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放宽一胎政策，认识到人口对一国经济命运起着重要的作用。过去亚洲的快速增长建立在有利的人口结构、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和開放型经济的基础上。但在亚洲许多地区，随着人口开始迅速老龄化，人们开始担心未富先老。
　　在2012年，亚洲有近4.5亿人年龄在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11%。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是原来的两倍以上，达12亿，占总人口的24%，接近北美（27%）和欧洲（34%）的预测值。
　　亚洲老年人和发达国家老年人有一个主要不同点。在2011年，九个亚洲经济体中，私人养老基金的资产有6630亿美元，仅为2011年GDP的5.3%，远远低于OECD国家70%的平均水平。
　　在一些国家，老年抚养比正变得越来越离谱。目前，日本每两名劳动者抚养一名退休人员。到2050年，每一名劳动者将抚养两名退休人员。到2050年，中国的比例将变成一名退休者由1.5个工作者抚养。
　　在亚洲，养老保险覆盖率过低或养老金资金不足是一个严重问题。
　　即使是日本等富有国家，人均财富达216694美元，低利率意味着许多退休金的领取者难以从他们的金融资产中获得足够的收入满足退休后的生活需要。按此财富计算，2%的年收益率每年只能带来4300美元，不足以过上舒适的生活。
　　有几个很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政府要将养老金改革作为首要任务。首先是退休收入的充足性问题。其次，从公平而言，应该有更多的人拥有养老保险。第三，养老资金应该是可持续的，因为就如希腊最终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公务员丰厚的退休金。
　　不过，对于为什么养老基金起重要作用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养老基金对资本市场发展、长期资源有效分配，以及国家金融稳定性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在2013年5月-6月，由于担心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或缩减，市场发生震荡，当时汇率和利率波动最小的市场都是具有深度退休金或公积金的市场，这绝非偶然。当发生资本外流时，国内养老基金可以很容易地收购地方债券和外国人出售的外汇。而没有这样大规模机构资金的国家，如印尼，就不得不依靠中央银行来捍卫其汇率和利率稳定。
　　由于养老基金着眼于长期，它们可以促进对增长型行业的长期战略投资，如基础设施、绿色科技、中小企业融资和社会企业。这将减少对短期银行融资或境外融资的过度依赖，这些短期融资从本质上会受流动性风险和市场波动的影响。此外，有效的养老金管理在改善公司治理上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活跃的养老基金可以投票反对不善经营，并约束短期主义行为。
　　长期机构投资者（如养老金、保险公司和长期股权投资者）发展不足，意味着亚洲金融体系过度依赖于短期银行系统。当前全球金融体系本质上是“长期债务和短期资本”，这意味着它偏向于不断增加债务而不是资本。
　　为什么世界上杠杆投机的状况正变得越来越糟而不是越来越好？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杠杆率越高，股本回报率（ROE）就越高，但系统风险也越高。有股份期权的企业业主和管理者可以不通过融资，而通过银行借贷就能轻易地增加净资产收益率，因为从股市融资既不便宜也不容易。往往只有大企业才能上市。相比于在中国注册的4000万家企业（多数是小企业），中国A股市场的上市企业仅有2500家。
　　第二，债务利息和核销坏账可以抵税。但股权投资和股权亏损都不能抵税。
　　这一杠杆游戏（尤其是那些通过内嵌杠杆的金融衍生工具进行的），是发达市场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我之所以不相信量化宽松（QE）是全球金融危机解决方案的原因。量化宽松政策从根本上是以更多的债务解决过度债务问题。而全球金融改革是以更复杂的规则监管已经非常复杂的金融体系。不幸的是，在接近零的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缩减可能引起资产泡沫破灭的体系中，承担损失的是养老金领取者和储蓄者。
　　一个稳定且更为公平的亚洲金融体系需要“长期资本和短期债务”。为更多人提供更多的养老金将使我们走向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这意味着长期养老基金可以长期持有那些投资于未来绿色增长的公司。
　　正如美国著名作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所言，“你可以是没有钱的年轻人，但不能是没有钱的老年人。”
　　作者为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