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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月16日发射升空到29日顺利返回，“神舟九号”13天的太空之旅注定将成为中国太空探索道路上又一里程碑。事实上，自2003年“神舟五号”实现首次载人航天以来，无论在载人航天还是深空探测上，每隔两三年中国就会树立一座里程碑。自上个世纪美苏争霸所掀起的太空探索热潮终结以来，像中国这样短时间内高频度地推出航天工程项目的情况并不多见。
1975年7月苏联“联盟号”飞船与美国“阿波罗号”飞船在空间轨道成功对接，以象征性的姿态宣告美苏在太空竞赛中握手言和。苏联解体后，美国和俄罗斯这对冷战对手更是成了国际空间合作的引领者，共同主导国际空间站的建设和运转。但在国际空间合作的表象下，太空探索过程中的竞争从未停歇。美俄这样的传统空间大国以及欧洲、中国、日本、印度等后来者，在开展空间合作的同时，也都以不同节奏推进各自独立的太空探索计划。
阿波罗时代的变局
1972年7月美国“阿波罗号”系列飞船最后一次载人登月，将太空探索中人类留下足迹的纪录也定格在了那一年，人类太空探索进入“后阿波罗时代”。此后美苏太空竞争的重点转向航天飞机制造和空间站建设，但无论是投入的力度还是取得的成就，都没有再现载人登月那样的辉煌。与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格局一样，“后阿波罗时代”的太空探索也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以绝对的优势稳居太空超级大国位置，俄罗斯的太空实力从苏联解体后经济衰退的冲击中逐渐恢复，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国成为空间探索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在载人登月竞赛中完胜苏联之后，美国把太空探索的重点放在航天飞机、载人空间站和火星探测上，在太空探索领域继续保持领先。1986年“挑战者号”和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曾给美国的航天事业造成打击。就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第二年，美国布什政府公布“太空远景规划”，提出研制下一代航天器、重返月球以及载人登陆火星的“星座计划”。奥巴马政府2010年对布什政府的航天政策做出调整，取消了重返月球计划，把关注点放在提升美国航天工业实力、航天科技水平上，并且更加重视国际空间合作。
虽然在载人登月上输给美国，但苏联在空间站建设方面取得了局部优势。从1971年至1982年，苏联共发射了7座“礼炮号”空间站，1986年发射的“和平号”空间站，是首个人类可以长期驻留的空间站。在空间站建设上的丰富经验和雄厚的技术积累，成为俄罗斯后来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空间站项目的资本。俄罗斯也借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的机会，维持和延续太空竞争力。2004年俄罗斯政府对航天部门进行改组，成立了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大幅增加航天预算。2005年，俄罗斯政府公布《2006~2015年俄罗斯联邦航天计划》，勾勒出未来10年航天科技和工业发展蓝图。
早在冷战时期，欧洲国家就意识到建设独立的太空能力的重要性，并在1975年成立了欧洲空间局，整合和强化欧洲内部的空间合作。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中，欧洲国家军队在信息化领域与美国军队之间的“代差”，进一步增加了欧洲发展太空实力的紧迫感。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说，如果欧洲不能发展独立的太空能力，就会沦为美国的附庸。2007年，欧盟公布《欧洲太空政策》，在规划欧洲未来航天发展方向的同时，强调确保独立进出太空的权利，打造欧洲太空威慑能力。
凭借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日本在1970年代就已经具备相当的太空实力。2003年，日本政府整合与宇宙开发有关的机构，成立“日本宇宙研究开发机构”。2005年，日本公布《2005~2025年航天构想》，提升宇宙开发的战略地位。中国和印度的太空项目基本上都开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但真正取得突破性发展还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印的太空实力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
“后阿波罗时代”太空探索领域一超多强格局仍将持续，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有任何空间大国撼动美国的太空霸主地位。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考虑到太空技术与军事安全之间的天然联系，美国不会容忍其太空优势受到挑战，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政策看似收敛锋芒，实质上是在经济不景气背景下的韬光养晦，从长远看更有利于美国太空实力的提升。
空探索，大国竞合
