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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5日晨，剧作家洪深和妻子常清贞在重庆的家中双双服毒自杀，幸被女儿洪铃发现，救治及时，才未酿成惨剧。翌日，国内数十家报刊报道了这一消息，一时轰动全国。人们在惊异的同时，不禁在问他们为什么自杀？有人说是因為经济困迫，有人说是感情原因，有人说是身心问题，有人说是事业受挫，有人说是政治因素，莫衷一是，言人人殊。笔者试图通过当年报刊的报道和评论，从中找出他们自杀的真正原因。
经济困迫依旧“生性狷介”，
穷得清白而硬朗
由于连年抗战，大后方经济困难，国民政府唯有增加法币的发行量来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遂造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1940年底，法币发行指数为560%，物价指数达1276%。
洪深1940年来到重庆后，为了节省开支，就将孩子们寄养在香港儿童福利院，只与妻子常清贞、小女洪铃共同居住在重庆西郊歌乐山赖家桥。这是一个十户人家的大杂院，洪家住院中最北端的一间十几平米小平房，阴暗潮湿，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洪深时在文艺资助金保管委员会任职，月薪300元，当时只能购得半担大米。为了糊口，洪深将当年在政治部任职时佩用的一套武装皮带都卖掉了。据说，有次《快活林》杂志采访他，访谈完毕，记者循例要为他摄影。洪深身上的西装实在破敝，脱去后，里面的衬衫更是千疮百孔，衫领磨蚀殆尽，鸡零狗碎，而脚上的革履，皮底脱幅，翘口如蚌。记者一时无措，洪深苦笑着连连摇手称，无颜以此姿态入照，刊诸报端更是羞煞人矣，摄影就算了吧！到重庆后，由于生活的折磨，他原本壮硕高大的身躯渐现佝偻，宽阔的额头爬满皱纹，痛楚的表情时常挂在脸上。
1941 年第1卷第35期《大众影讯》载，洪深最疼爱的小女洪铃身患肺疾，同年初，病情突然加重，住进重庆第三医院。为了支付高昂的医药费，洪深曾举债2000元，但仍不敷应用，遂又向其供职的文艺资助金保管委员会贷借1000元。但有人对此颇有微词，称按规定，该会中委员不得贷借。身为委员的洪深立即将1000元璧还。为了为女儿治病筹钱，他乃应广东中山大学文学系之聘，拟于3月就职，月薪300元，校方答应预支6个月薪水，以解其燃眉之急。
尽管洪深生活拮据，但经济困迫并不是他自杀的主因。洪深尽管穷困，但他是戏剧界的领军人物、大学教授，无论是社会声望地位，还是经济收入，均居中上位置，生活上不如他的大有人在。况且他交游素广，决不至于借贷无门，更不会因一钱迫死英雄汉。
文化工作委员会得到洪深自杀的消息，随即召开会议议决，赠予洪深医药费1000元并聘其为设计委员，月薪200元。但洪深口授友人撰就辞谢文字，全部璧还。1941年3月10日，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何思敬、陈伯达等32名边区文化界代表致电慰问，请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代转洪深，希望洪深早日康复，继续为新文化事业奋斗，并汇款500元。港、沪、川、滇诸地友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救济，更有以学校名义募捐者，在短短十天内，洪深即收到各地汇款逾2万元。而洪深一律谢绝，自谓“生性狷介，否则以不致有今日也”。洪深虽穷，但他穷得清白、穷得硬朗。文化人不怕苦，也不怕穷，但觉得政府应有布衣暖、菜饭饱、病有医的基本制度做保障。
愿意为无爱的婚姻
而以“全家性命殉爱”
1939年第6期《艺海周刊》中的《洪深永矢不忘的三事》一文写到：“名戏剧家洪深生平有三件永远不肯忘记的事：一是妻子看不起他而同他离婚;一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受了白种人的气;还有一件是他父亲洪述祖，因刺杀宋教仁一案而被逮处刑。”由此可知，再婚的洪深并不幸福。
