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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樊建川先生时，已是下午近2时光景，在成都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在聚落的阿庆嫂饭庄。中午的一顿便饭，席上有几位成都本地雕塑家，樊建川用四川话给大家敬酒，酒是五粮液，产自他曾经任常务副市长的宜宾市。
“好酒，好茶，好朋友聚在一起说话，那就是人生快意事。”樊建川说是这么说，其实，在他的内心里，人生最快意的事，还是建造博物馆。在新近出版的《大馆奴，樊建川的记忆与梦想》一书中，樊建川透露——“我今年五十六岁了，工作时间屈指可数。在安仁做了十年，十年没有经商，没有去赚钱。人很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十年。做了十年，有一个眉目了。下面呢，有一个真实的目标：建一百个博物馆。”
回首樊建川兴建建川博物馆聚落，从1999年开始办抗战文物展，到2003年在成都大邑县安仁镇拍得土地五百亩建造博物馆聚落，再到2005年一口气开了五个博物馆，如今安仁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已经渐成气象。
要完成100个博物馆的梦想，除了文物收集以外，当然离不开建筑设计师和雕塑家、书法家等等，来共同营造文物的安身之处、博物馆的空间。
在樊建川提出用500亩土地建造博物馆聚落时，当时有不少政府官员、开发商，都误认为他会用20亩地造个博物馆，再用剩下的480亩土地开发楼盘。事实证明大家都误解了樊建川。按照樊建川自己的话说：“文物、建筑、展示方式，三位一体很重要。”而如今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又是如何营造出来的呢？
用创意与建筑家对话
开馆于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每一个主题馆都有各自不同的气象。
比如不屈战俘馆，外形就是一座监狱；比如川军馆，就是一个吊脚楼的造型；援华美军馆，外形酷似一艘军舰。这些建筑是怎么来的呢？樊建川说：“要让建筑说话，要让大师参与。大师来做，思想境界毕竟不一样。另外，大师的作品，至少能把中国上千万对建筑感兴趣的人吸引来，这样又增加了博物馆的一类观众群。目前，就有许多建筑学院的大学生专门来我这里看建筑。”
樊建川最早找到的建筑设计师，是张永和与刘家琨。
张永和2005年9月出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成为首位执掌美国建筑研究重镇的华裔学者；刘家琨主持设计的作品曾被选送参加德中文化年、法中文化年、荷兰NAI中国当代建筑展、俄中文化年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等，曾获得亚洲建协荣誉奖。两位都是建筑设计领域名噪一时的人物。
2003年9月8日，樊建川在安仁镇刘文辉公馆和张永和畅谈，聊到了未来建川博物馆的总体规划。因为第二天张永和要赶早班飞机，一大早5点半左右，两人就起床，前往500亩土地上现场探看。两个月过后，《建川博物馆聚落控制性详细规划》就放到了樊建川的案头——散排、园林式、有商业元素，是樊建川满意的那种类型。
由此，也形成了一个惯例——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每一座馆，都由樊建川说出自家的创意，然后与建筑家对话，由建筑家从设计的角度完成樊建川的创意。2003年11月29日，许多中国一流的建筑设计师来到成都，参加“建川博物馆聚落建筑方案研讨会”。
“他们跟我说的时候，都不计报酬，都是一个劲想把博物馆造好。”樊建川说，“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建筑师设计前，建川博物馆方会提供文物清单，给他们讲故事，要他们根据文物特征和题材来设计。每个馆都有交流。