冷战的结束为空间大国之间的太空合作创造了可能性。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空间大国之间的合作中都带有竞争，竞争中也带有合作。以目前国际空间合作的“典范”国际空间站来说，美俄欧之间就充满了博弈。美欧虽然是同盟关系，但对于欧洲打造“伽利略系统”，美国一开始就摆出了不合作的姿态。尽管国际空间站项目和伽利略计划的争议最终都以达成妥协告终，但这些博弈也充分暴露了空间大国对太空优势的敏感以及国际空间合作的脆弱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空间站建设上的经验和技术对美国和欧洲都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追求独立的太空实力的欧洲，曾在1993年与俄罗斯探讨将当时仍在运行的“和平号”空间站打造成没有美国参与的“俄欧空间站”的可能性，但最终这个计划因经费问题以及美国的介入而作罢。美国为了将俄罗斯纳入国际空间站计划，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指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重新设计相关技术设备以便与俄罗斯的硬件设施配套。美国在与俄罗斯就此达成协议后，才通知欧洲、日本等其他国际空间站项目参与方。
伽利略计划是欧洲寻求摆脱对美国太空技术依赖的标志性项目。欧盟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相关论证，2002年3月正式宣布启动伽利略计划。伽利略系统虽然具有军事功能，但主要定位在民用领域，而且定位精确度高于美国的GPS系统。为了削弱伽利略系统的市场吸引力，美国在2000年5月取消了此前在GPS系统上一直采用的意在降低定位精确度的“有选择可用性”政策。但美国不甘于放弃在导航卫星系统上的垄断权，尤其是在军用领域。经过多轮谈判，美欧双方达成妥协，美国不阻挠欧洲建设伽利略系统，欧洲同意放弃原计划中与GPS系统相近、容易导致信号冲突的发射频率，采用对信号稳定性有影响的次优方案。 俄罗斯长期以来都是国际空间合作中的积极参与者。1990年代初，受制于经费不足，俄罗斯依靠太空技术优势主动参与国际空间合作，对技术转移的担忧没有美国那么敏感。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的空间合作在考虑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外交战略的需要。俄罗斯把印度列为俄“格洛纳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主要合作伙伴国，俄印双方还就共同探月、为印度培训宇航员达成协议。中国的载人航天也得到了俄罗斯的技术支持，中俄空间合作开始走向制度化轨道。
从区域角度看，欧洲内部的空间合作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伽利略计划、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计划以及阿丽亚娜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发等，都是欧洲内部空间合作的成功典范。不仅如此，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军事卫星项目上也展开了充分的合作，达成了共享卫星侦察图像的协议。但在亚洲地区，中国、日本和印度之间的合作相当有限，竞争态势则非常明显。2007年9月，日本首颗探月卫星“月亮女神”发射升空；一个月后，中国首颗“嫦娥一号”发射升空；一年后的2008年10月，印度探月卫星“月船一号”奔向月球。日本长期以来的空间合作对象都是欧美等空间大国，但在2008年中国倡导成立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后，日本则加大了对其1993年发起的亚太地区空间机构论坛的投入力度。
台湾太空问题专家、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王圣智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义地说，太空探索本质上还是竞争大于合作。“纯科学性的计划较容易形成国际合作，因为对国家利益不会有太大的冲击，但在应用计划方面，例如发射载具这个具有明显军事意涵和牵涉敏感科技的领域，不太可能有国际合作，或只是象征性而非实质的合作。”王圣智认为，欧盟、中国和印度都在积极发展独立的太空探索能力，欧洲的伽利略导航卫星系统和中国的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其发展动机都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不满或想在某方面制衡美国的独霸。
国的太空合作困境
在这轮太空探索的大国竞合中，中国无疑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参与者。一方面中国在空间大国中表现“抢眼”，但另一方面中国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排除在重大国际空间合作之外的空间大国。虽然中国对国际太空合作一直持开放态度，但国际空间站的大门始终对中国关闭，中国参与欧洲伽利略计划的合作事实上也已经夭折。虽然中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上与俄罗斯、德国展开了有限的技术合作，但总体上中国走的还是独立开发的道路。