1941年8月3日《社会日报》中《洪深和他的夫人常女士》一文介绍说：洪深的元配夫人去世后，遗下一大群孩子。他因经验限制及职业原因，一时无法抚育这些孩子，遂急于续弦。常清贞与洪深同为江苏武进人，是洪深前妻的亲戚。元配夫人病重时，曾对洪深说，如万一不起，可续娶常女士。常清贞“久居乡间，无摩登之习，而具有贤妻良母典型的一个诚实女子”。1936年，两人正式结婚。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只邀请几个至亲好友在家中秘密举行，以免靡费。他们还签订了一份合同，由洪深起草，常女士修正同意，即请律师证明签立，所列条款均为双方之义务与权利。而1942年第10卷第3期《杂志》则更为详尽地介绍了常女士的个人情况。常清贞是一个大家闺秀，出身官宦人家，从小就在父母的钟爱中成长，过惯了千金小姐的生活，官场里的坏习气无形中也吸收了不少。一心向往着住洋房、坐汽车的舒适生活。她有一位堂房姊妹，早她一个月出嫁，丈夫充任知县。新娘一出花轿，便做起了官太太。相形之下，常女士嫁了一个穷酸文人，远离了官场，这不免让她有些失望，甚至日后对丈夫产生鄙夷。尽管洪深当时已经出了名，而且头衔也不少，但常女士总是看不上他。这样的家庭生活，洪深当然不会快乐。本来像这样的婚姻大可不必勉强下去，而常女士又是一名旧式女子，认为离婚有损名誉，坚决不肯。他们的婚姻遂陷入僵局。洪深时常紧皱眉头对朋友说，我劳碌半生，只是为太太做牛马，赚到的钱悉数交给太太，而太太还不领情。
1941年第1卷第33期《大众影讯》中《洪深殉爱》一文爆料常清贞有过感情出轨。有一位同样从事戏剧工作的白鲁先生，曾热烈地追求过常女士，而她竟然表示接受。对于这种不正当的恋爱，曾有外界人士对常女士提出严正忠告。于是，两人表面上似乎疏远了，但暗地里仍然互通款曲。洪深得知后伤心至极地对友人说：如果太太真的被人家侵占，他愿以全家性命殉爱。这次的自杀或许正是洪深实行的殉爱计划。
而据自杀现场看，洪深服下多量奎宁丸，常清贞吞下两瓶红汞水，如果抢救不及时，两人均将失去性命。一个能与丈夫一起殉情的妻子，不能说对丈夫没有感情。
身心压力让他
“简直一个字也写不出”
1936年第5卷第36期《电声》称，洪深有着牛犊一般强壮的身体，有着驴子一样饱满的精力，块头甚大，身体极健，40岁前从未害过大病。每遇小毛病发作，他总是硬抗，绝少吃药。但自与常清贞结婚，生活负担骤然加重，原本并无大碍的胃病竟然日甚一日。每晚午夜二三时即醒，至天亮辗转床榻，难以成眠。每餐更不能多食米饭，稍多即感胃胀。平日则消化不良，大便结闭，时见肠虫。这些症状到了夏季尤为严重。在南京中央医院医治时，曾有一名德国医师断定：他的胃病已成不治之症，必于3年内夺其性命。一旁的妻子闻听此言，吓得不得了，平日一想到丈夫的病，便唉声叹气。洪深本人却不以为意，常用好话安慰妻子，深信自己能有60岁的长寿，决不会在四十二三岁早逝。但洪深这种不怕死的表示，只在夫人面前才这样替自己遮饰，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面对朋友时，他总是报着自己的“死耗”说：朋友，我只有了3年的生命，在这短短的时期中，我是要宝贵着养身，好好混他一混的。在学校讲课时，他多次对学生们说：希望你们一定要认真听我的课，可是听一次少一次喽！由此可知，这位不怕死的英雄还是有点怕死的。在了解自己胃病的严重性后，他非但没有专心疗养，反而更加拼命地工作了，除努力创作多写剧本外，更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三年内不可能完成的超量工作计划。 1932年7月23日《电声日报》称，洪深曾撰文称：我的脾气很是燥烈，同时自己觉得很是刚直……我还有些黑旋风李逵的牛脾气，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情面也不能拘。洪深的朋友都知道他为人坦率、热诚、刚劲、勇敢。他的一个学生认为：“他的不拘小节，在表面上看起来，洪先生确是个便宜行事的人物。但是在骨子里，他对于他所热衷信仰的东西，却丝毫也不肯苟且……待人接物还是太天真，并且他的感情作用很重。因此，他从前在外面常常受到意外的麻烦。在遭遇碰壁之时，有时他甚至于气愤不能自已。据他自己说，他的胃病就是这样害出来的。这固然是他的一个弱点，但这也正是他的可爱之处。”
来到重庆后，洪深郁郁不得志。1940年冬，在招待文化界的宴会上，他拼命地酗酒，朋友们也都感觉他的失常定是受到了重大刺激。在洪深自杀前2个月，他本拟多写一些稿子，得到稿费后偿还债务，但他的心绪异常恶劣，往往举笔不能写成一字。就在前五六日，他曾对朋友道：我现在只好无聊地玩，吸烟、喝酒……我简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
