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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金融生态学视角考察了处于不同生态位上的金融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归纳出它们之间有互利共生的，有偏利共生的，有竞争关系的，有偏害关系的，还有中性关系的。并指出，这些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时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在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的关系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文章为深入研究这些金融主体间是如何协同进化、发展演替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关键词：金融生态学；生态位；金融主体；关系
金融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将经济领域与生态学进行结合，将金融机构看成一个个有生命的生物体，在这种思维及视角下，借用生态学的方法和原理来仿生的研究金融领域的具体问题。
如果我们把中国近代金融领域看成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不同的“种群”，它们是钱庄、票号、银行、证券交易所等等，这些“种群”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本文试图用生态学的视角来考察这个问题。
一、 正相互关系
1. 互利共生。互利共生（Mutualism）是指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彼此有利，两者分开以后都会受损。例如，地衣就是真菌和苔藓植物的共生体，地衣靠真菌的菌丝吸收养料，靠苔藓植物的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如果把地衣中的真菌和苔藓植物分开，两者都不能独立生活。再比如，根瘤菌与豆科植物之间的关系，根瘤菌只能固氮而不能利用所固定的氮，但可以供给豆科植物吸收，而植物可以提供能量和养分给根瘤菌，从而形成互利共生关系。
钱庄与票号之间在某个时期、某个区域也存在着互利共生的关系，比如，19世纪50年代左右，汉口的钱庄与票号之间经常互相用庄票或汇票进行抵押拆借，互相调剂头寸，有时是钱庄向票号拆借，有时是相反，彼此通过对方与众多商号建立融通资金的关系，保持互利共赢的局面。但是随着太平天国在长江中游展开激烈攻势，汉口的山西票号为了避免战争，在总号命令下，收缩业务，把大量资金向山西和上海转移，从而使汉口的金融力量大大减弱，汉口钱庄因票号的转移而无力支持商人所需的大量长期信用，纷纷倒闭或迁移。这种情况跟自然界中的真菌与苔藓，或者根瘤菌与植物的互利共生关系，何其相似。
钱庄与银行在贴现业务上的合作也体现了互利共生关系。20世纪20年代前后，商号可持票据先向钱庄贴现，然后由钱庄向银行办理转贴现。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向银行贴现呢？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钱庄机构普遍，网点众多，有较深的客户基础，因此钱庄办理贴现业务较多。但是，钱庄与银行相比，其资金实力远不如银行雄厚，而且买入汇款和押汇由银行办理者居多，因为这两项业务都需要有外地的分支机构，才具有通汇和款项收解的便利，所以钱庄必须与银行合作，才能完成整个贴现业务。在这个案例中，钱庄利用自身的优势为银行拉拢了客户，而银行也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为钱庄办理转贴现，钱庄和银行通过这项业务互利互惠，实现双赢。
2. 偏利共生。偏利共生（Commensalism），亦称共栖，是指在生物界中，某两物种间的生态关系，其中一种的生物会因这个关系而获得生存上的利益，而另一方的生物在这个关系中，获得的利益少于另一方，或者不获利。比如，兰花附着生长在乔木的枝上，使自己更易获得阳光和养分，而又不影响乔木的生存。还有，某些蛤贝的外套腔内共栖着豆蟹，豆蟹可以以蛤贝的残食和排泄物为食，不仅养活了自己，同时对宿主也无害，还帮助其清理了粪便。
钱庄用庄票向外商银行拆款，实际上就是一种偏利共生。由于钱庄在中国发展较早，有较好的客户基础，商户对其有认同感，因此通过钱庄来贷款是当时中国的普遍行为。一般数额的款项钱庄尚有能力筹措，但是大额款项钱庄不得不借助银行，尤其是外商银行来调剂头寸，而外商银行也乐于利用它们多余的头寸来获利。更为要害的是，中国在丧失主权和贸易不平等的条件下，外商通过拆款将钱庄置于掌控之内，因此钱庄具有更多的殖民地色彩。在钱庄业务蒸蒸日上的同时，它对外商银行的拆借依赖程度也日益加深，独立性越来越小，其后果是不得不听命于外国金融势力，使国家利益受损。钱庄向外商银行的拆款，虽然对双方都有利，但是钱庄受制于外商银行，显然利益是不对等的。因此，它们的关系只能算是偏利共生，这是不同于钱庄与票号的互利共生关系的。
在近代中国，外国银行先于华人银行的产生。两者之间在某些业务上也互有往来，比如短期的拆借、汇兑等。同样的道理，由于主权的丧失和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华人银行很难从外国银行那里获得对等的权益。外国银行除了与生俱有的利益最大化的天然属性外，还充当着在殖民地国家控制附属国经济命脉的重要角色。在外国银行开办之初，是为本国商人办理货款汇兑与资金周转业务的，到了后来，可以操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控制汇兑，吸取游资，放高利贷盘剥华人，有的外国银行有权发行纸币，操纵金融，垄断市场，成为外商进行经济活动的后台。在这样的强势下，华人银行很难从外国银行那里分得一碗羹的，大多都是被外国银行所控制和利用。因此，这也只是一种偏利的共生。
二、 负相互关系
