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30年的拥抱
　　1984年，36岁的刘远端被拐骗至江苏，在趁机逃脱的途中遇好心人帮助，遂嫁给对方，养育一对儿女。但她舍不下贵州赫章老家的亲人，可又感到不能忘恩负义，这一纠结就是数十年。期间，刘远端曾让她如今的女儿给老家写信，但是她不会说普通话，也没念过书，一直把“赫章”说成“黑帐”，因此写的信件都有去无回。
　　得知三个儿子要来，拮据的刘远端怕儿子为自己的生活状况担心，特地跑到几公里外的集市上，把满头白发染成黑发，穿上了只有过年才舍得穿的红色外套，“看上去比平时年轻精神。”她说。
　　当天，她搬了个小马扎坐在走廊上，望着村头的水泥路口，嘴里念叨着：“不晓得娃娃些现在长啥样。”
　　11月1日凌晨3点，陶仁超三兄弟乘坐火车到达徐州，在当地警方的安排下，在新沂市合沟镇小河村见到了阔别30年的生母刘远端。母子相见的刹那，三兄弟扑进刘远端的怀里，泣不成声地不停喊“妈”，刘远端弯下腰，抱住儿子们的脑袋痛哭。回到简陋的民房内，母子就这样边哭边擦拭泪水。
　　“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找得太苦了。”三兄弟说。
　　为寻母徒步数百里
　　据了解，刘远端被拐骗时，她的大儿子14岁、二儿子7岁、最小的陶仁超3岁。陶仁超告诉记者，父亲在家从来不管三兄弟：“我直到长大外出打工前，从来没吃饱过。”他说，因为父亲不管事，兄弟三人从母亲失踪后就开始寻找。“最早是大哥牵着二哥和我，在村里挨家挨户打听妈妈的消息。”陶仁超说，大家成年后，在一次询问老乡时，打听到母亲被拐骗至云南深山某个村落。
　　“当时就打算动身前往。”他回忆，可三人掏遍全身，凑出来的钱尚不够单程车费，最后，他们决定徒步前往云南。
　　身上的钱花光了，他们就在路上打工。到达所要去的村落还有200多公里距离时，三兄弟用仅剩的10元钱，买了几瓶矿泉水、一包压缩饼干，走了两天的山路。
　　说完这段经历，陶仁超哭了起来：“想到这些经历就很心酸。”
　　数十年来，三兄弟的脚步，北至内蒙古，南至海南岛，东达江苏，西至云南。
　　千余寻母信助团聚
　　除了用脚步寻找，三兄弟也向全国警方求助，“全国有多少个县，就写了多少封寻母信。”陶仁超说。
　　小姨刘远芬是一名教师，三兄弟委托小姨代写寻母信，投递到能查到的全国每个县的公安局，希望公安局能帮忙，20多年来，共投出千余封信，但几乎都石沉大海。
　　陶仁超回忆，8年前，云南打来陌生电话，称是某个派出所的民警，让陶仁超去接母亲，并安排专人专车来接。陶仁超立即联系两个哥哥，当晚动身去昆明。下车后，确有专人专车在站外等候，不过对方没有穿警服、不出示警官证，让三兄弟疑惑。随后，陶仁超借口去买包烟，到对方所称的派出所核实，结果查无此人。三兄弟拒绝上车时，遭到对方强行掳劫，奋力反抗才逃脱。事后，三兄弟得知那伙人是搞传销的。
　　今年10月23日，陶氏三兄弟的“寻母信”送到了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邳州市公安局长张军手上。他们在信中写道，母亲1984年被人拐骗与家人失去联系。1988年，他们的父亲去世，只能跟着家里其他亲戚生活。30年来，他们四处打听母亲的音讯，如今，他们已经走遍了国内多个省市，却始终没有母亲的消息。“我们三兄弟和幺舅，一提到妈妈的名字，四个人的眼泪就一起流了下来……”读完这封情真意切的寻母信，公安局长也为之动容。张军随即批示，“立即派人核实情况，并及时回复写信人，急！”
　　民警7天找到被拐母亲
　　邳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卞素华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让治安大队抽调专人展开核查。警方通过警务平台查询，并没有获取陶氏三兄弟母亲刘远端的相关信息。“她是被拐卖的，而且是30年前，可能没有户口，也可能改了名字。”民警作出这一判断后，立即抽调人手下基层进行明查暗访。
　　一个星期之后，调查工作终于有了突破。民警得知，新沂市合沟镇陈秀梅的母亲可能就是陶氏兄弟要寻找的刘远端。民警立即赶到陈秀梅家中，听到她母亲一口浓重的贵州口音时，民警顿时觉得“有门”。在和老人进行了一番沟通后，民警最终确定，她就是刘远端。
　　此次接到徐州警方的电话，三兄弟的脑海中闪现出曾经险些陷入传销陷阱的画面：专人专车来接，找到母亲……他们不免疑惑，可是见母亲的愿望抵消了猜疑，“不管真假都要去一趟，结果真的找到了。”陶仁超说，自己现在想来都有些不敢相信。
　　11月3日，在徐州警方的陪伴下，刘远端回到贵阳，与家人重逢后又返回江苏。目前，刘远端在赫章的丈夫和徐州的伴侣均已去世，她表示，目前在徐州还有一对儿女，暂时不能回到贵州。
　　如今的陶仁超三兄弟都已成家立业，经济条件也有了非常大的改观——老大经商，老三也准备在浙江买房安家了。对于母亲的选择，三兄弟表示尊重，将定期探望母亲并给予经济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