洪深长期患有胃病，严重影响睡眠而导致神经衰弱。他的耿介性格着实得罪了不少人，工作、生活的压力更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折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让他失去了生存的快乐而时有激愤。身心问题应该是他自杀的原因之一。
事业受挫曾声言
将“努力于商业”
1930年、1931年，对洪深来说，可谓多事之秋。当时，他在上海已加盟明星电影公司，为剧本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并在复旦、暨南两所大学任教。他钟情戏剧、电影艺术，为人耿介，与人讨论艺术时，不肯阿附，且多批判，使人难堪。1930年2月，因“不怕死事件”与上海大光明影院对簿公堂;10月初，其在巨籁达路上的寓邸又被警方搜查;1931年3月，又因其在现代学艺研究所挂名所长一事，致由国民政府外交部转饬上海高等法院刑庭侦查。幸有上海市社会局长潘公展出庭作证，才得南京中央党部谅解，予以不起诉处分。
一连串的打击让洪深心灰意冷，他不禁感叹世道之日非与艺术研究之艰难，故将两所大学之教授职务诚请顾仲彝等教授庖代，暂时脱离上海之艺术界。1931年3月至6月，曾应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之邀，从上海来到天津，担任该行秘书长一职。声言从此“不再教书，不谈戏剧，努力于商业”。
抗战爆发后，上海救亡演剧协会成立，洪深首任主席，亲自率领救亡演剧第二队，与冼星海、金山、王莹、李纯等一班人马，经过徐州突围，北走开封，经洛阳下郑州，转道武汉，发动并主持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战协会的筹建工作。在汉口时，郭沫若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时，洪深曾应邀主管戏剧部门。他穿起了军装领导着内地的戏剧运动。政府内迁，由武汉而重庆，他便领着教导剧团，带着凌鹤等人巡回四川各县演出《包得行》。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以文艺形式进行抗敌宣传的政治部三厅，由于其成员多为中共领导下的进步人士，因而被蒋介石取消。身陷迷惘的洪深，一时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深感忧虑。正如同年第6卷第2期《中国月刊》中《从洪深全家服毒说起》一文所写：“在重庆，自郭沫若离开第三厅时，田汉、洪深也相继离职。再后来，洪深就此没有了消息……（他的自杀）亦许其中另有原因，因为他是代表了左倾的一个作家，说不定此种服毒是被渝方面迫使的。要是事实的话，那就与第三厅改组有着关系了。”
左翼文化人士不断受迫害
促使他实施“尸谏”
1941年第3卷第8期《上海周报》中《短评洪深的自杀》一文称：“洪深的自杀，生活困迫是一原因。政治之不进步，怕是更大的原因。”洪深时为中国著名的剧作家，有许多关于中国戏剧、电影的理论创作，做过大学教授，因而，在中国文化界颇有地位。他与多名国民政府要人私交甚厚，陈立夫、张道藩均为其挚友。若说他因生活困迫、借贷无门而自杀，这岂不是笑话。但是，洪深的思想却颇与陈、张二人不同。在过去的中国戏剧运动，明显有着两种趋向：洪深为田汉领导的左翼剧运，而张道藩领导的却是右翼剧运。左翼剧运深得社会人士欢迎，右翼剧运却利用政治优势，给予左翼作家以严重打击，田汉等人更因此而被捕。在戏剧方面，洪深当然与田汉处在一个阵营。但是，从1939年下半年以来，国民政府竟然取缔言论自由，进步文人的活动受到压迫，已成重庆公开的秘密。而此种表象的背后，正是因为国共两党的政治摩擦。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像洪深那样的爱民族、爱国家的人，那是无不悲愤至极的。他希望祖国抗战的胜利，他不愿见祖国的失败与投降。”
同年《上海周报》中的《短评洪深自杀》一文称，就在洪深自杀前两月，马寅初先生因在重庆大学演讲而被国民政府逮捕。主张正义、为民疾呼的进步人士，不是被捕就是被杀。洪深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作家，向以敢言著称，但他怎能改变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呢？