1. 竞争关系。竞争关系（Competitive Relationship），是生态学物种间关系之一，强调在两者或两者以上发生的行为，是指为了己方的利益而跟对方争胜，是个体或者团体，为了达到某种目标，努力争取其所需求的一种行为。比如，在一个山体上，存在着两群猴子，一个群体在山顶栖息，另一个群体在山脚活动，如果到了冬天，山顶没有了食物，山上的猴群为了觅食，跑下山来活动，这时，两群猴子就可能为了食物资源以及领地而发生撕咬，最终强者胜，占据有利地盘。这就是一种竞争。再比如，我们经常吃的小龙虾，它其实是通过生物入侵进入中国的。小龙虾原产于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腐食性动物，20世纪初随国外货轮等途径进入我国境内。因其食性杂、生长速度快、适应能力强而在当地生态环境中形成绝对的竞争优势。由于自然界里的天敌在我国范围内还没有形成，经几十年的扩散，已成为全国性的最常见的淡水经济虾类，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各省市。 前面提到，华人银行与外国银行之间有偏利共生关系，其实，那只是就某项业务而言，总体来说，两者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竞争关系。外国银行在近代中国的诞生要早于华人银行，加之资金雄厚和母国的撑腰，长期掌控了我国的经济金融命脉。华人银行是在民族压迫和民族工商业急需发展的刺激下诞生的，从一开始就处于和外国银行竞争劣势的地位，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将腐败的清王朝置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何来平等？其次，晚清社会封建落后，经济凋敝不振，华人银行脱胎于此等条件下，造成先天的不足，这不足包括资金、管理、人才等各个方面。因此，无论从融资能力，还是从贷款汇兑方面，都难与外国银行匹敌。
华商证券交易所与外商证券交易所之间，同样也存在着竞争关系，表现在对客户、分布网点以及交易品种发行权等的竞争上。值得一提的是，在交易所发展的数量和延续的时间方面，不同于中外银行间竞争的是，似乎这一局华人略胜洋人一筹。关于外商证券交易所在华的报道并不多见，主要集中在几家有影响力的交易所，这里面有英商上海众业公所、日商上海取引所、青岛取引所、大连取引所、天津取引所等。而这些证交所大多存在时间都不长。
2. 偏害关系。偏害关系（Partial Harm Relationship），当两个物种在一起时，由于一个物种的存在，可以对另一个物种产生拮抗作用，而自身获利或者无影响。例如，青霉菌可以分泌次生代谢产物--青霉素（抗生素）来抑制其他细菌的生长，又如胡桃科的植物分泌胡桃醌来抑制其他植物在附近生长。再比如，很多南方城市一到夏天，在自然水体中就会暴发水葫芦，这种植物也是一种外来入侵种，由于其生命力极强，一旦有合适的温度及养分，就会疯长，覆盖整个水面，这对水体生态是极大的破坏。首先，由于它的疯长，会消耗水体中的溶解氧，这样水体中的水生动物会因缺氧而死亡，腐败的尸体又会进一步恶化水质，破坏生态平衡。其次，水葫芦的疯长会使水体发臭，破坏景观。滇池、太湖、黄浦江及武汉东湖等著名水体，均出现过水葫芦泛滥成灾的情况。
在近代中国，票号与外国银行的关系，非常符合生态学上的偏害关系。票号的诞生早于外国在华银行，也曾经红极一时，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然而，到了后期，由于自身经营管理模式等原因，以及外国在华开创新式银行对其造成的生境胁迫，最终票号这一行业内外交困，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其自身原因我们暂且不论，主要考察下外国银行的产生对票号的偏害作用。外国银行仅凭借高息揽存、拉拢客户这一条就击中了票号的要害。在开创初期，为了拉存款、拉客户，外国银行不惜提高存款利息，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欲拖垮票号。蔚丰厚票号经理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就有关于银行通过高息揽存打压票号的描述，如“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之款，移于彼处……彼实施操作之权，我时时从人之后，其吃亏容有数乎？”。这一招，就好比青霉菌放出了青霉素，对周边其他细菌产生极强的拮抗作用，置其于死地。当然，外国银行除了高息揽存外，还用其它手段打压票号，比如低利贷款、发行纸币、控制汇兑等，这里不再赘述。
除了票号、钱庄的消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国银行的偏害影响外，就连外国人自己的洋行也受到外国在华银行的排挤，这也符合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洋行，是近代外商在中国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代理机构。18世纪60年代兴起散商贸易，随之产生外商代理行号，被称为“商业大王”，也是外国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外国在华银行的异军突起，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不断蚕食、排挤中国的票号、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由于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天然属性，即使对洋行这种外国人自己的机构，也逐步打压、吞并，最后取而代之。首先，银行不断增设新的网点，由通商口岸向内地渗透。洋行的总部大多在广州等通商口岸，而银行网点遍布大江南北，有贸易的地方就有银行。这样一来，银行的势力就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其次，银行不断经营汇兑业务，而且效率高，业务专业，将洋行的外汇经营完全排挤出局。最后，洋行与银行相比，最主要的弱势还是资本金的不足。洋行要开展业务也不得不经常向银行借款，融通资金周转，这样就难免要被强势的新兴银行吞并和取代了。
三、 中性关系