杨丹志认为，太空格局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国际政治格局的折射，太空探索中的竞争与合作，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问题学者吴日强看来，中国被排除在重大国际空间合作之外，与中国所面临的战略环境有关，中国实力快速上升的势头，客观上增大了与其他空间大国进行合作的难度。
2007年6月，欧洲空间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太空实力对欧洲的影响》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在与中国的空间合作方面，欧洲不应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也不能把中国看作战略对手，而应定位为“临时性合作伙伴”，欧洲应该在合作的内容上谨慎行事，确保长期来看可能的不利后果不超过合作带来的短期利益。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政治因素是阻碍中欧空间合作的重要原因。中欧伽利略计划合作项目的破产，虽然与美国的施压有关，但中欧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战略互信的缺失对空间合作的影响，在中美之间表现得最为突出。目前美国不但与中国在太空合作上没有任何交集，而且还是阻碍中国与其他空间大国合作的主要外部因素。1990年代初中美曾有过一次太空商业合作，即美国允许中国发射澳大利亚购自美国的卫星。1999年美国出台《考克斯报告》，称中国窃取美国军事技术，此后美国政府再没有发放对中国发射美制商业卫星的许可证。2006年9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格里芬访华，曾引发了中美太空合作的猜测。但2007年1月中国进行反卫星试验后，美国反应强烈并停止了与中国航天机构之间的交流。
王圣智认为，中美在国际社会的确有相冲突的利益，但也有共同的经济和非传统安全利益。中美合作可能性的大小取决于双方共同获利机会的大小，而这又牵涉国际和国内的结构情境以及双方的成本效益计算。“如果中美在某个太空应用领域达成合作的共识，美国将采取谨慎的策略，以避免中国从合作中取得任何优势。”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微重力实验室主任胡文瑞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是建设像国际空间站这种规模的空间设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分担成本和风险，但如果只是建设两三个舱段组合的空间站，一个大国是可以承担的。目前，中国的重大空间活动实行以我为主的做法是适宜的。”王圣智表示，太空探索成本高、风险大，国际合作是最能实现各方目标的策略，在各太空大国均面临预算紧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且目前有太空能力的国家越来越多，合作伙伴的选择也随之增加，长远来看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不会只走独立发展的道路。
1975年7月苏联“联盟号”飞船与美国“阿波罗号”飞船在空间轨道成功对接，以象征性的姿态宣告美苏在太空竞赛中握手言和。苏联解体后，美国和俄罗斯这对冷战对手更是成了国际空间合作的引领者，共同主导国际空间站的建设和运转。但在国际空间合作的表象下，太空探索过程中的竞争从未停歇。美俄这样的传统空间大国以及欧洲、中国、日本、印度等后来者，在开展空间合作的同时，也都以不同节奏推进各自独立的太空探索计划。
阿波罗时代的变局
1972年7月美国“阿波罗号”系列飞船最后一次载人登月，将太空探索中人类留下足迹的纪录也定格在了那一年，人类太空探索进入“后阿波罗时代”。此后美苏太空竞争的重点转向航天飞机制造和空间站建设，但无论是投入的力度还是取得的成就，都没有再现载人登月那样的辉煌。与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格局一样，“后阿波罗时代”的太空探索也呈现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以绝对的优势稳居太空超级大国位置，俄罗斯的太空实力从苏联解体后经济衰退的冲击中逐渐恢复，欧洲、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国成为空间探索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在载人登月竞赛中完胜苏联之后，美国把太空探索的重点放在航天飞机、载人空间站和火星探测上，在太空探索领域继续保持领先。1986年“挑战者号”和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曾给美国的航天事业造成打击。就在“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第二年，美国布什政府公布“太空远景规划”，提出研制下一代航天器、重返月球以及载人登陆火星的“星座计划”。奥巴马政府2010年对布什政府的航天政策做出调整，取消了重返月球计划，把关注点放在提升美国航天工业实力、航天科技水平上，并且更加重视国际空间合作。
