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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回望了西南联大资金不足，校舍简陋，设备久缺，可师资阵容强大，群星灿烂的情景，对当日的教育理念，大学精神表示感慨，反思当今的“教育化”下，一个“钱”字让多少斯文扫地的尴尬局面。
关键词： 西南联大；教育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雠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抗战中的西南联大校歌，曾经响彻滇水云南，今天会唱的人很少了，歌词读来却仍让人感动。1937年7月，日寇全面侵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清华、北大、南开的师生万里迁徙，辗转南下，在昆明共同组成了西南联大。师生们唱着豪迈的校歌，头顶日寇飞机的骚扰和轰炸，忍受着物质条件的困苦贫乏，情绪高昂，坚信胜利，竭诚为民族复兴和国家昌盛而教而学。在“九州烽烟，国破土裂”的岁月里，西联大旗帜不坠，弦歌不辍，诗文斐然，理工俱佳，为国家培养造就出大批英才。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西南联大的成就，首先应归功学校领导。三校校长都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他们没有门户之见，没有你我之分，而是患难与共，精诚合作，以“刚毅坚卓”的品格，以“民主办学”的风韵，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带领全校师生不畏艰难困苦，“书写中华精神”。
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当时学校的困难。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到校后，校长梅贻琦请他们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费时一月，拿出了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呈现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拿不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校委会告诉他们，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粘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他们再作修改。
此时的梁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梅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梁扭曲着脸，自言自语似地说：“茅草房？这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干什么啊？”梅把梁扔在桌上的图纸一张张收好说：“思成，国难当头呀！你想想，没有这些茅草房，学生就要在露天上课，风吹，日晒，雨淋。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行吗？”梅的声音不大，却有些颤，梁思成听着，心又一次软了。
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人们无法相信这会是建筑大师亲手设计的。可几十年后，正是从这些茅草房里成长起来的那群穿草鞋的孩子，登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引爆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制造出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巨型计算机……
西南联大资金不足，校舍简陋，设备欠缺，可师资阵容强大，群星灿烂，可谓集一时之盛。学校有一批我国各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们学术造诣很深。还有一批刚学成归国的青年教授，他们在英、美师从一流，了解各学科的前沿成果和发展情况。杨振宁曾回忆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文科教授中，有国学根底很深的学者，有学贯中西的大师，有著名的诗人、作家，如陈寅恪、钱钟书、王力、朱自清、沈从文、张奚若、陈岱孙、潘光旦、钱端升、金岳霖、冯友兰、闻一多等。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61人，其中西南联大教师就有27人。
教授们不仅学问深厚，学风与敬业精神更佳。周培源住西山，离校20余里。他骑马来上课，下马后先牵马溜汗，再进教室上课，从不迟到。他讲力学自编讲义，常自刻蜡纸，将油印讲义带来发给学生。王竹溪教授讲热学有自己的系统，图书馆中参考书有多种，王先生在黑板上每一节标题后注上各种参考书上相应的页数，以便学生查阅。吴大猷讲授近代物理，夫人患肺病，卧床不起。吴不仅按时来校上课，还自己组装了一台大型摄谱仪坚持科研，并写成文章送国外发表。
抗战烽火中，西南联大声誉鹊起，全国优秀学生趋之若鹜，一些禀赋不凡的学生也转入联大。联大学生中后来成为院士的就有9人是转学生，如朱光亚是从中央大学转来的。李政道原来是浙江大学学生，1943—1944年是浙大物理系一年级学生，1945年初转来。李课后经常请吴先生指定更多读物和习题，每次均能很快完成。深得吴先生赏识。1946年吴大猷奉命出国考察，可以带两个年青人出去，他选择了朱光亚和李政道。这两人日后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李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抗战胜利后，当时的教育部决定把联大迁回北平。1946年5月4日，联大举行了结业典礼，梅贻琦发表讲话，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宣读了自己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其文纵论中外，感想古今，壮怀激荡，今天读来仍令人动容：“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软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今天我们迎来了抗战胜利60周年庆典。今日的中国，已不复往昔病弱贫乱任人欺辱的中国，我们国家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雄居东方，吸引着全球目光。当然，60年间，也并非风雨顺遂，一马平川，而是经历坎坷，蹉跌损伤，教训累累。今天重温西南联大的历史，可以看到，这座在战火中“弦歌不辍”的学校，仍然有英雄的光荣让我们仰慕，仍然先哲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梅贻琦、吴大猷、周培源先生的思想和品格，仿佛还在对我们言传身教，比如其“民主办学”的精神和操作规章，比如其“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又比如其“八年之久，相得益彰”的三校“合作之协和”。还有，师生们对苦难的忍耐，对危险的蔑视，对胜利的信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态度，都很值得我们效法。坚持真理的“一士之谔谔”，与为民族复兴奋斗的“不屈之壮志”，在我们前辈的身上结合得多么好啊，真所谓“旷百世而难遇者哉”。今天，我们的一些大学经费充足，楼堂巍峨，金碧辉煌，教授待遇优厚，备受崇爱，不少人还出入有车，物质条件的优越，早非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所能想象，可是，大学精神呢？大学教育的宗旨和使命是什么？恐怕有些大学的领导和教授却淡忘或模糊了。当然，有些人说起来可能琅琅上口，可在工作和实际生活中呢？如当年西南联大那样“竭诚为民族复兴和国家昌盛而教而学”者，能有几何？不能不说，所谓的“教育产业化”，今天已将我们的大学教育引向了偏途，一个“钱”字，让多少斯文扫地。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想想当年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中对教育理念的坚守，对大学精神的维护，真让人感慨不已。
