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大清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式的余辉，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变法“戊戌变法”正式出笼。
　　光绪皇帝正式颁布《明定国是诏》，举国震惊。
　　此前，康有为与梁启超、谭嗣同等知识分子跪着造反，公车上书，终于得到年轻的光绪皇帝的支持，进行维新变法。
　　这与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被同样年轻的神宗皇帝认知、信任的过程相似。
　　历史是一条不停流动的河，但有时也会出现惊人的反复和雷同——主角相似，戏码相同，高潮和落幕也相同，令人叹为观止。而康、王两人面临的那条河，却有着天渊之别。王安石幸运，他碰上的反对派至少君子多于小人，所以，得以平安降落，老死金陵。康有为则倒霉得很，他遭遇的反对派，从荣禄到袁世凯完全是一伙小人，于是，不得不逃进日本使馆，免了菜市口枭首的结局。
　　康有为显然对北宋熙宁变法的失败教训有过深思熟虑，认为王安石未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遭到保守派的抵制，而保守派之所以奋起反抗，归根结底，是由于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于是，他对光绪建议：“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唯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唯渐擢小臣。彼守旧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
　　其实，康有为把饼做大这一招，本有釜底抽薪的功效，但急于改革的光绪皇帝等不及了，因为慈禧终于点头认可，至少不反对改革，对他来说机不可失。光绪深知太后喜怒无常，难保什么时候又收回成命，因此从五月起，就迫不及待地发出一道道诏书，下令各地方推行学堂、商务、铁路、矿务……短短3个月，颁发的新政谕旨就达280多件。
　　问题在于光绪犯了与宋神宗相同的错误：多面出击，多面招敌，遍地推广，遍地抵制。结果，老佛爷就像捏死一只臭虫似的，使这场百日维新胎死腹中。在她身后，是绝不许触犯其利益的保守派铸成的铜墙铁壁。
　　改革派有时想得十分单纯，以为天下人都如同自己一样期盼着他们举起义旗，挽救这只已成破木桶的政权。孰不知朝廷内外，举国上下，拥护者甚少，反对者甚众。
　　康、梁碰到的，也是王安石碰到的。得到神宗信任的他，意气风发，大张旗鼓行动起来。变法之初，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更没有充分估计到可能的反扑，当一位叫范缜的大臣上书反对他时，“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接着，他还犯了一连串策略性错误：树敌过多，从不主动争取盟军和友军的支持，反而把有可能成为盟军和友军的人打成敌军，也不放下身段说服不同意见者，甚至打击完全不必打击的反对者，听不得任何相反的声音。
　　在神宗的强力支持下，王安石变法诸多措施终于一一出台。这位改革家常责备别人读书少，他自己却未能从历史上诸多改革家的命运中吸取教训。商鞅、桑弘羊、王莽、刘晏、杨炎、第五琦、王叔文、王伾诸人的起伏升降，至少有四条经验教训：
　　第一，绝不能低估反对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败往往系此一步。
　　第二，绝不能贪多求快，中国人向来持中庸之道，欲速则不达。不但不达，你动作大了快了，还会招致强烈的反弹。
　　第三，绝不能认为因为自己伟大、光荣、正确，老百姓就会理所当然地买你的账。他们通常不大相信你说过什么，而在意你做过什么。
　　第四，也是尤其重要的，绝不能认为你许诺明天给老百姓一个油饼，今天就有权利缝上他们的嘴，拿老百姓不当人来折腾。
　　王安石读书虽多，但他的性格缺陷也是相当明显的：刚愎自用、顽固偏执、拒绝妥协、抵制调适。他把改革大业系于神宗一人身上，以为只要将他说服就万事大吉。然而，政令一出，舆论大哗，朝野大乱，沸反盈天。
　　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对其评价，从南宋至元代编《宋史》，一路直下；而从民国后至“文革”批林批孔，行情重又看好。推崇者捧高到近乎神，丑化者差不多描画为鬼，如此各走极端极为罕见。但多数国人仍受传统史书影响，认为王安石乃“拗相公”。近年来，王安石被重新认识，被提到伟大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文学家的位置上，甚至还有伟大军事家的头衔。中国人神化起一个人来，真是匪夷所思。
　　王安石作为宋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是举世公认的，但他本质上只是一位学者，让他出谋划策、沙盘作业可以，让他运筹帷幄、指挥全局则不行。不要说北宋那种因循保守的政治体制、臃肿陈旧的官僚架构，哪怕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毫无预案地让全民承受如此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都必然产生强烈的社会动荡，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
　　王安石之败，就在于他不明白改革是一个缓慢渐进、徐图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面对最顽固最保守最害怕变化的小农经济需要说服示范、耐心等待的过程。中国历代改革家罕有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常用革命的手段进行改革。
　　革命和改革是用截然不同的手段推动社会变化的。革命允许暴力，这只桶老子不要了，另造一只新桶，这就叫革命。而这只桶再坏再破，也不能一脚踢掉，要加固堵漏、去朽更新，这才叫改革。因此，改革就得和颜悦色、和风细雨，就得由点而面、由局部而全体，润物无声地细致工作。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在小农经济浸润下形成的求稳、怕乱、保守心态，没有二三十年一切都做到家的扎实功夫，是难以改变的。像王安石这样冒失行事，改革不失败才怪。
　　明末清初史学家王夫之说：“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内，推出一系列让老百姓目不暇给的改革大法，对积弱的北宋政权来说，这犹如沉疴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已禁受不起峻急的药石、剧烈的手术，越是折腾得厉害，也就灭亡得越快。
　　老子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怎能像烙大饼似地翻来覆去呢？王安石先生充满自信，伸出两只手，对神宗皇帝说，陛下您看，每只手有五根手指，从理论上讲，一下子按住10个跳蚤是绝对有可能的。这是笑话，却是熙宁二年的真实。
　　有论者说，王安石是一只叫得太早的公鸡。其实，说准确点，他是一只想自己下蛋的公鸡，在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
　　（作者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国作协专业作家、本刊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