虽然在载人登月上输给美国，但苏联在空间站建设方面取得了局部优势。从1971年至1982年，苏联共发射了7座“礼炮号”空间站，1986年发射的“和平号”空间站，是首个人类可以长期驻留的空间站。在空间站建设上的丰富经验和雄厚的技术积累，成为俄罗斯后来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空间站项目的资本。俄罗斯也借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的机会，维持和延续太空竞争力。2004年俄罗斯政府对航天部门进行改组，成立了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大幅增加航天预算。2005年，俄罗斯政府公布《2006~2015年俄罗斯联邦航天计划》，勾勒出未来10年航天科技和工业发展蓝图。
早在冷战时期，欧洲国家就意识到建设独立的太空能力的重要性，并在1975年成立了欧洲空间局，整合和强化欧洲内部的空间合作。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中，欧洲国家军队在信息化领域与美国军队之间的“代差”，进一步增加了欧洲发展太空实力的紧迫感。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说，如果欧洲不能发展独立的太空能力，就会沦为美国的附庸。2007年，欧盟公布《欧洲太空政策》，在规划欧洲未来航天发展方向的同时，强调确保独立进出太空的权利，打造欧洲太空威慑能力。
凭借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日本在1970年代就已经具备相当的太空实力。2003年，日本政府整合与宇宙开发有关的机构，成立“日本宇宙研究开发机构”。2005年，日本公布《2005~2025年航天构想》，提升宇宙开发的战略地位。中国和印度的太空项目基本上都开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但真正取得突破性发展还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印的太空实力也越来越具有竞争力。
“后阿波罗时代”太空探索领域一超多强格局仍将持续，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太可能有任何空间大国撼动美国的太空霸主地位。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考虑到太空技术与军事安全之间的天然联系，美国不会容忍其太空优势受到挑战，奥巴马政府的太空政策看似收敛锋芒，实质上是在经济不景气背景下的韬光养晦，从长远看更有利于美国太空实力的提升。
空探索，大国竞合
冷战的结束为空间大国之间的太空合作创造了可能性。但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空间大国之间的合作中都带有竞争，竞争中也带有合作。以目前国际空间合作的“典范”国际空间站来说，美俄欧之间就充满了博弈。美欧虽然是同盟关系，但对于欧洲打造“伽利略系统”，美国一开始就摆出了不合作的姿态。尽管国际空间站项目和伽利略计划的争议最终都以达成妥协告终，但这些博弈也充分暴露了空间大国对太空优势的敏感以及国际空间合作的脆弱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空间站建设上的经验和技术对美国和欧洲都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追求独立的太空实力的欧洲，曾在1993年与俄罗斯探讨将当时仍在运行的“和平号”空间站打造成没有美国参与的“俄欧空间站”的可能性，但最终这个计划因经费问题以及美国的介入而作罢。美国为了将俄罗斯纳入国际空间站计划，当时的克林顿政府指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重新设计相关技术设备以便与俄罗斯的硬件设施配套。美国在与俄罗斯就此达成协议后，才通知欧洲、日本等其他国际空间站项目参与方。
伽利略计划是欧洲寻求摆脱对美国太空技术依赖的标志性项目。欧盟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相关论证，2002年3月正式宣布启动伽利略计划。伽利略系统虽然具有军事功能，但主要定位在民用领域，而且定位精确度高于美国的GPS系统。为了削弱伽利略系统的市场吸引力，美国在2000年5月取消了此前在GPS系统上一直采用的意在降低定位精确度的“有选择可用性”政策。但美国不甘于放弃在导航卫星系统上的垄断权，尤其是在军用领域。经过多轮谈判，美欧双方达成妥协，美国不阻挠欧洲建设伽利略系统，欧洲同意放弃原计划中与GPS系统相近、容易导致信号冲突的发射频率，采用对信号稳定性有影响的次优方案。 俄罗斯长期以来都是国际空间合作中的积极参与者。1990年代初，受制于经费不足，俄罗斯依靠太空技术优势主动参与国际空间合作，对技术转移的担忧没有美国那么敏感。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的空间合作在考虑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兼顾外交战略的需要。俄罗斯把印度列为俄“格洛纳斯”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主要合作伙伴国，俄印双方还就共同探月、为印度培训宇航员达成协议。中国的载人航天也得到了俄罗斯的技术支持，中俄空间合作开始走向制度化轨道。
