生联合会扩大宣传团的名义发出快邮代电，申明这次扩大宣传的意义，号召全国同学一致到民间去。会后，由天津学生组成的第四分团并入第一分团，并且重新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路线，约定三个分团10日后在保定会合。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镇压，宣传团员被迫于1月16日陆续返回平津。
南下宣传活动的进一步开展，使学生们认识到，要把运动坚持下去，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担负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使命。第三分团的学生返回北平的第二天，即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得此消息后，1月21日，一、二分团也召开大会，会议决定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宣传团的团员为第一批队员，并选出由9名同学组成的筹备委员会。
从1月2日至21日，历时20天的南下抗日宣传，沿途播撒了抗日救亡的火种，同时也使爱国青年学生受到锻炼和考验，并为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目标的全国性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2月1日，宣传团团员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与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正式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或“民先队”）。16日，民先队发表成立宣言，提出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建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铲除汉奸卖国贼、打倒傀儡政权等八项主张。3月上旬，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天津地方队部在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在党的领导下，民先队以公开和半公开的形式，为团结广大青年，带领青年学生投身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助手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纽带。
从九·一八事变后至一二·九运动，天津党组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受党内“左”倾错误影响不断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坚持斗争，并在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探索符合国民党统治区斗争实际的策略和工作方式，尤其是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领导爱国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开展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使党的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得以增长，从而为实现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转变、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打下了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朱 健
华北事变和一二·九运动的爆发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实施侵华阴谋，妄图吞并华北。先后制造了察东事件和河北事件，以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旨在控制整个华北的种种无理要求，并集结重兵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迫使国民党政府签署《秦土协定》《何梅协定》，这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
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日本策动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指使汉奸在河北香河暴动，于11月扶植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了冀东22个县。并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华北自治”的要求。平津、华北已是岌岌可危。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按照黨中央的精神和北方局、河北省委的指示，平津等地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积极在爱国学生和其他各界群众中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2月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成立的消息传来，广大学生和各界进步人士极为震惊。7日，北平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决定于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12月9日，在以谷景生、李常青、彭涛、周小舟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在姚依林、郭明秋、黄敬、宋黎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北平6000多名大中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一二·九运动，这场规模宏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爆发了。游行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残酷镇压，有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2月16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日子，学生和市民共1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终于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
一二·九运动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也震撼了国内外。它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侵略全中国的阴谋，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各地爱国群众奋起响应，中国人民长期被压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猛烈地喷发出来，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天津爱国学生一二·一八抗日大游行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天津爱国学生立即起来响应。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早在12月5日即发表宣言，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一二·九示威游行后，天津法商学院、南开大学等校学生宣布罢课，以示声援。为了支援和配合北平学生的行动，天津党组织迅速与北平学联取得联系。天津法商学院学生朱光、庄林和南开大学王绶昌等立即到北平，秘密会见北平学联和党组织负责人黄敬、黄华、黄侃、李宗瀛、郭明秋，商定在天津发动游行。北平学联特派王仲华（董毓华）来津，同朱光、庄林、王绶昌详细研究举行游行示威的方法和步骤。考虑到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和爱国统一战线的需要，杨秀峰、温健公指出在游行中不提过激口号，不喊“打倒宋哲元”，并就此向朱光、郝金贵等作了具体布置。12月17日，天津各校学生自治会在北洋工学院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12月18日发动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行动中要争取第二十九军官兵，避免同天津当局和军警发生冲突;组织纠察队、设置交通联络员，以维持秩序和传递消息。会后，朱光、郝金贵、庄林等分头到各校串联，并组织同学连夜赶制标语、印刷传单。一切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12月18日清晨，寒风凛冽。天津青年学生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8时，法商学院校园里响起集合的钟声，学生们汇集在一起，高举抗日救亡的巨幅标语，雄赳赳地跨出校门。学院教授、地下党员杨秀峰、温健公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队伍过了法政桥，奔向扶轮中学。同时派人前往北洋工学院等学校联络。在队伍行进途中，北洋工学院、河北女师附中、扶轮中学、汇文中学、中西女中、中山中学、觉民中学、工业学院的爱国学生相继汇入游行队伍。游行队伍先在体育场广场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温健公等发表演讲，历数日本侵华罪行，痛斥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对日妥协投降。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前往天津市政府请愿。当游行队伍涌向天津市政府时，军警如临大敌，惊恐万分。各校学生推出代表向市政府请愿。国民党天津市政府秘书长被迫接待了学生代表。请愿后，游行队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唱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继续游行。