同年2月8日《社会日报》和第4期《中国电影画报》不谋而合地认为，洪深的自杀是他最后实行的“尸谏”。洪深先是深受“解散新四军事件”的打击，继而又听到《新华日报》将要停刊的传闻，一个个坏消息使他悲痛欲绝。于是“为促成双方的团结对外计，所以，宁愿牺牲一家性命，实行尸谏”。
洪深自杀事件，决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当时国内有数以千万不愿做汉奸、亡国奴的文化人，正在忍着饥寒在抗战文化上战斗着。为此，多家报刊呼吁，为了保证他们的生存环境，希望政府制定出更具体的保障措施，而且立即付之实施，以免有更多的洪深事件发生。
洪铃发现父母双双服毒后，立刻托人打电话给郭沫若。郭沫若遂急忙带着医生赶来洪宅，当即施行紧急抢救，经注射后，洪深夫妇才将毒物吐出。郭沫若发现在洪深身旁放在一封遗书，上书：“一切无办法。事业，家庭，食、衣、住，种种，如此将来，不如且归去，我也管不尽许多了！”（1941年第1卷第35期《大众影讯》）
遗书中明确说明了他对事业、家庭、生活皆无办法，前途更是一片渺茫，与其这样生活在痛苦的煎熬中，倒不如撒手闭眼，一死了之。为此，有人认为，洪深自杀的原因自然是综合了事业不如意、夫妻感情出现裂痕和生活困迫这三方面的因素。但无论是这三种原因，还是前面提及的身患疾病、精神压抑的因素，归结起来其实都源于政治。国民政府取缔言论自由、右翼势力的排挤，造成了洪深的事业受挫;国民政府对大后方文化人士的政治制度，致使洪深缺衣少食、女儿不得医治。一方面有人借机发国难财，一方面物价飞腾、民不聊生。外有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恣意横行，内有中国政治的殊多症结。而洪深却又束手无策、回天乏术，于是，这样一个富有血性、极具风骨的中国传统文人，在痛苦绝望中，选择极端的绝路。可以说，洪深自杀的导火索为生活困迫，但其罪魁祸首却是政治因素。
自杀不是出路，它换不来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也换不来国民政府的政治清明，更不是进步文人的出路。应该看到，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民众的力量和一切进步势力正在发展壮大。
（作者为天津市档案馆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岚
经济困迫依旧“生性狷介”，
穷得清白而硬朗
由于连年抗战，大后方经济困难，国民政府唯有增加法币的发行量来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遂造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1940年底，法币发行指数为560%，物价指数达1276%。
洪深1940年来到重庆后，为了节省开支，就将孩子们寄养在香港儿童福利院，只与妻子常清贞、小女洪铃共同居住在重庆西郊歌乐山赖家桥。这是一个十户人家的大杂院，洪家住院中最北端的一间十几平米小平房，阴暗潮湿，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洪深时在文艺资助金保管委员会任职，月薪300元，当时只能购得半担大米。为了糊口，洪深将当年在政治部任职时佩用的一套武装皮带都卖掉了。据说，有次《快活林》杂志采访他，访谈完毕，记者循例要为他摄影。洪深身上的西装实在破敝，脱去后，里面的衬衫更是千疮百孔，衫领磨蚀殆尽，鸡零狗碎，而脚上的革履，皮底脱幅，翘口如蚌。记者一时无措，洪深苦笑着连连摇手称，无颜以此姿态入照，刊诸报端更是羞煞人矣，摄影就算了吧！到重庆后，由于生活的折磨，他原本壮硕高大的身躯渐现佝偻，宽阔的额头爬满皱纹，痛楚的表情时常挂在脸上。
1941 年第1卷第35期《大众影讯》载，洪深最疼爱的小女洪铃身患肺疾，同年初，病情突然加重，住进重庆第三医院。为了支付高昂的医药费，洪深曾举债2000元，但仍不敷应用，遂又向其供职的文艺资助金保管委员会贷借1000元。但有人对此颇有微词，称按规定，该会中委员不得贷借。身为委员的洪深立即将1000元璧还。为了为女儿治病筹钱，他乃应广东中山大学文学系之聘，拟于3月就职，月薪300元，校方答应预支6个月薪水，以解其燃眉之急。
