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决定》全文的公布一扫之前市场的疑虑和阴霾。60条措施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六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方案，而之前公报中仅简略提及的（如金融改革）、甚至未提到的（如单独二胎政策）改革措施都在《决定》中给了明确阐述。
　　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到2020年要完成《决定》中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显示了新一任领导人推进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则有助于强化中央政府的领导力、协调力和监督力，从制度上确保改革顺利实施。
　　经历短期乐观之后，市场开始关注哪些领域可能在2014年成为改革的突破口。60条措施涉及方方面面，仅以经济改革为例，直接相关的就有22条。每一条下关于改革具体内容的表述都能引起市场无穷的遐想。但是，中国政府基本不太可能在各个领域同时推动改革。而作为新一轮改革的元年，2014年对于改革的推进又至关重要。那么，哪些领域可能在2014年成为重点呢？
　　我们认为，决定未来一两年改革先后有限次序的主要因素有两方面，一是改革对于经济的短期影响，二是决策层和市场对于改革具体措施的共识度。
　　中国新一轮的改革，旨在保持中国经济在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首先要避免的是对改革的一种盲目浪漫乐观主义，认为中国只要推动改革，目前经济中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经济增长自然可以保持高速增长。
　　实际上，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经验证明，改革决不是无痛的涅磐。改革红利的释放需要时间，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往往对经济会造成短暂的冲击，会以部分人甚至是一代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对于改革红利的不切实际的乐观，可能会造成两种失误。一种是过低估计某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对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盲目乱干，加大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另一种是对改革红利的大喜大悲情绪，在初期过度乐观，而一旦出现短期阵痛或者因为其他非改革因素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又把这些问题归咎于改革而导致改革的停止甚至倒退。
　　根据改革对经济短期影响的效果不同，可以把改革措施归为三类。
　　第一类改革不仅有利于中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在短期也有利于经济增长，如简政放权、鼓励私人部门投资。这些措施有利于释放现有经济中受到约束的经济动能，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即使如简政放权，在长期管制后放开管制，也可能会因为市场主体的不成熟和监管经验的不足造成阶段性的市场波动，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第二类改革对于经济的短期影响趋于中性，但它们长期有利于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或者有利于推动全局的经济改革，如金融改革、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启动单独二胎政策等。以资源型产品价格改革为例，调整的结果对于上下游企业可能截然相反，但价格调整在短期更多地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
　　第三类改革在短期对经济的影响是负面的，如去产能、去杠杆。这是中国经济中长期要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绕不过去的结构性问题。但是，去产能和去杠杆对于经济增长的短期负面影响是直接的。如果我们坚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底线，这意味着去杠杆的过程只能采取一个缓慢渐进的方式。2014年我们对前两类改革可能会强调走得快一些，而对第三类改革可能会强调走得稳一些。
　　影响改革先后次序的第二个因素是对于具体措施的共识度。共识度比较高、可操作性比较强的改革领域可能走得快一些，而共识度比较低、可操作性差的改革领域可能需要更多的试点和协调。 前一个例子是金融改革。虽然在公报中只有一句话，在《决定》中的表述也无甚新意，但这恰恰反映对于金融改革的共识度很高，金融改革会优先加快推进。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收官十年，也将是中国金融发展的黄金十年。另外，财税改革作为三中全會公报的重头戏，在改革的方向和思路上都给出了非常明确的阐述，因此2014年优先推进的可能性也很大。
　　而后一个例子是土地改革，虽然着墨很多，但是只是重复了上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内容，在具体措施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可操作的方案。因此，虽然市场对土地改革期望很高，但在短期内可能仍然停留在试点和归纳经验的阶段。
　　整体而言，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短期和长期、增长速度和质量之间的平衡。综合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2014年将会是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开启之年，而简政放权、金融改革和财税改革将会成为2014年的改革重点。
　　作者为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