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听到林放（赵超构，笔名林放，1910-1992）的名字，尚读初二，也是在父辈们聊天时得知的。都说他文章写得好，却从未读过。当时偶读《新民晚报》，也都是体育新闻或者长篇连载《芦荡火种》之类的。没想到10年之后的1974年，我参加《辞海》修订工作，竟遇上了林放先生。
　　《辞海》编辑室在陕西北路上，一次坐21路公交车上班去，途经西藏中路，上来一位瘦小的老者，还没站稳，车已启动，一个趔趄撞到我座位旁，我忙攥住他，起身让座，他说了声谢谢，坐下后望了我一眼。
　　说也奇怪，自从有了这次邂逅，我在《辞海》园里就经常看见他。那时《辞海》编辑室每天上下午各有一刻钟休息时间，听到铃声，大家自会陆续走出办公楼，或在园中散步，也有跟着广播做体操的。而这时我才发现那位老者常在其中。他虽已六十多岁，但精神矍铄，行动敏捷，做操姿势很带劲。时值夏天，他常穿一件浅灰色短袖衬衫，花白的头发剪得很短，鼻梁挺直，眼睛炯炯有神，气象不凡。只是耳朵里戴有助听器，略觉美中不足。
　　后来才听说，《新民晚报》在“文革”中停办以后，不少人马，如林放、束纫秋、冯英子、汤高才、陈振鹏等都调到《辞海》来了。当时束纫秋已结合进领导班子，与洪泽、戚铭渠同在二楼办公。汤高才、陈振鹏、章培恒和我即在斜对面的文艺组，冯英子也认识了，在一楼。唯独林放，仅知其在一楼的语词组工作，却对不上人。而汤高才的述说则更增加了他对我的吸引力：“林放本名赵超构。因听力不好。我们叫他赵聋子。别看他个子瘦小，文章很流畅，固定在一小房间写，每天一篇，写完基本不动，只改动个别字。影响很大。”我一听，便隐隐感到可能是那老者。果然，有次和汤高才走出办公楼，他忽指着做操的老者说：“小孙，他就是林放！”我会心一笑，总算对上了。汤又说：“别看他不爱说话，曾七次见过毛主席呢！”我大惊。恰好林放做完操径直走来，汤高才向他介绍了我，他朝我点点头，有点似曾相识地望了我一眼。
　　从此，我对林放有了更多的敬重，特别是他七见毛泽东的传说，尤感兴趣。有几次同桌吃饭或迎面相向，总想一问，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不久，我即离开《辞海》，去华东师大读研究生。但他的眼神却难以忘怀，特别是他七见毛泽东之谜，也常在我的胡思乱想之中。
　　10年之后，已在上海社科院工作多年的我，着手撰写文化名人与毛泽东交往的书，在采访徐铸成、袁鹰、陆诒等人的过程中，他们都提到林放。但我每想到他那眼神和神情严肃的样子，便有点犹豫。眼看许多人都采访过了，而林放又是一位不可遗漏、难以回避的人物，便壮着胆子登门拜访了。
　　记得是一个初夏的夜晚，我寻到他虹口区的家中，其老伴因中风正躺在客厅过道的床上，他则在儿子的呼唤下从二楼匆匆下来，又用他那我所熟悉的似曾相识的眼神望了我一眼。10年不见，他还真是老样子，只是微胖了一点。我本想好一大堆开场白，他倒好，单刀直入，劈头就问我访谈何事？我也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他反应极快：“我写过《延安一月》，里面有这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查一下。”我说：“已经看过了，这是你与毛泽东的初交，还不够，我还要你们以后的交往。”他恐怕没想到我会去看这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书，有点惊讶，脸上掠过一丝难得的笑容，点点头，思忖了一下，说：“这样吧，我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你看了再说。”我问：“怎么查找呢？”他看出了我的困惑，安慰道：“你放心，我会写信告诉你。”临别时，他热情地与我握手，又意味深长地望了我一眼。
　　数日后，我果然收到他的来信，告知我其文发表的报纸和确切日期，并关照：“有陆诒同志访问赵超构的一篇，亦可参考。”我就根据他所提供的线索，并参考了他本人的一些回忆和文献资料，终于把林放七见毛泽东的来龙去脉全都梳理清楚了。《上海小说》的编辑以《林放在毛泽东心中》为题，刊登于杂志的封面和头版头条。各大报刊纷纷转载。《报刊文摘》转载时干脆改题为《林放七见毛泽东》。正是我原先的题目。
　　现在想来，能够解开林放七见毛泽东之谜，如果当初没有林放的帮助和指点，是根本难以完成的。时值林放诞辰110周年之際，我又想起了那位趔趄的老者以及他那熟悉的眼神。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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