游行队伍向着金钢桥前进。此时桥上布满荷枪实弹的军警，企图阻止游行队伍通过。学生们同军警展开说理斗争，高呼“欢迎爱国军警抗日救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在青年学生爱国热情的感召下，一些军警的敌对态度发生了变化。游行队伍抓住时机，由男同学打头，女同学随后，向桥上冲去。游行队伍在官银号与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校的爱国学生队伍会合在一起。官银号前人声鼎沸，爱国热情像烈火一样在燃烧。青年学生向周围群众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不少学生一面激动地演讲，一面擦拭着夺眶而出的泪水。雷鸣般的口号声、激昂悲壮的救亡歌曲声，回荡在海河两岸。
下午3时，参加游行的10余所大中学校的5000多名学生在南开操场召开全市学生大会，决定成立“天津市学生联合会”，推选庄林、王绶昌等为负责人，阮务德、郝金贵为主要联系人。从19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动员全市人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大会还发出宣言、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
一二·一八大游行，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压制，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的嚣张气焰，表达了天津青年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极大地唤起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天津地区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南下宣传和天津民先队的成立
天津学生大游行后，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指示，12月26日，天津市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朱纪章赴北平，与北平学联商讨并成立“平津学生联合会”。平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后，为了把平津爱国学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将抗日救亡运动更好地开展下去，刚刚接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林枫召集北平学联负责人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宋黎等研究决定，寒假期间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以下简称“宣传团”）”，深入河北农村开展抗日宣传。
1936年1月，宣传团成立，下设四个分团，一、二、三分团由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组成，第四分团由北洋工學院、河北法商学院等天津各校爱国青年学生组成。按照宣传团的决定，第四分团先到北仓，再沿平津铁路上至杨村、安次，而后向南至永清，最后在固安与北平的三个分团会师。
宣传团沿途向群众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在永清县，北洋工学院的部分学生演出街头活报剧《打回老家去》和《放下你的鞭子》，剧情和表演者生动真挚的演出深深打动了观看的群众。人群中不时响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等口号。群众纷纷给宣传队员们端茶送水，演出结束后又竞相邀请他们到家里休息。青年学生在深入社会、深入民众的过程中，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对党提出的“同民众相结合”的要求有了深入的理解和切实的感受。
宣传团的四个分团在固安会合后，举行了全体大会。会议决定，以平津学生联合会扩大宣传团的名义发出快邮代电，申明这次扩大宣传的意义，号召全国同学一致到民间去。会后，由天津学生组成的第四分团并入第一分团，并且重新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路线，约定三个分团10日后在保定会合。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镇压，宣传团员被迫于1月16日陆续返回平津。
南下宣传活动的进一步开展，使学生们认识到，要把运动坚持下去，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担负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使命。第三分团的学生返回北平的第二天，即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得此消息后，1月21日，一、二分团也召开大会，会议决定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宣传团的团员为第一批队员，并选出由9名同学组成的筹备委员会。
从1月2日至21日，历时20天的南下抗日宣传，沿途播撒了抗日救亡的火种，同时也使爱国青年学生受到锻炼和考验，并为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目标的全国性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2月1日，宣传团团员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与民族解放先锋队合并，正式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或“民先队”）。16日，民先队发表成立宣言，提出动员全国武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境、建立各地民众武装自卫组织、成立各界抗日救国会、铲除汉奸卖国贼、打倒傀儡政权等八项主张。3月上旬，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天津地方队部在南开大学正式成立。在党的领导下，民先队以公开和半公开的形式，为团结广大青年，带领青年学生投身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助手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纽带。
从九·一八事变后至一二·九运动，天津党组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受党内“左”倾错误影响不断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仍然顽强地坚持斗争，并在汲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探索符合国民党统治区斗争实际的策略和工作方式，尤其是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领导爱国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开展了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使党的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得以增长，从而为实现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转变、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打下了基础。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朱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