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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如此繁盛的唐朝之后，宋朝却不能延续唐朝疆界，建立横跨南北的大帝国呢？这其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一、宋朝建立时的外部环境和唐朝立国时大不相同
1. 唐宋的立国环境不一样。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之上。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为唐朝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宋朝所取代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象唐朝那样接收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际，地方势力经营已久，业已形成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
2. 唐宋所处的民族环境不一样。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部落，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游牧民族部落而已，居无定所，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因此，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使其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
反观宋朝立国之时情况就很不妙了。自汉朝以后，北方尤其是草原的自然环境每况愈下，荒漠化越来越严重。而自中唐以后，尤其是进入五代十国时代，地球气候进入干冷时期，迫使一些游牧民族改变生存方式，如契丹、党项等就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宋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石敬瑭为了称帝又于公元936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自称“儿皇帝”。当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并由游牧部族转化成为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但是在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因此宋辽之间的战争，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这种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要完成统一的阻力比唐朝要大得多。
3. 唐朝政策的失误。宋立国之前，中原王朝已经失去对辽战争的战略要地——幽云和河套地区。这和唐朝的政策有一定关系。在唐玄宗统治时期，均田制瓦解，在此基础上的府兵制亦随之瓦解，开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的恶性发展形成了藩镇割据。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唐朝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支配财政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而掌握如此重要军镇的节度使多由少数民族担任。盘踞河套地区的西夏党项人就是因助唐平叛有功被封于此地，逐渐经营，实力不断壮大，进而和宋分庭抗礼。另外出卖幽云十六州的“儿皇帝”石敬瑭，其实并非汉人，而是沙陀族人（西突厥的一支）。当“安史之乱” “黄巢起义”爆发威胁到唐朝的统治时，唐朝都无一例外从其他游牧民族借兵镇压，沙陀族就是被唐朝政府借来镇压黄巢起义才得以入主中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中就由三个是沙陀族人建立的。
二、宋立国后采取的加强中央集权措施是造成其积贫积弱的根源
1. 兵制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即位的次年，为防止“陈桥兵变、皇袍加身”的历史重演，就开始大力整顿禁军：进一步淘汰老弱，补充精壮；消弱地方精锐，充当禁军；禁军定期轮换，从而“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不使上下人情习熟”；“杯酒释兵权”，夺取了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的兵权，委派一些资历浅、能力弱、容易驾驭的将领。太祖开国时，有禁军马步兵19万3千（全国兵额37万8千），禁军最多时已达到80万。同时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重要地区。边境上只屯驻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采取了被动的守势。
这些军事措施是一柄双刃剑。虽然消除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积弊，禁军将领再也不能拥兵割据了，却也使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地方厢兵（镇兵）精锐尽失，根本没有力量与朝廷作对的同时，却也始终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进攻。
2. 官制
宋朝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枢密院和三衙（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掌握调兵权和统兵权。宋朝的“三司”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掌管着全国的财政大权。这样，宰相、枢密院、三司互相分割权力，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在地方官制上，派文臣担任知州，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同时削减州郡（府、州、军、监）长官的权力，不许他们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都收归朝廷。把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四司。除安抚使用武人外，其他也都由文臣担任。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摄，属于临时指派的性质，“三年一替”。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被分散，任期短暂，武力削弱，就不能与朝廷对抗。
由于各级政府权力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不仅办事推诿，互相扯皮，行政效率低下，而且也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地方财政尤其困难。
总之，由于北宋复杂的立国环境和民族关系，再加上北宋过分的加强中央集权措施，造成终宋一朝也没能统一中国，积贫积弱成为宋朝的代名词。
一、宋朝建立时的外部环境和唐朝立国时大不相同
1. 唐宋的立国环境不一样。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之上。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为唐朝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宋朝所取代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象唐朝那样接收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际，地方势力经营已久，业已形成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
2. 唐宋所处的民族环境不一样。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部落，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游牧民族部落而已，居无定所，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因此，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使其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
反观宋朝立国之时情况就很不妙了。自汉朝以后，北方尤其是草原的自然环境每况愈下，荒漠化越来越严重。而自中唐以后，尤其是进入五代十国时代，地球气候进入干冷时期，迫使一些游牧民族改变生存方式，如契丹、党项等就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宋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石敬瑭为了称帝又于公元936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自称“儿皇帝”。当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并由游牧部族转化成为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但是在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因此宋辽之间的战争，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这种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要完成统一的阻力比唐朝要大得多。
3. 唐朝政策的失误。宋立国之前，中原王朝已经失去对辽战争的战略要地——幽云和河套地区。这和唐朝的政策有一定关系。在唐玄宗统治时期，均田制瓦解，在此基础上的府兵制亦随之瓦解，开始实行募兵制。募兵制的恶性发展形成了藩镇割据。为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唐朝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支配财政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而掌握如此重要军镇的节度使多由少数民族担任。盘踞河套地区的西夏党项人就是因助唐平叛有功被封于此地，逐渐经营，实力不断壮大，进而和宋分庭抗礼。另外出卖幽云十六州的“儿皇帝”石敬瑭，其实并非汉人，而是沙陀族人（西突厥的一支）。当“安史之乱” “黄巢起义”爆发威胁到唐朝的统治时，唐朝都无一例外从其他游牧民族借兵镇压，沙陀族就是被唐朝政府借来镇压黄巢起义才得以入主中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朝代中就由三个是沙陀族人建立的。
二、宋立国后采取的加强中央集权措施是造成其积贫积弱的根源
1. 兵制
[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即位的次年，为防止“陈桥兵变、皇袍加身”的历史重演，就开始大力整顿禁军：进一步淘汰老弱，补充精壮；消弱地方精锐，充当禁军；禁军定期轮换，从而“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不使上下人情习熟”；“杯酒释兵权”，夺取了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的兵权，委派一些资历浅、能力弱、容易驾驭的将领。太祖开国时，有禁军马步兵19万3千（全国兵额37万8千），禁军最多时已达到80万。同时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重要地区。边境上只屯驻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采取了被动的守势。
这些军事措施是一柄双刃剑。虽然消除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积弊，禁军将领再也不能拥兵割据了，却也使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地方厢兵（镇兵）精锐尽失，根本没有力量与朝廷作对的同时，却也始终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进攻。
2. 官制
宋朝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枢密院和三衙（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掌握调兵权和统兵权。宋朝的“三司”即盐铁、度支和户部，掌管着全国的财政大权。这样，宰相、枢密院、三司互相分割权力，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在地方官制上，派文臣担任知州，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同时削减州郡（府、州、军、监）长官的权力，不许他们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州郡的兵权、财权和司法权也都收归朝廷。把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安抚使、提举常平四司。除安抚使用武人外，其他也都由文臣担任。路、州、县的官员都由中央官兼摄，属于临时指派的性质，“三年一替”。这样，地方长官的权力被分散，任期短暂，武力削弱，就不能与朝廷对抗。
由于各级政府权力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不仅办事推诿，互相扯皮，行政效率低下，而且也大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地方财政尤其困难。
总之，由于北宋复杂的立国环境和民族关系，再加上北宋过分的加强中央集权措施，造成终宋一朝也没能统一中国，积贫积弱成为宋朝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