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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中唐开始，诸多反映唐玄宗与杨玉环故事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意，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情事作了阐释。而不同时代对他们故事的解读却反应出了这一时代的某些审美倾向。笔者拟以白居易的《长恨歌》、白朴的《梧桐雨》和洪昇的《长生殿》为主要依据，探讨李杨故事题材演变所反映的社会审美趣味的差异。
关键词：中兴梦；通俗化；雅化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40－02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也是当时社会文化、现实生活和审美情趣的反映。真正流传下来的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与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下面就以《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为依据浅略探讨一下以它们为代表的时代社会审美趣味的不同及某些演变。
一、中唐——中兴梦与兼容并蓄的思想
唐王朝通常以安史之乱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天宝十四载(755年)以前，加上安史之乱的八年(755－763年)为前期，即习惯上所说的初、盛唐；之后至唐亡，为后期，相当于中、晚唐。中唐政局远不能与盛唐相比，虽然安史之乱已被平息，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问题重叠交叉，愈演愈烈。逝去的永远逝去，昔日的繁华已似落花流水，一切美丽的辉煌都化作梦里烟云，缥缈远去。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免不了对盛唐时的繁胜景象充满了留恋。希望唐王朝能实现再此的中兴，但是整个社会政局渐趋没落的状况让他们的“中兴梦”也渐趋消亡。于是，说盛唐话盛唐之事以寄托他们的缅怀和感慨之情便成为一种风气。文人们喜欢借这些题材和故事来抒情表愤。而唐玄宗杨贵妃这一帝妃故事。以其本身的特殊之处，及与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等历史史实都有联系，又加上当时某些民间传说的影响，很自然的便成为文人们乐于表现吟咏的题材。而白居易的《长恨歌》正好迎合了这种社会风气，加上其本身艺术特色的唯美，便得到了当时文坛和世人们的青睐传颂，得以经久不衰。
另一方面，唐王朝近三百年间，思想领域取兼容的态度，以儒为主，儒、释、道并存。士人入住、建功立业等方面持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而在人生信仰、社会思潮、生活情趣与方式等方面，则与释、道等思想有很大的联系。这些方方面面都极大地影响了唐文学的创作和审美趣味。特别是一大批世人文学家受佛道思想的感染很是深厚，一定程度上导致当时文学审美注重意境的营造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长恨歌》后一部分虚幻的描写，融当时佛教变文与道教仙化故事色彩，给读者创造了一个如梦如幻的想象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调动各种感觉器官得到各自不同方面的满足，这种境界的营造也正是当时时代文学审美趣味的反映。
同时，中唐时期文化处于一个转型期，文学世俗化的思潮渐趋兴起。当时以白居易、元贞为代表的元和诗派，提倡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当时文坛上兴起一股重写实，尚风俗，强调讽喻的诗风并且影响很大。文学开始走向民间，为广大的民众所接受和传颂。白居易作诗力求通俗，他的《长恨歌》及其他方面的许多作品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同时又不失格调和意境的高雅，得到当时文人和民众的普遍接受和欣赏，正如《与元九书》中所说的为“时俗所重”。《长恨歌》正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对诗歌通俗化的审美趣味的要求，人人喜爱，得以流传。
二、元初——通俗化趣味的崇尚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的国家政权。由于社会形势和风尚的新变，元代文坛也出现了新的审美情趣，而这些在元初的文学作品中都已经有了某些体现和反映。