关键词： 西南联大；教育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雠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抗战中的西南联大校歌，曾经响彻滇水云南，今天会唱的人很少了，歌词读来却仍让人感动。1937年7月，日寇全面侵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清华、北大、南开的师生万里迁徙，辗转南下，在昆明共同组成了西南联大。师生们唱着豪迈的校歌，头顶日寇飞机的骚扰和轰炸，忍受着物质条件的困苦贫乏，情绪高昂，坚信胜利，竭诚为民族复兴和国家昌盛而教而学。在“九州烽烟，国破土裂”的岁月里，西联大旗帜不坠，弦歌不辍，诗文斐然，理工俱佳，为国家培养造就出大批英才。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西南联大的成就，首先应归功学校领导。三校校长都是我国著名教育家，他们没有门户之见，没有你我之分，而是患难与共，精诚合作，以“刚毅坚卓”的品格，以“民主办学”的风韵，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带领全校师生不畏艰难困苦，“书写中华精神”。
有一个例子最能说明当时学校的困难。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到校后，校长梅贻琦请他们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费时一月，拿出了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呈现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拿不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校委会告诉他们，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粘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他们再作修改。
此时的梁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梅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梁扭曲着脸，自言自语似地说：“茅草房？这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干什么啊？”梅把梁扔在桌上的图纸一张张收好说：“思成，国难当头呀！你想想，没有这些茅草房，学生就要在露天上课，风吹，日晒，雨淋。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行吗？”梅的声音不大，却有些颤，梁思成听着，心又一次软了。
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人们无法相信这会是建筑大师亲手设计的。可几十年后，正是从这些茅草房里成长起来的那群穿草鞋的孩子，登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引爆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制造出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巨型计算机……
西南联大资金不足，校舍简陋，设备欠缺，可师资阵容强大，群星灿烂，可谓集一时之盛。学校有一批我国各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们学术造诣很深。还有一批刚学成归国的青年教授，他们在英、美师从一流，了解各学科的前沿成果和发展情况。杨振宁曾回忆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文科教授中，有国学根底很深的学者，有学贯中西的大师，有著名的诗人、作家，如陈寅恪、钱钟书、王力、朱自清、沈从文、张奚若、陈岱孙、潘光旦、钱端升、金岳霖、冯友兰、闻一多等。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61人，其中西南联大教师就有27人。
教授们不仅学问深厚，学风与敬业精神更佳。周培源住西山，离校20余里。他骑马来上课，下马后先牵马溜汗，再进教室上课，从不迟到。他讲力学自编讲义，常自刻蜡纸，将油印讲义带来发给学生。王竹溪教授讲热学有自己的系统，图书馆中参考书有多种，王先生在黑板上每一节标题后注上各种参考书上相应的页数，以便学生查阅。吴大猷讲授近代物理，夫人患肺病，卧床不起。吴不仅按时来校上课，还自己组装了一台大型摄谱仪坚持科研，并写成文章送国外发表。
抗战烽火中，西南联大声誉鹊起，全国优秀学生趋之若鹜，一些禀赋不凡的学生也转入联大。联大学生中后来成为院士的就有9人是转学生，如朱光亚是从中央大学转来的。李政道原来是浙江大学学生，1943—1944年是浙大物理系一年级学生，1945年初转来。李课后经常请吴先生指定更多读物和习题，每次均能很快完成。深得吴先生赏识。1946年吴大猷奉命出国考察，可以带两个年青人出去，他选择了朱光亚和李政道。这两人日后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李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抗战胜利后，当时的教育部决定把联大迁回北平。1946年5月4日，联大举行了结业典礼，梅贻琦发表讲话，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宣读了自己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其文纵论中外，感想古今，壮怀激荡，今天读来仍令人动容：“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软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今天我们迎来了抗战胜利60周年庆典。今日的中国，已不复往昔病弱贫乱任人欺辱的中国，我们国家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雄居东方，吸引着全球目光。当然，60年间，也并非风雨顺遂，一马平川，而是经历坎坷，蹉跌损伤，教训累累。今天重温西南联大的历史，可以看到，这座在战火中“弦歌不辍”的学校，仍然有英雄的光荣让我们仰慕，仍然先哲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梅贻琦、吴大猷、周培源先生的思想和品格，仿佛还在对我们言传身教，比如其“民主办学”的精神和操作规章，比如其“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又比如其“八年之久，相得益彰”的三校“合作之协和”。还有，师生们对苦难的忍耐，对危险的蔑视，对胜利的信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生态度，都很值得我们效法。坚持真理的“一士之谔谔”，与为民族复兴奋斗的“不屈之壮志”，在我们前辈的身上结合得多么好啊，真所谓“旷百世而难遇者哉”。今天，我们的一些大学经费充足，楼堂巍峨，金碧辉煌，教授待遇优厚，备受崇爱，不少人还出入有车，物质条件的优越，早非当年西南联大的老师所能想象，可是，大学精神呢？大学教育的宗旨和使命是什么？恐怕有些大学的领导和教授却淡忘或模糊了。当然，有些人说起来可能琅琅上口，可在工作和实际生活中呢？如当年西南联大那样“竭诚为民族复兴和国家昌盛而教而学”者，能有几何？不能不说，所谓的“教育产业化”，今天已将我们的大学教育引向了偏途，一个“钱”字，让多少斯文扫地。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想想当年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中对教育理念的坚守，对大学精神的维护，真让人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