钦佩张永和的大师气质
那么，樊建川与建筑家是如何交流的呢？不妨看看细节。
比如提到张永和，樊建川认为，张永和具有大师气质，而张永和的父亲张开济老先生，设计了新中国一系列重要建筑，比如中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天安门观礼台。张永和为建川博物馆做整体规划时，张开济先生尚在世，并对建川博物馆的总体设计提出建议。老人家说，博物馆要做得朴素一点，不要做得太曲折，就是横的、竖的，像北京的胡同那样，一个四合院接着一个四合院；博物馆的楼高、间距，相互之间要照顾。换句话说，一个四合院不成气候，而假若将四合院连成片，就会很有意思。
2004年，张永和将博物馆总体规划做好。此时，距离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仅有一年时间，樊建川自称，当时已没得时间，没得选择。“可我觉得当时就是做了最好的选择，后来很多建筑师都说，张永和真的很全面。我的切身感受，比如2003年，张永和就坚持说，博物馆的道路要铺设透水砖，以补充地下水。现在看来，这点非常具有前瞻性。”
张永和斯文，爱读书。有一次，樊建川请他和刘家琨一起到浴脚房洗脚。只听得张永和“哎呦，哎呦……”一个劲在那叫。原来，他是第一次去洗脚店洗脚，随便哪儿都不能摸，一摸就不适应，就叫，还要跳。事后，张永和对樊建川非常认真地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后来有人再邀请张永和洗脚去，他果然横竖不肯去。
还有一次，樊建川和张永和在安仁镇的一个路边摊吃面条。这个摊子以牛肉面主打，主要供应来往的货车司机。樊建川说：“斯文的张永和稀里哗啦吃了一大碗，赞不绝口。我问他，你在美国怎么吃饭？他说，由于夫人鲁茄身体不好，家里吃饭口味清淡。”
张永和为樊建川设计了“文革”十年主题馆，外形像一座桥。由于这个馆造价太大，樊建川自称一直缺钱，直到2010年才开始动工。
好友刘家琨的鼎力支持
樊建川说，刘家坤是自己的好朋友。建川博物馆的建筑，以刘家坤的作品最多。比如章钟印馆、国家地震馆，还有为汶川地震中去世的小女孩胡慧珊单独修的一个个人馆。
在章钟印馆，刘家琨把“文革”时期的钟整成千佛崖的造型，而当年的大公章，也被他巧加利用，融入建筑的整体造型。
提到国家地震馆，樊建川说：“这个馆的设计任务非常急。我跟他讨论，达成几点共识。一、集体主义；二、中央意志和国家意志；三、英雄主义；四、具体就像人民大会堂。”如今，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国家地震馆，看起来带有俄罗斯或者德国建筑的味道，包括56根大柱子，将地震的再生砖巧妙融入。 同样是反映汶川地震的灾难，胡慧珊馆显得和国家地震馆截然不同。在一个小树林里，静静地在那里。胡慧珊馆的馆名，由胡慧珊的妈妈亲自题写，里面展示了小女孩出生时的脐带、乳牙，她的骨灰、中篇小说手稿、手机。后来，胡慧珊的父母又曾来过这个馆，当时他们已经抱来了新生的七个月大的小女儿。胡慧珊的妈妈凝视着大女儿的遗像，很久很久，还将女儿的乳牙贴在脸颊上，默默流泪。值得一提的是，胡慧珊馆是刘家琨捐建的。
徐尚志、彭一刚、程泰宁
各具特色
徐尚志，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曾是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的总工程师和总建筑师，四川第一座五星级酒店锦江宾馆的设计者。
当樊建川邀请徐尚志出马设计川军馆时，徐尚志已经是年近九旬的老者了。他面对樊建川的邀请，却一言不发。直到喝酒的时候，他要求撤去红酒，说：“来白的吧。”白酒上桌，老先生把七个三钱小杯的白酒归拢到一个大杯，二两酒一口闷！干杯后，老先生一言不发，只是望着樊建川。樊建川立刻明白了，说：“你建吧！”其实，老先生是表一个决心。徐老设计的川军馆，进馆之路曲折漫长。他的意思是——川军穿草鞋走到淞沪抗战的前沿阵地，走到山西，参观者也当多走几步才对。回想抗战岁月，徐尚志正在上大学，也曾经听过川军将领的演讲。