宋末元初以来，随着我国城乡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发展，大中城市不断涌现，市民阶层也呈现出不断壮大的趋势，致使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倾向于重视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接受情况。元代因科举考试而失去仕进机会的儒生、文人们，特别是一些“书会才人”与下层人们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们大量涌向勾栏瓦肆，于是，符合下层市民阶层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通俗文学创作大盛，同时加上作为统治阶级的元代少数民族嗜好歌舞闹剧，迎合他们口味的通俗的叙事性文学，特别是杂剧创作，也第一次居于文坛的主导地位。但此时的杂剧创作，总体上却不被正统的文人所接受，它们更多的还是作为一种娱乐方式广泛的流行于民间。明代学者陈与郊在《古杂剧序》中说：“夫元之曲以描摹神理，殚极才情，足抉宇壤之秘。”元杂剧的创作注重展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题旨多显露易懂，让观众看得真切又有酣畅淋漓之感受。这种审美情趣在白朴的《梧桐雨》中有很清晰的体现。其中有对唐玄宗真实的内心精神世界的描写渲染。塑造出了一个封建帝王的爱情和在政变面前无法挽救自己爱妃的无奈，并通过一系列意象的描摹，把悲愤怨恨的氛围推到极致，很有感染力。
另一方面，以白朴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身处金元异代之际，国家兴亡之感个人命运之慨都有很深的切身体会，这也是那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一种风气。而李杨这一题材既有历史又有现实的教训借诫的意味。便成为当时作家们很青睐并乐于表现的题材。白朴的《梧桐雨》表面上是写李杨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是以作者自身体验为依据，借对唐明皇政治上的失败和爱情悲剧的描写来抒发一种盛衰荣枯无法预料和把握的幻灭感，这既写了历史人物，也渗透了作者因金国的灭亡元代的建立而产生的人世沧桑和人生悲凉之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和欣赏情趣。
三、明末清初——反封建礼教的思潮及文学的雅化感伤倾向
清初处于易代之际，再加上一批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受民族意识的影响，往往创作出一些感时伤世的作品。而当时直接抒发亡国之痛或民族之恨都是不被统治者所允许的，所以，文人们普遍采取各种曲折、隐晦的方法来抒情达意，这时候以历史题材为蓝本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便成为一种很好的借古喻今的工具，被普遍的接受。《长生殿》的创作一定程度上是当时那个时代氛围和审美要求的产物。它的创作动机主要是藉以抒发作者抑郁在心中的亡国之痛，这种隐痛，埋藏在清初每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人的心灵当中。
另一方面，在学术文化领域，明术清初文坛，启蒙思想出现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初的几位启蒙思想家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不务实学的思想，他们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注重文学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肯定人的私欲存在的合理性，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束缚和压制，表现出了一定的人文意识。这种种的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出现了注重表现人对情感、欲望大胆追求，歌颂真挚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之类的作品。这种作品特别迎合当时处于启蒙阶段的民众的口味，他们渴望像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真爱真情。《长生殿》中表现出的深沉的历史反思精神和国家兴亡之感，以及对唐玄宗杨贵妃情爱的尊重、不吝笔墨的描写和最终在仙界得以团圆的结局，都与这一时代思想息息相关。
最后，在戏曲文化领域，审美情趣的新变主要表现在戏曲审美出现归于雅正的趋势，作品的悲剧意识大于其娱乐功能，文人化增强。由于遭逢国变、落迫流离际遇的影响，剧作家们倾向于在杂剧传奇剧的创作中，寄托个人的情感、心迹，抒情性逐渐冲淡了戏曲的戏曲性和舞台性，加之于剧作家大都不是只停留在故事本身，而是对故事随意虚构，有时加入幻化的色彩，这更加重了戏曲文学的案头读物的倾向。同时，也表明戏曲正获得正统文人广泛的认可接受，不再只是诗馀之作。
《长生殿》中也体现了这样雅化的审美趋势，它也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高峰之一。从此之后，我国戏曲雅化的趋势渐趋增强，甚至沦为道德说教的工具，古典戏曲的艺术生命力也渐趋消亡了。
