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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列宁主义的代表作，《国家与革命》是一部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与革命学说的经典之作。重新学习这部著作对我们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划清它在国家问题上与其他错误思潮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时代背景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夜，根据当时国际国内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写的。从国际背景上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不仅进一步加深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还引发了1914年至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爆发为世界无产阶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从俄国国内情况看，1917年3月，虽然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胜利，但也形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格局。1917年7月，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动了七月流血事变，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被迫重新转入地下工作。这表明，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只有把武装夺取政权提上日程，以革命的暴力打破反革命的暴力，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政权。
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以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但故意“忘记”，还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鉴于此，列宁认为，“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于是，1917年8至9月，列宁利用其在瑞士期间积累下来的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研究成果，写下了《国家与革命》经典著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
主要内容
在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理论基础上，系统、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1.关于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国家的起源考察国家的本质，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却否定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认为“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对此，列宁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国家不是阶级调和的机关，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不但如此，列宁还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明确指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他引证恩格斯的论断：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2.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针对考茨基淡化、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错误言论，列宁指出，“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突出的伟大贡献。“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 以及大资产者） 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除了要尽可能地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普遍地、广泛地、公平地参与国家管理与社会事务，享受广泛的民主之外，还必须坚决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因此无产阶级还不能废除国家。当然，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是人类从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的一种过渡，是国家的最终形态。与资产阶级国家不会“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不同，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3.关于共产主义。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经历不断发展阶段的思想，明确把共产主义划分为高级和低级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并明确指出，这是“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它们属于同一个社会形态。
列宁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直接成果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然而由于在各方面都带有旧社会的“痕迹”，特别是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所以尽管已经是“非政治国家”了，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真正的共产主义即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列宁指出： “國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当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脑体分工被消灭，“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得以实行，以及人们己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不必要有国家的强制之时，国家便开始消亡。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与法将消亡”。
当代启示
1.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坚持认为，只要存在着阶级矛盾和对立，就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起来的全新国家制度，虽然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决非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从国际范围看，在当前“一球两制”的国际关系格局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实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必然会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地遏制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两种制度的激烈博弈和较量会一如既往地展开。从国内情况讲，我们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既存在着“黑天鹅”这样突发事件的挑战，也面临着“灰犀牛”诸如此类事件的考验。中国要有效应对各类国际国内风险与挑战，就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方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2.不断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体系。列宁指出，与资本主义实质上是少数人的民主制度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他指出：“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普遍地、广泛地、公平地参与国家管理与社会事务，必须通过加强民主制度的普及，使无产阶级政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能享受的民主政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时代，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就必须针对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的“短板”，进一步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深度，不断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在民主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3.坚定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明确指出，人类只有在经过社会主义的漫长发展后，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实际上就是对共产主义信念的追求。对此，一是要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理念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近百年的革命历程中，久经磨难而浴火重生，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追求。新时代，我们只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执着追求者，才能用顽强的意志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二是要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就要求我们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机统一起来，既要着眼未来，坚持远大理想，又要立足实际，完成当前任务。如此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美好未来和最高理想前进。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张 莙
时代背景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在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夜，根据当时国际国内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写的。从国际背景上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不仅进一步加深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还引发了1914年至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爆发为世界无产阶级创造了极为有利的革命形势。“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从俄国国内情况看，1917年3月，虽然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胜利，但也形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格局。1917年7月，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动了七月流血事变，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被迫重新转入地下工作。这表明，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只有把武装夺取政权提上日程，以革命的暴力打破反革命的暴力，才能取得无产阶级政权。
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以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但故意“忘记”，还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鉴于此，列宁认为，“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于是，1917年8至9月，列宁利用其在瑞士期间积累下来的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研究成果，写下了《国家与革命》经典著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讨论了“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
主要内容
在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理论基础上，系统、完整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1.关于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国家的起源考察国家的本质，认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却否定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认为“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对此，列宁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国家不是阶级调和的机关，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不但如此，列宁还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明确指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他引证恩格斯的论断：国家“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2.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针对考茨基淡化、贬低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错误言论，列宁指出，“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突出的伟大贡献。“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 以及大资产者） 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
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除了要尽可能地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普遍地、广泛地、公平地参与国家管理与社会事务，享受广泛的民主之外，还必须坚决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因此无产阶级还不能废除国家。当然，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是人类从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的一种过渡，是国家的最终形态。与资产阶级国家不会“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不同，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3.关于共产主义。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经历不断发展阶段的思想，明确把共产主义划分为高级和低级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并明确指出，这是“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它们属于同一个社会形态。
列宁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直接成果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然而由于在各方面都带有旧社会的“痕迹”，特别是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权利”，所以尽管已经是“非政治国家”了，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真正的共产主义即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列宁指出： “國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当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脑体分工被消灭，“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得以实行，以及人们己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不必要有国家的强制之时，国家便开始消亡。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与法将消亡”。
当代启示
1.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坚持认为，只要存在着阶级矛盾和对立，就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起来的全新国家制度，虽然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决非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从国际范围看，在当前“一球两制”的国际关系格局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实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必然会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地遏制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壮大。两种制度的激烈博弈和较量会一如既往地展开。从国内情况讲，我们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既存在着“黑天鹅”这样突发事件的挑战，也面临着“灰犀牛”诸如此类事件的考验。中国要有效应对各类国际国内风险与挑战，就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方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2.不断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体系。列宁指出，与资本主义实质上是少数人的民主制度不同，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他指出：“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普遍地、广泛地、公平地参与国家管理与社会事务，必须通过加强民主制度的普及，使无产阶级政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能享受的民主政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时代，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就必须针对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的“短板”，进一步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深度，不断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在民主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
3.坚定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明确指出，人类只有在经过社会主义的漫长发展后，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实际上就是对共产主义信念的追求。对此，一是要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理念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近百年的革命历程中，久经磨难而浴火重生，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追求。新时代，我们只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执着追求者，才能用顽强的意志去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二是要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这就要求我们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机统一起来，既要着眼未来，坚持远大理想，又要立足实际，完成当前任务。如此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美好未来和最高理想前进。
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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