从区域角度看，欧洲内部的空间合作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伽利略计划、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计划以及阿丽亚娜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发等，都是欧洲内部空间合作的成功典范。不仅如此，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军事卫星项目上也展开了充分的合作，达成了共享卫星侦察图像的协议。但在亚洲地区，中国、日本和印度之间的合作相当有限，竞争态势则非常明显。2007年9月，日本首颗探月卫星“月亮女神”发射升空；一个月后，中国首颗“嫦娥一号”发射升空；一年后的2008年10月，印度探月卫星“月船一号”奔向月球。日本长期以来的空间合作对象都是欧美等空间大国，但在2008年中国倡导成立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后，日本则加大了对其1993年发起的亚太地区空间机构论坛的投入力度。
台湾太空问题专家、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王圣智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义地说，太空探索本质上还是竞争大于合作。“纯科学性的计划较容易形成国际合作，因为对国家利益不会有太大的冲击，但在应用计划方面，例如发射载具这个具有明显军事意涵和牵涉敏感科技的领域，不太可能有国际合作，或只是象征性而非实质的合作。”王圣智认为，欧盟、中国和印度都在积极发展独立的太空探索能力，欧洲的伽利略导航卫星系统和中国的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其发展动机都是对美国单边主义的不满或想在某方面制衡美国的独霸。
国的太空合作困境
在这轮太空探索的大国竞合中，中国无疑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参与者。一方面中国在空间大国中表现“抢眼”，但另一方面中国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被排除在重大国际空间合作之外的空间大国。虽然中国对国际太空合作一直持开放态度，但国际空间站的大门始终对中国关闭，中国参与欧洲伽利略计划的合作事实上也已经夭折。虽然中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上与俄罗斯、德国展开了有限的技术合作，但总体上中国走的还是独立开发的道路。
杨丹志认为，太空格局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国际政治格局的折射，太空探索中的竞争与合作，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问题学者吴日强看来，中国被排除在重大国际空间合作之外，与中国所面临的战略环境有关，中国实力快速上升的势头，客观上增大了与其他空间大国进行合作的难度。
2007年6月，欧洲空间政策研究所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太空实力对欧洲的影响》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在与中国的空间合作方面，欧洲不应把中国当作战略伙伴，也不能把中国看作战略对手，而应定位为“临时性合作伙伴”，欧洲应该在合作的内容上谨慎行事，确保长期来看可能的不利后果不超过合作带来的短期利益。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政治因素是阻碍中欧空间合作的重要原因。中欧伽利略计划合作项目的破产，虽然与美国的施压有关，但中欧之间战略互信的缺失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战略互信的缺失对空间合作的影响，在中美之间表现得最为突出。目前美国不但与中国在太空合作上没有任何交集，而且还是阻碍中国与其他空间大国合作的主要外部因素。1990年代初中美曾有过一次太空商业合作，即美国允许中国发射澳大利亚购自美国的卫星。1999年美国出台《考克斯报告》，称中国窃取美国军事技术，此后美国政府再没有发放对中国发射美制商业卫星的许可证。2006年9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格里芬访华，曾引发了中美太空合作的猜测。但2007年1月中国进行反卫星试验后，美国反应强烈并停止了与中国航天机构之间的交流。
王圣智认为，中美在国际社会的确有相冲突的利益，但也有共同的经济和非传统安全利益。中美合作可能性的大小取决于双方共同获利机会的大小，而这又牵涉国际和国内的结构情境以及双方的成本效益计算。“如果中美在某个太空应用领域达成合作的共识，美国将采取谨慎的策略，以避免中国从合作中取得任何优势。”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微重力实验室主任胡文瑞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是建设像国际空间站这种规模的空间设施，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分担成本和风险，但如果只是建设两三个舱段组合的空间站，一个大国是可以承担的。目前，中国的重大空间活动实行以我为主的做法是适宜的。”王圣智表示，太空探索成本高、风险大，国际合作是最能实现各方目标的策略，在各太空大国均面临预算紧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且目前有太空能力的国家越来越多，合作伙伴的选择也随之增加，长远来看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不会只走独立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