天津大学教授、建筑学院名誉院长彭一刚，长期从事建筑美学及建筑创作理论研究。彭一刚为樊建川设计了正面战场馆，也就是连战题写的“国民党抗日军队馆”。这个馆的外形，很有整体性，很坚固，像个堡垒。彭一刚在馆门口做了一个水面，水波映照着墙面。但是樊建川将之改做了水田。樊建川说：“这寓意着中国的抗战，是庄稼人在抗战。农民的抗战。”有一件小事，令樊建川印象颇深。彭一刚认为正面战场馆进门处一个玻璃造型，角度不够，太平坦了，要求更换。樊建川认为，可换可不换，就拖延了。彭一刚很生气，和樊建川吵架，坚持自己的意见，逼着樊建川立即更换。直到换掉这块玻璃，彭一刚才转怒为喜。
中国工程设计大师，2004年获得梁思成设计奖的程泰宁，曾参加过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的设计。他为樊建川负责不屈战俘馆的设计，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交方案的时候，他将战俘馆图纸拿出来一亮相，观看者确实就眼前一亮。然而，当战俘馆建到一半，出了个小插曲。当时，顶上的竹模印已经打造得很漂亮了，墙上也出现不错的粗犷的感觉。“本来按照程泰宁先生的设计，还要精加工，继续施工，可我觉得已经有感觉了，就下令停工。”樊建川说，“我认为战俘馆，就应该是这样的感觉。”可是，程泰宁说：“建川啊，你不能让我的作品裸体在那儿呀。”然后是互相执拗，谁都无法说服谁。最终，确实按照樊建川的意见，停工，也算是完工。之后，程泰宁也就理解、赞同了樊建川的意见。再后来，不屈战俘馆竟然获得了中国建筑设计的最高荣誉——中国建筑学会建国六十周年建筑创作大奖。
矶崎新设计侵华日军馆
矶崎新，日本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师。他设计过一系列的大型建筑物，如筑波市政中心、日本兵库西胁市的图形设计博物馆。在国际上，他曾设计了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场馆、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的扩建部分和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路易斯安那州现代美术馆等。其融合理性的现代主义结构、典雅的古典主义布局和装饰，融入东方韵致，被认为是亚洲建筑设计师的重要代表。
樊建川特地费功夫请来矶崎新，请他设计侵华日军馆。为了侵华日军馆的设计方案，矶崎新几次到成都。第一次到成都，他向樊建川要求——住在刘文辉公馆。那时候，刘文辉公馆正是樊建川的办公室。“当时抬来一张床，因为厕所是旱厕，要走很远，还为他特地准备了一个痰盂。”樊建川说，“晚上，偌大个公馆，就矶崎新和保安住在里边。”
2004年7月，矶崎新将设计方案交给樊建川，并于同期到市场上考察了建筑材料。“因为我的资金原因，直到2010年才竣工开馆。”樊建川说。
2009年8月，矶崎新交给樊建川最后的设计修改。那一次，他告诉樊建川：“日本右翼给我写信，威胁我说，矶崎新，你是我们大和民族的骄傲，是我们最好最优秀的设计师，为什么给中国人设计抗战博物馆？”矶崎新的回答是：“这是为了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为了两国能长期和平共处。”
矶崎新的父亲当年就是反战人士。故而，矶崎新甚至对樊建川说：“你不给我钱，我也来做这个项目！”他的理由是——从前，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今后需要有好的未来，就必须从相互理解开始。“管他右翼势力找什么麻烦，我这把岁数不考虑这个，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
切斯特·怀东“造舰”
