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布鲁塞尔3月22日早上发生爆炸案，目前造成至少34人死亡，逾两百人受伤。国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宣布对布鲁塞尔自杀式恐袭负责。这不由让人联想起，在去年11月巴黎恐袭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称“法国已经进入战争”。
　　其实，发生在任何国家的暴力恐怖袭击，本质上是一样的。包括ISIS在内的极端组织“没有底线”的滥杀无辜使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暴恐袭击的牺牲品，这其中的“牺牲品”、“受害者”自然也包括极端组织成员的妻儿等亲人在内。
　　扎克·易卜拉欣就是其中一个。
　　扎克·易卜拉欣一直生活在恐怖与颠沛流离中，他的童年几乎是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中度过的。在《我父亲是恐怖分子》一书中，他开篇即说，“1990年11月5日，我的父亲暗杀了梅厄·卡赫纳，犹太防卫联盟的创始人。”那一年，易卜拉欣只有7岁。那一场暗杀不但使易卜拉欣的父亲埃尔·塞伊德·诺塞尔成为了首名在美国本土行凶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还彻底地改变了易卜拉欣的命运。在父亲锒铛入狱后，尽管他和家人搬家20余次，但却始终在精神上受父亲罪行的困扰，并因此而受他人的排挤与控诉—他永远都是班上那个沉默寡言的胖子新同学。
　　仇恨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是一场精心编制的谎言。易卜拉欣认为，“我的父亲正是这一谎言的忠实信徒，而他曾一度想让我也陷入这一谎言中。”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在恐怖主义阴影下长大的易卜拉欣，却走上了一条和父亲截然相反的道路。这个羞怯而笨拙的男孩非但从未与仇恨产生共鸣，反而更加清晰的认清了恐怖组织及其恐怖主义的本质。在《我父亲是恐怖分子》一书中，易卜拉欣所讲述的就是一个从小被灌输偏见与仇恨，本可能追随父亲脚步的男孩，是如何成长为一个男子汉，并选择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
　　“我的父亲是恐怖分子，但我选择了和平。”站在红色舞台上，站在镁光灯下，易卜拉欣旗帜鲜明的表明了他的立场。在《我父亲是恐怖分子》一书中，易卜拉欣不但回顾了他逃脱父亲恐怖阴影的非凡旅程（在美国西部流离往返，从匹兹堡到孟菲斯，从泽西城的清真寺到坦帕的布希公园……），還原了易卜拉欣一直以来生活上的创伤及点滴情感—在学校被同学欺凌、无法直面社会、因自我价值缺失感造成的自杀倾向。正如《华盛顿邮报》的评论：“易卜拉欣的成长经历，是对恐怖分子，更是对因偏见和仇恨而采取暴力行为的所有人的温柔呼唤，呼唤他们放下暴力的武器，并思考这种行为对孩童造成的影响。他的故事反映了以色列、伊拉克、叙利亚、尼日利亚等全世界各地区儿童的不幸遭遇，他们是大人狭隘的暴力行径的受害者。”
　　在书中，易卜拉欣不但毫不掩饰地表达了父亲的极端行为对自身所处境遇的影响以及对恐怖主义的痛恨，还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温柔的爸爸为什么会变成极端分子？同样在寻找答案的，还有英国摄像师罗伯·利奇。他的兄弟理查德·达特，一个中产阶级白人青年，也成了恐怖分子。尽管“答案”是不同的，或者是“荒诞的”—尤其是信奉库特卜（现代恐怖主义之父）主义的极端分子，对社会文明、乃至人类社会充满了憎恨。在他们看来，当今世界处于“蒙昧和无知的黑暗”中，为了“消除最根源的罪恶”，战争和死亡都是不排除的手段。
　　布鲁塞尔的爆炸声和枪击，固然使“欧洲处于战争状态，恐怖威胁保持在最高级别”。但是，“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400年前，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留给后人一首流传甚广的诗歌《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是对我们面对的世界和境况的绝佳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