综上可以得出，中唐时期文学更多的是上层文人士大夫的独享品，作品更多反映的是上层的审美趣味和社会理想，而随着社会发展新变因素的出现和文学世俗化的进一步延伸，作家们不得不越来越倾向于表现广大市民阶层的意愿，迎合他们的口味反映他们的爱恨情仇。至清朝，随着封建制度渐趋没落，反封建的思潮势不可挡，因此冲破封建礼教重视人性、情感的作品应运而生。由此，文学是特定时代的反映，时代的特点和审美趣味毕竟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关键词：中兴梦；通俗化；雅化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3－040－02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也是当时社会文化、现实生活和审美情趣的反映。真正流传下来的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与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下面就以《长恨歌》《梧桐雨》《长生殿》为依据浅略探讨一下以它们为代表的时代社会审美趣味的不同及某些演变。
一、中唐——中兴梦与兼容并蓄的思想
唐王朝通常以安史之乱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天宝十四载(755年)以前，加上安史之乱的八年(755－763年)为前期，即习惯上所说的初、盛唐；之后至唐亡，为后期，相当于中、晚唐。中唐政局远不能与盛唐相比，虽然安史之乱已被平息，但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等问题重叠交叉，愈演愈烈。逝去的永远逝去，昔日的繁华已似落花流水，一切美丽的辉煌都化作梦里烟云，缥缈远去。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免不了对盛唐时的繁胜景象充满了留恋。希望唐王朝能实现再此的中兴，但是整个社会政局渐趋没落的状况让他们的“中兴梦”也渐趋消亡。于是，说盛唐话盛唐之事以寄托他们的缅怀和感慨之情便成为一种风气。文人们喜欢借这些题材和故事来抒情表愤。而唐玄宗杨贵妃这一帝妃故事。以其本身的特殊之处，及与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等历史史实都有联系，又加上当时某些民间传说的影响，很自然的便成为文人们乐于表现吟咏的题材。而白居易的《长恨歌》正好迎合了这种社会风气，加上其本身艺术特色的唯美，便得到了当时文坛和世人们的青睐传颂，得以经久不衰。
另一方面，唐王朝近三百年间，思想领域取兼容的态度，以儒为主，儒、释、道并存。士人入住、建功立业等方面持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而在人生信仰、社会思潮、生活情趣与方式等方面，则与释、道等思想有很大的联系。这些方方面面都极大地影响了唐文学的创作和审美趣味。特别是一大批世人文学家受佛道思想的感染很是深厚，一定程度上导致当时文学审美注重意境的营造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长恨歌》后一部分虚幻的描写，融当时佛教变文与道教仙化故事色彩，给读者创造了一个如梦如幻的想象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调动各种感觉器官得到各自不同方面的满足，这种境界的营造也正是当时时代文学审美趣味的反映。
同时，中唐时期文化处于一个转型期，文学世俗化的思潮渐趋兴起。当时以白居易、元贞为代表的元和诗派，提倡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当时文坛上兴起一股重写实，尚风俗，强调讽喻的诗风并且影响很大。文学开始走向民间，为广大的民众所接受和传颂。白居易作诗力求通俗，他的《长恨歌》及其他方面的许多作品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同时又不失格调和意境的高雅，得到当时文人和民众的普遍接受和欣赏，正如《与元九书》中所说的为“时俗所重”。《长恨歌》正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对诗歌通俗化的审美趣味的要求，人人喜爱，得以流传。
二、元初——通俗化趣味的崇尚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的国家政权。由于社会形势和风尚的新变，元代文坛也出现了新的审美情趣，而这些在元初的文学作品中都已经有了某些体现和反映。