切斯特·怀东先生是前任美国国家建筑师协会（AIA）主席、洛杉矶规划委员会主任，是美国威尔考特建筑事务所创始人，代表作有美国日裔国家博物馆、奥切西班牙裔博物馆、圣莱德图书馆等。
“我请切斯特·怀东做设计，最初他的报价很高，而且只收美元。”樊建川说，“但一听说是建造援华美军馆，就只收了我两万美元，在我看几乎算是免费。”切斯特·怀东还对樊建川说：“我要感谢你们为我们美军做这个博物馆。”
如今，走近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援华美军馆，远远地就能看到它，像一艘军舰泊在一片水面。著名雕塑家朱成还在旁边做了陈纳德将军飞行的雕塑。
与流沙河的忘年交
“别人收藏梅兰竹菊、春花秋月、才子佳人，我收藏的大多是充满了血腥和沧桑的民族灾难，是在收藏‘历史的细节’，在完成一本‘历史启示录’。”今年7月7日上午，樊建川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如此说道。在纪念抗战胜利68周年之际，他携带建川博物馆300余件珍贵抗日文物，其中51件（套）国家一级文物，进京办展。
樊建川的用意是——让博物馆成为国民的精神“钙片”。
在成都文化界有一件尽人皆知传为美谈之事——文化老人流沙河与樊建川是忘年交。流沙河特为《大馆奴》作序。而我在樊建川的办公室晚餐之时，他拿出流沙河老人赠送的新作《白鱼解字》“炫耀”道：“流沙河给我题了字。”眼中充满了“粉丝”的热忱。
流沙河对樊建川如此认知：“我认识樊建川已近20年。犹记得初次做客到他的总部，已闻知他想办博物馆。当时认为此乃异想天开，不合‘在商言商’之道。过几年又接去另一处参观，见他真的办起来了。听他畅谈宏伟规划，我总存疑三分。直到后来安仁镇公馆群被他囊括，办成一系列博物馆，我才惊服这奇男子。但我虽外行也明白，这是个无底洞，任你金山银海，也填不满。”
流沙河是抗战的亲历者，抗战爆发时刚进小学。他13岁时曾与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流沙河曾经如此回忆抗战岁月。而如今，樊建川不仅从流沙河那里听闻抗战往事，还从老人那里学到了汉字与书法的精要。“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小园子，都富有诗意。”樊建川说着，铺展开纸张，舔得墨饱，挥毫书写起来。
“好酒，好茶，好朋友聚在一起说话，那就是人生快意事。”樊建川说是这么说，其实，在他的内心里，人生最快意的事，还是建造博物馆。在新近出版的《大馆奴，樊建川的记忆与梦想》一书中，樊建川透露——“我今年五十六岁了，工作时间屈指可数。在安仁做了十年，十年没有经商，没有去赚钱。人很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十年。做了十年，有一个眉目了。下面呢，有一个真实的目标：建一百个博物馆。”
回首樊建川兴建建川博物馆聚落，从1999年开始办抗战文物展，到2003年在成都大邑县安仁镇拍得土地五百亩建造博物馆聚落，再到2005年一口气开了五个博物馆，如今安仁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已经渐成气象。
要完成100个博物馆的梦想，除了文物收集以外，当然离不开建筑设计师和雕塑家、书法家等等，来共同营造文物的安身之处、博物馆的空间。
在樊建川提出用500亩土地建造博物馆聚落时，当时有不少政府官员、开发商，都误认为他会用20亩地造个博物馆，再用剩下的480亩土地开发楼盘。事实证明大家都误解了樊建川。按照樊建川自己的话说：“文物、建筑、展示方式，三位一体很重要。”而如今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又是如何营造出来的呢？
用创意与建筑家对话
开馆于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每一个主题馆都有各自不同的气象。