尽管洪深生活拮据，但经济困迫并不是他自杀的主因。洪深尽管穷困，但他是戏剧界的领军人物、大学教授，无论是社会声望地位，还是经济收入，均居中上位置，生活上不如他的大有人在。况且他交游素广，决不至于借贷无门，更不会因一钱迫死英雄汉。
文化工作委员会得到洪深自杀的消息，随即召开会议议决，赠予洪深医药费1000元并聘其为设计委员，月薪200元。但洪深口授友人撰就辞谢文字，全部璧还。1941年3月10日，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何思敬、陈伯达等32名边区文化界代表致电慰问，请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代转洪深，希望洪深早日康复，继续为新文化事业奋斗，并汇款500元。港、沪、川、滇诸地友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捐款救济，更有以学校名义募捐者，在短短十天内，洪深即收到各地汇款逾2万元。而洪深一律谢绝，自谓“生性狷介，否则以不致有今日也”。洪深虽穷，但他穷得清白、穷得硬朗。文化人不怕苦，也不怕穷，但觉得政府应有布衣暖、菜饭饱、病有医的基本制度做保障。
愿意为无爱的婚姻
而以“全家性命殉爱”
1939年第6期《艺海周刊》中的《洪深永矢不忘的三事》一文写到：“名戏剧家洪深生平有三件永远不肯忘记的事：一是妻子看不起他而同他离婚;一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受了白种人的气;还有一件是他父亲洪述祖，因刺杀宋教仁一案而被逮处刑。”由此可知，再婚的洪深并不幸福。
1941年8月3日《社会日报》中《洪深和他的夫人常女士》一文介绍说：洪深的元配夫人去世后，遗下一大群孩子。他因经验限制及职业原因，一时无法抚育这些孩子，遂急于续弦。常清贞与洪深同为江苏武进人，是洪深前妻的亲戚。元配夫人病重时，曾对洪深说，如万一不起，可续娶常女士。常清贞“久居乡间，无摩登之习，而具有贤妻良母典型的一个诚实女子”。1936年，两人正式结婚。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只邀请几个至亲好友在家中秘密举行，以免靡费。他们还签订了一份合同，由洪深起草，常女士修正同意，即请律师证明签立，所列条款均为双方之义务与权利。而1942年第10卷第3期《杂志》则更为详尽地介绍了常女士的个人情况。常清贞是一个大家闺秀，出身官宦人家，从小就在父母的钟爱中成长，过惯了千金小姐的生活，官场里的坏习气无形中也吸收了不少。一心向往着住洋房、坐汽车的舒适生活。她有一位堂房姊妹，早她一个月出嫁，丈夫充任知县。新娘一出花轿，便做起了官太太。相形之下，常女士嫁了一个穷酸文人，远离了官场，这不免让她有些失望，甚至日后对丈夫产生鄙夷。尽管洪深当时已经出了名，而且头衔也不少，但常女士总是看不上他。这样的家庭生活，洪深当然不会快乐。本来像这样的婚姻大可不必勉强下去，而常女士又是一名旧式女子，认为离婚有损名誉，坚决不肯。他们的婚姻遂陷入僵局。洪深时常紧皱眉头对朋友说，我劳碌半生，只是为太太做牛马，赚到的钱悉数交给太太，而太太还不领情。
1941年第1卷第33期《大众影讯》中《洪深殉爱》一文爆料常清贞有过感情出轨。有一位同样从事戏剧工作的白鲁先生，曾热烈地追求过常女士，而她竟然表示接受。对于这种不正当的恋爱，曾有外界人士对常女士提出严正忠告。于是，两人表面上似乎疏远了，但暗地里仍然互通款曲。洪深得知后伤心至极地对友人说：如果太太真的被人家侵占，他愿以全家性命殉爱。这次的自杀或许正是洪深实行的殉爱计划。
而据自杀现场看，洪深服下多量奎宁丸，常清贞吞下两瓶红汞水，如果抢救不及时，两人均将失去性命。一个能与丈夫一起殉情的妻子，不能说对丈夫没有感情。
身心压力让他
“简直一个字也写不出”
1936年第5卷第36期《电声》称，洪深有着牛犊一般强壮的身体，有着驴子一样饱满的精力，块头甚大，身体极健，40岁前从未害过大病。每遇小毛病发作，他总是硬抗，绝少吃药。但自与常清贞结婚，生活负担骤然加重，原本并无大碍的胃病竟然日甚一日。每晚午夜二三时即醒，至天亮辗转床榻，难以成眠。每餐更不能多食米饭，稍多即感胃胀。平日则消化不良，大便结闭，时见肠虫。这些症状到了夏季尤为严重。在南京中央医院医治时，曾有一名德国医师断定：他的胃病已成不治之症，必于3年内夺其性命。一旁的妻子闻听此言，吓得不得了，平日一想到丈夫的病，便唉声叹气。洪深本人却不以为意，常用好话安慰妻子，深信自己能有60岁的长寿，决不会在四十二三岁早逝。