宋末元初以来，随着我国城乡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发展，大中城市不断涌现，市民阶层也呈现出不断壮大的趋势，致使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倾向于重视他们的审美趣味和接受情况。元代因科举考试而失去仕进机会的儒生、文人们，特别是一些“书会才人”与下层人们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们大量涌向勾栏瓦肆，于是，符合下层市民阶层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通俗文学创作大盛，同时加上作为统治阶级的元代少数民族嗜好歌舞闹剧，迎合他们口味的通俗的叙事性文学，特别是杂剧创作，也第一次居于文坛的主导地位。但此时的杂剧创作，总体上却不被正统的文人所接受，它们更多的还是作为一种娱乐方式广泛的流行于民间。明代学者陈与郊在《古杂剧序》中说：“夫元之曲以描摹神理，殚极才情，足抉宇壤之秘。”元杂剧的创作注重展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题旨多显露易懂，让观众看得真切又有酣畅淋漓之感受。这种审美情趣在白朴的《梧桐雨》中有很清晰的体现。其中有对唐玄宗真实的内心精神世界的描写渲染。塑造出了一个封建帝王的爱情和在政变面前无法挽救自己爱妃的无奈，并通过一系列意象的描摹，把悲愤怨恨的氛围推到极致，很有感染力。
另一方面，以白朴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身处金元异代之际，国家兴亡之感个人命运之慨都有很深的切身体会，这也是那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一种风气。而李杨这一题材既有历史又有现实的教训借诫的意味。便成为当时作家们很青睐并乐于表现的题材。白朴的《梧桐雨》表面上是写李杨的爱情故事，实际上是以作者自身体验为依据，借对唐明皇政治上的失败和爱情悲剧的描写来抒发一种盛衰荣枯无法预料和把握的幻灭感，这既写了历史人物，也渗透了作者因金国的灭亡元代的建立而产生的人世沧桑和人生悲凉之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和欣赏情趣。
三、明末清初——反封建礼教的思潮及文学的雅化感伤倾向
清初处于易代之际，再加上一批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受民族意识的影响，往往创作出一些感时伤世的作品。而当时直接抒发亡国之痛或民族之恨都是不被统治者所允许的，所以，文人们普遍采取各种曲折、隐晦的方法来抒情达意，这时候以历史题材为蓝本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便成为一种很好的借古喻今的工具，被普遍的接受。《长生殿》的创作一定程度上是当时那个时代氛围和审美要求的产物。它的创作动机主要是藉以抒发作者抑郁在心中的亡国之痛，这种隐痛，埋藏在清初每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人的心灵当中。
另一方面，在学术文化领域，明术清初文坛，启蒙思想出现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初的几位启蒙思想家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不务实学的思想，他们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注重文学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肯定人的私欲存在的合理性，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束缚和压制，表现出了一定的人文意识。这种种的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出现了注重表现人对情感、欲望大胆追求，歌颂真挚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之类的作品。这种作品特别迎合当时处于启蒙阶段的民众的口味，他们渴望像作品中的人物一样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真爱真情。《长生殿》中表现出的深沉的历史反思精神和国家兴亡之感，以及对唐玄宗杨贵妃情爱的尊重、不吝笔墨的描写和最终在仙界得以团圆的结局，都与这一时代思想息息相关。
最后，在戏曲文化领域，审美情趣的新变主要表现在戏曲审美出现归于雅正的趋势，作品的悲剧意识大于其娱乐功能，文人化增强。由于遭逢国变、落迫流离际遇的影响，剧作家们倾向于在杂剧传奇剧的创作中，寄托个人的情感、心迹，抒情性逐渐冲淡了戏曲的戏曲性和舞台性，加之于剧作家大都不是只停留在故事本身，而是对故事随意虚构，有时加入幻化的色彩，这更加重了戏曲文学的案头读物的倾向。同时，也表明戏曲正获得正统文人广泛的认可接受，不再只是诗馀之作。
《长生殿》中也体现了这样雅化的审美趋势，它也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高峰之一。从此之后，我国戏曲雅化的趋势渐趋增强，甚至沦为道德说教的工具，古典戏曲的艺术生命力也渐趋消亡了。
综上可以得出，中唐时期文学更多的是上层文人士大夫的独享品，作品更多反映的是上层的审美趣味和社会理想，而随着社会发展新变因素的出现和文学世俗化的进一步延伸，作家们不得不越来越倾向于表现广大市民阶层的意愿，迎合他们的口味反映他们的爱恨情仇。至清朝，随着封建制度渐趋没落，反封建的思潮势不可挡，因此冲破封建礼教重视人性、情感的作品应运而生。由此，文学是特定时代的反映，时代的特点和审美趣味毕竟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