比如不屈战俘馆，外形就是一座监狱；比如川军馆，就是一个吊脚楼的造型；援华美军馆，外形酷似一艘军舰。这些建筑是怎么来的呢？樊建川说：“要让建筑说话，要让大师参与。大师来做，思想境界毕竟不一样。另外，大师的作品，至少能把中国上千万对建筑感兴趣的人吸引来，这样又增加了博物馆的一类观众群。目前，就有许多建筑学院的大学生专门来我这里看建筑。”
樊建川最早找到的建筑设计师，是张永和与刘家琨。
张永和2005年9月出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成为首位执掌美国建筑研究重镇的华裔学者；刘家琨主持设计的作品曾被选送参加德中文化年、法中文化年、荷兰NAI中国当代建筑展、俄中文化年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等，曾获得亚洲建协荣誉奖。两位都是建筑设计领域名噪一时的人物。
2003年9月8日，樊建川在安仁镇刘文辉公馆和张永和畅谈，聊到了未来建川博物馆的总体规划。因为第二天张永和要赶早班飞机，一大早5点半左右，两人就起床，前往500亩土地上现场探看。两个月过后，《建川博物馆聚落控制性详细规划》就放到了樊建川的案头——散排、园林式、有商业元素，是樊建川满意的那种类型。
由此，也形成了一个惯例——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每一座馆，都由樊建川说出自家的创意，然后与建筑家对话，由建筑家从设计的角度完成樊建川的创意。2003年11月29日，许多中国一流的建筑设计师来到成都，参加“建川博物馆聚落建筑方案研讨会”。
“他们跟我说的时候，都不计报酬，都是一个劲想把博物馆造好。”樊建川说，“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建筑师设计前，建川博物馆方会提供文物清单，给他们讲故事，要他们根据文物特征和题材来设计。每个馆都有交流。
钦佩张永和的大师气质
那么，樊建川与建筑家是如何交流的呢？不妨看看细节。
比如提到张永和，樊建川认为，张永和具有大师气质，而张永和的父亲张开济老先生，设计了新中国一系列重要建筑，比如中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天安门观礼台。张永和为建川博物馆做整体规划时，张开济先生尚在世，并对建川博物馆的总体设计提出建议。老人家说，博物馆要做得朴素一点，不要做得太曲折，就是横的、竖的，像北京的胡同那样，一个四合院接着一个四合院；博物馆的楼高、间距，相互之间要照顾。换句话说，一个四合院不成气候，而假若将四合院连成片，就会很有意思。
2004年，张永和将博物馆总体规划做好。此时，距离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仅有一年时间，樊建川自称，当时已没得时间，没得选择。“可我觉得当时就是做了最好的选择，后来很多建筑师都说，张永和真的很全面。我的切身感受，比如2003年，张永和就坚持说，博物馆的道路要铺设透水砖，以补充地下水。现在看来，这点非常具有前瞻性。”
张永和斯文，爱读书。有一次，樊建川请他和刘家琨一起到浴脚房洗脚。只听得张永和“哎呦，哎呦……”一个劲在那叫。原来，他是第一次去洗脚店洗脚，随便哪儿都不能摸，一摸就不适应，就叫，还要跳。事后，张永和对樊建川非常认真地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后来有人再邀请张永和洗脚去，他果然横竖不肯去。
还有一次，樊建川和张永和在安仁镇的一个路边摊吃面条。这个摊子以牛肉面主打，主要供应来往的货车司机。樊建川说：“斯文的张永和稀里哗啦吃了一大碗，赞不绝口。我问他，你在美国怎么吃饭？他说，由于夫人鲁茄身体不好，家里吃饭口味清淡。”
张永和为樊建川设计了“文革”十年主题馆，外形像一座桥。由于这个馆造价太大，樊建川自称一直缺钱，直到2010年才开始动工。
好友刘家琨的鼎力支持
樊建川说，刘家坤是自己的好朋友。建川博物馆的建筑，以刘家坤的作品最多。比如章钟印馆、国家地震馆，还有为汶川地震中去世的小女孩胡慧珊单独修的一个个人馆。