但洪深这种不怕死的表示，只在夫人面前才这样替自己遮饰，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面对朋友时，他总是报着自己的“死耗”说：朋友，我只有了3年的生命，在这短短的时期中，我是要宝贵着养身，好好混他一混的。在学校讲课时，他多次对学生们说：希望你们一定要认真听我的课，可是听一次少一次喽！由此可知，这位不怕死的英雄还是有点怕死的。在了解自己胃病的严重性后，他非但没有专心疗养，反而更加拼命地工作了，除努力创作多写剧本外，更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三年内不可能完成的超量工作计划。 1932年7月23日《电声日报》称，洪深曾撰文称：我的脾气很是燥烈，同时自己觉得很是刚直……我还有些黑旋风李逵的牛脾气，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情面也不能拘。洪深的朋友都知道他为人坦率、热诚、刚劲、勇敢。他的一个学生认为：“他的不拘小节，在表面上看起来，洪先生确是个便宜行事的人物。但是在骨子里，他对于他所热衷信仰的东西，却丝毫也不肯苟且……待人接物还是太天真，并且他的感情作用很重。因此，他从前在外面常常受到意外的麻烦。在遭遇碰壁之时，有时他甚至于气愤不能自已。据他自己说，他的胃病就是这样害出来的。这固然是他的一个弱点，但这也正是他的可爱之处。”
来到重庆后，洪深郁郁不得志。1940年冬，在招待文化界的宴会上，他拼命地酗酒，朋友们也都感觉他的失常定是受到了重大刺激。在洪深自杀前2个月，他本拟多写一些稿子，得到稿费后偿还债务，但他的心绪异常恶劣，往往举笔不能写成一字。就在前五六日，他曾对朋友道：我现在只好无聊地玩，吸烟、喝酒……我简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
洪深长期患有胃病，严重影响睡眠而导致神经衰弱。他的耿介性格着实得罪了不少人，工作、生活的压力更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折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让他失去了生存的快乐而时有激愤。身心问题应该是他自杀的原因之一。
事业受挫曾声言
将“努力于商业”
1930年、1931年，对洪深来说，可谓多事之秋。当时，他在上海已加盟明星电影公司，为剧本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并在复旦、暨南两所大学任教。他钟情戏剧、电影艺术，为人耿介，与人讨论艺术时，不肯阿附，且多批判，使人难堪。1930年2月，因“不怕死事件”与上海大光明影院对簿公堂;10月初，其在巨籁达路上的寓邸又被警方搜查;1931年3月，又因其在现代学艺研究所挂名所长一事，致由国民政府外交部转饬上海高等法院刑庭侦查。幸有上海市社会局长潘公展出庭作证，才得南京中央党部谅解，予以不起诉处分。
一连串的打击让洪深心灰意冷，他不禁感叹世道之日非与艺术研究之艰难，故将两所大学之教授职务诚请顾仲彝等教授庖代，暂时脱离上海之艺术界。1931年3月至6月，曾应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之邀，从上海来到天津，担任该行秘书长一职。声言从此“不再教书，不谈戏剧，努力于商业”。
抗战爆发后，上海救亡演剧协会成立，洪深首任主席，亲自率领救亡演剧第二队，与冼星海、金山、王莹、李纯等一班人马，经过徐州突围，北走开封，经洛阳下郑州，转道武汉，发动并主持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战协会的筹建工作。在汉口时，郭沫若出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时，洪深曾应邀主管戏剧部门。他穿起了军装领导着内地的戏剧运动。政府内迁，由武汉而重庆，他便领着教导剧团，带着凌鹤等人巡回四川各县演出《包得行》。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以文艺形式进行抗敌宣传的政治部三厅，由于其成员多为中共领导下的进步人士，因而被蒋介石取消。身陷迷惘的洪深，一时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深感忧虑。正如同年第6卷第2期《中国月刊》中《从洪深全家服毒说起》一文所写：“在重庆，自郭沫若离开第三厅时，田汉、洪深也相继离职。再后来，洪深就此没有了消息……（他的自杀）亦许其中另有原因，因为他是代表了左倾的一个作家，说不定此种服毒是被渝方面迫使的。要是事实的话，那就与第三厅改组有着关系了。”
左翼文化人士不断受迫害
促使他实施“尸谏”
1941年第3卷第8期《上海周报》中《短评洪深的自杀》一文称：“洪深的自杀，生活困迫是一原因。政治之不进步，怕是更大的原因。”洪深时为中国著名的剧作家，有许多关于中国戏剧、电影的理论创作，做过大学教授，因而，在中国文化界颇有地位。他与多名国民政府要人私交甚厚，陈立夫、张道藩均为其挚友。若说他因生活困迫、借贷无门而自杀，这岂不是笑话。但是，洪深的思想却颇与陈、张二人不同。在过去的中国戏剧运动，明显有着两种趋向：洪深为田汉领导的左翼剧运，而张道藩领导的却是右翼剧运。左翼剧运深得社会人士欢迎，右翼剧运却利用政治优势，给予左翼作家以严重打击，田汉等人更因此而被捕。在戏剧方面，洪深当然与田汉处在一个阵营。但是，从1939年下半年以来，国民政府竟然取缔言论自由，进步文人的活动受到压迫，已成重庆公开的秘密。而此种表象的背后，正是因为国共两党的政治摩擦。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像洪深那样的爱民族、爱国家的人，那是无不悲愤至极的。他希望祖国抗战的胜利，他不愿见祖国的失败与投降。”
同年《上海周报》中的《短评洪深自杀》一文称，就在洪深自杀前两月，马寅初先生因在重庆大学演讲而被国民政府逮捕。主张正义、为民疾呼的进步人士，不是被捕就是被杀。洪深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作家，向以敢言著称，但他怎能改变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呢？
同年2月8日《社会日报》和第4期《中国电影画报》不谋而合地认为，洪深的自杀是他最后实行的“尸谏”。洪深先是深受“解散新四军事件”的打击，继而又听到《新华日报》将要停刊的传闻，一个个坏消息使他悲痛欲绝。于是“为促成双方的团结对外计，所以，宁愿牺牲一家性命，实行尸谏”。
洪深自杀事件，决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当时国内有数以千万不愿做汉奸、亡国奴的文化人，正在忍着饥寒在抗战文化上战斗着。为此，多家报刊呼吁，为了保证他们的生存环境，希望政府制定出更具体的保障措施，而且立即付之实施，以免有更多的洪深事件发生。
洪铃发现父母双双服毒后，立刻托人打电话给郭沫若。郭沫若遂急忙带着医生赶来洪宅，当即施行紧急抢救，经注射后，洪深夫妇才将毒物吐出。郭沫若发现在洪深身旁放在一封遗书，上书：“一切无办法。事业，家庭，食、衣、住，种种，如此将来，不如且归去，我也管不尽许多了！”（1941年第1卷第35期《大众影讯》）
遗书中明确说明了他对事业、家庭、生活皆无办法，前途更是一片渺茫，与其这样生活在痛苦的煎熬中，倒不如撒手闭眼，一死了之。为此，有人认为，洪深自杀的原因自然是综合了事业不如意、夫妻感情出现裂痕和生活困迫这三方面的因素。但无论是这三种原因，还是前面提及的身患疾病、精神压抑的因素，归结起来其实都源于政治。国民政府取缔言论自由、右翼势力的排挤，造成了洪深的事业受挫;国民政府对大后方文化人士的政治制度，致使洪深缺衣少食、女儿不得医治。一方面有人借机发国难财，一方面物价飞腾、民不聊生。外有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恣意横行，内有中国政治的殊多症结。而洪深却又束手无策、回天乏术，于是，这样一个富有血性、极具风骨的中国传统文人，在痛苦绝望中，选择极端的绝路。可以说，洪深自杀的导火索为生活困迫，但其罪魁祸首却是政治因素。
自杀不是出路，它换不来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也换不来国民政府的政治清明，更不是进步文人的出路。应该看到，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民众的力量和一切进步势力正在发展壮大。
（作者为天津市档案馆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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