在章钟印馆，刘家琨把“文革”时期的钟整成千佛崖的造型，而当年的大公章，也被他巧加利用，融入建筑的整体造型。
提到国家地震馆，樊建川说：“这个馆的设计任务非常急。我跟他讨论，达成几点共识。一、集体主义；二、中央意志和国家意志；三、英雄主义；四、具体就像人民大会堂。”如今，呈现在观众眼前的国家地震馆，看起来带有俄罗斯或者德国建筑的味道，包括56根大柱子，将地震的再生砖巧妙融入。 同样是反映汶川地震的灾难，胡慧珊馆显得和国家地震馆截然不同。在一个小树林里，静静地在那里。胡慧珊馆的馆名，由胡慧珊的妈妈亲自题写，里面展示了小女孩出生时的脐带、乳牙，她的骨灰、中篇小说手稿、手机。后来，胡慧珊的父母又曾来过这个馆，当时他们已经抱来了新生的七个月大的小女儿。胡慧珊的妈妈凝视着大女儿的遗像，很久很久，还将女儿的乳牙贴在脸颊上，默默流泪。值得一提的是，胡慧珊馆是刘家琨捐建的。
徐尚志、彭一刚、程泰宁
各具特色
徐尚志，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曾是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的总工程师和总建筑师，四川第一座五星级酒店锦江宾馆的设计者。
当樊建川邀请徐尚志出马设计川军馆时，徐尚志已经是年近九旬的老者了。他面对樊建川的邀请，却一言不发。直到喝酒的时候，他要求撤去红酒，说：“来白的吧。”白酒上桌，老先生把七个三钱小杯的白酒归拢到一个大杯，二两酒一口闷！干杯后，老先生一言不发，只是望着樊建川。樊建川立刻明白了，说：“你建吧！”其实，老先生是表一个决心。徐老设计的川军馆，进馆之路曲折漫长。他的意思是——川军穿草鞋走到淞沪抗战的前沿阵地，走到山西，参观者也当多走几步才对。回想抗战岁月，徐尚志正在上大学，也曾经听过川军将领的演讲。
天津大学教授、建筑学院名誉院长彭一刚，长期从事建筑美学及建筑创作理论研究。彭一刚为樊建川设计了正面战场馆，也就是连战题写的“国民党抗日军队馆”。这个馆的外形，很有整体性，很坚固，像个堡垒。彭一刚在馆门口做了一个水面，水波映照着墙面。但是樊建川将之改做了水田。樊建川说：“这寓意着中国的抗战，是庄稼人在抗战。农民的抗战。”有一件小事，令樊建川印象颇深。彭一刚认为正面战场馆进门处一个玻璃造型，角度不够，太平坦了，要求更换。樊建川认为，可换可不换，就拖延了。彭一刚很生气，和樊建川吵架，坚持自己的意见，逼着樊建川立即更换。直到换掉这块玻璃，彭一刚才转怒为喜。
中国工程设计大师，2004年获得梁思成设计奖的程泰宁，曾参加过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建筑的设计。他为樊建川负责不屈战俘馆的设计，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交方案的时候，他将战俘馆图纸拿出来一亮相，观看者确实就眼前一亮。然而，当战俘馆建到一半，出了个小插曲。当时，顶上的竹模印已经打造得很漂亮了，墙上也出现不错的粗犷的感觉。“本来按照程泰宁先生的设计，还要精加工，继续施工，可我觉得已经有感觉了，就下令停工。”樊建川说，“我认为战俘馆，就应该是这样的感觉。”可是，程泰宁说：“建川啊，你不能让我的作品裸体在那儿呀。”然后是互相执拗，谁都无法说服谁。最终，确实按照樊建川的意见，停工，也算是完工。之后，程泰宁也就理解、赞同了樊建川的意见。再后来，不屈战俘馆竟然获得了中国建筑设计的最高荣誉——中国建筑学会建国六十周年建筑创作大奖。
矶崎新设计侵华日军馆
矶崎新，日本后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师。他设计过一系列的大型建筑物，如筑波市政中心、日本兵库西胁市的图形设计博物馆。在国际上，他曾设计了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场馆、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的扩建部分和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路易斯安那州现代美术馆等。其融合理性的现代主义结构、典雅的古典主义布局和装饰，融入东方韵致，被认为是亚洲建筑设计师的重要代表。
樊建川特地费功夫请来矶崎新，请他设计侵华日军馆。为了侵华日军馆的设计方案，矶崎新几次到成都。第一次到成都，他向樊建川要求——住在刘文辉公馆。那时候，刘文辉公馆正是樊建川的办公室。“当时抬来一张床，因为厕所是旱厕，要走很远，还为他特地准备了一个痰盂。”樊建川说，“晚上，偌大个公馆，就矶崎新和保安住在里边。”
2004年7月，矶崎新将设计方案交给樊建川，并于同期到市场上考察了建筑材料。“因为我的资金原因，直到2010年才竣工开馆。”樊建川说。
2009年8月，矶崎新交给樊建川最后的设计修改。那一次，他告诉樊建川：“日本右翼给我写信，威胁我说，矶崎新，你是我们大和民族的骄傲，是我们最好最优秀的设计师，为什么给中国人设计抗战博物馆？”矶崎新的回答是：“这是为了中日两国的世代友好，为了两国能长期和平共处。”
矶崎新的父亲当年就是反战人士。故而，矶崎新甚至对樊建川说：“你不给我钱，我也来做这个项目！”他的理由是——从前，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今后需要有好的未来，就必须从相互理解开始。“管他右翼势力找什么麻烦，我这把岁数不考虑这个，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
切斯特·怀东“造舰”
切斯特·怀东先生是前任美国国家建筑师协会（AIA）主席、洛杉矶规划委员会主任，是美国威尔考特建筑事务所创始人，代表作有美国日裔国家博物馆、奥切西班牙裔博物馆、圣莱德图书馆等。
“我请切斯特·怀东做设计，最初他的报价很高，而且只收美元。”樊建川说，“但一听说是建造援华美军馆，就只收了我两万美元，在我看几乎算是免费。”切斯特·怀东还对樊建川说：“我要感谢你们为我们美军做这个博物馆。”
如今，走近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援华美军馆，远远地就能看到它，像一艘军舰泊在一片水面。著名雕塑家朱成还在旁边做了陈纳德将军飞行的雕塑。
与流沙河的忘年交
“别人收藏梅兰竹菊、春花秋月、才子佳人，我收藏的大多是充满了血腥和沧桑的民族灾难，是在收藏‘历史的细节’，在完成一本‘历史启示录’。”今年7月7日上午，樊建川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如此说道。在纪念抗战胜利68周年之际，他携带建川博物馆300余件珍贵抗日文物，其中51件（套）国家一级文物，进京办展。
樊建川的用意是——让博物馆成为国民的精神“钙片”。
在成都文化界有一件尽人皆知传为美谈之事——文化老人流沙河与樊建川是忘年交。流沙河特为《大馆奴》作序。而我在樊建川的办公室晚餐之时，他拿出流沙河老人赠送的新作《白鱼解字》“炫耀”道：“流沙河给我题了字。”眼中充满了“粉丝”的热忱。
流沙河对樊建川如此认知：“我认识樊建川已近20年。犹记得初次做客到他的总部，已闻知他想办博物馆。当时认为此乃异想天开，不合‘在商言商’之道。过几年又接去另一处参观，见他真的办起来了。听他畅谈宏伟规划，我总存疑三分。直到后来安仁镇公馆群被他囊括，办成一系列博物馆，我才惊服这奇男子。但我虽外行也明白，这是个无底洞，任你金山银海，也填不满。”
流沙河是抗战的亲历者，抗战爆发时刚进小学。他13岁时曾与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流沙河曾经如此回忆抗战岁月。而如今，樊建川不仅从流沙河那里听闻抗战往事，还从老人那里学到了汉字与书法的精要。“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小园子，都富有诗意。”樊建川说着，铺展开纸张，舔得墨饱，挥毫书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