中性关系（Neutralism），指两种或两种（下转第99页）以上不同种类的生物经常一起出现而彼此无明显影响的关系。比如草原上的狮子和湖泊里的鱼，两者谁对谁也不构成直接威胁，也没有互惠作用。再比如，天上飞的鸟类与陆地生活的各种动物，也几乎没有利益冲突。这里讲的没有关系，其实是相对的，宇宙万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无论是狮子与鱼，还是飞禽与走兽，看似没有关系，实则同处一个生态网中，只不过它们所处的生态位不同，没有直接联系罢了。
票号与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关系，可以算是为数不多的中性关系了。票号的消亡年代大致在20世纪的20年代左右，而第一家华商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诞生是1918年。两者几乎没有交集，因此也就没有直接的正相互关系或者负相互关系。
本文将近代中国金融领域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考察了处于不同生态位上的金融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归纳出它们之间有互利共生的，有偏利共生的，有竞争关系的，有偏害关系的，还有中性关系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必须用辩证的、全面的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关系。要认识到这些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时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在社会、经济、时局等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的关系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比如，钱庄与外国在华银行的关系，既有互利共生的关系，又有偏利共生的关系。再比如，华人银行与外国银行之间，既有偏利共生的关系，又有竞争的关系。外界条件改变，互利可能变为偏利，竞争也可能变为偏害，生态学的思维，就是要将研究对象与其所处的环境紧密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生命的发展有其自身特点，遵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水生到陆生的规律。将金融主体看做有生命的种群，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深入研究这些金融主体间在不断相互作用过程中是如何协同进化、发展演替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参考文献：
1. 徐诺金.金融生态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2. 郑振龙.中国证券发展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 洪葭管.中国金融史.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4. 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项目号：12JK0813），咸阳师范学院2011年度专项科研基金项目（项目号：11XSYK107），陕西省教育厅2012年度“春笋计划”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会计专项（项目号：11DKJ J09）。
作者简介：王文博，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咸阳师范学院生物系副教授；郝宏展，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石河子大学商学院讲师；李胜，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职员。
收稿日期：2013-02-05。
关键词：金融生态学；生态位；金融主体；关系
金融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将经济领域与生态学进行结合，将金融机构看成一个个有生命的生物体，在这种思维及视角下，借用生态学的方法和原理来仿生的研究金融领域的具体问题。
如果我们把中国近代金融领域看成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不同的“种群”，它们是钱庄、票号、银行、证券交易所等等，这些“种群”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本文试图用生态学的视角来考察这个问题。
一、 正相互关系
1. 互利共生。互利共生（Mutualism）是指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彼此有利，两者分开以后都会受损。例如，地衣就是真菌和苔藓植物的共生体，地衣靠真菌的菌丝吸收养料，靠苔藓植物的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如果把地衣中的真菌和苔藓植物分开，两者都不能独立生活。再比如，根瘤菌与豆科植物之间的关系，根瘤菌只能固氮而不能利用所固定的氮，但可以供给豆科植物吸收，而植物可以提供能量和养分给根瘤菌，从而形成互利共生关系。
钱庄与票号之间在某个时期、某个区域也存在着互利共生的关系，比如，19世纪50年代左右，汉口的钱庄与票号之间经常互相用庄票或汇票进行抵押拆借，互相调剂头寸，有时是钱庄向票号拆借，有时是相反，彼此通过对方与众多商号建立融通资金的关系，保持互利共赢的局面。但是随着太平天国在长江中游展开激烈攻势，汉口的山西票号为了避免战争，在总号命令下，收缩业务，把大量资金向山西和上海转移，从而使汉口的金融力量大大减弱，汉口钱庄因票号的转移而无力支持商人所需的大量长期信用，纷纷倒闭或迁移。这种情况跟自然界中的真菌与苔藓，或者根瘤菌与植物的互利共生关系，何其相似。
钱庄与银行在贴现业务上的合作也体现了互利共生关系。20世纪20年代前后，商号可持票据先向钱庄贴现，然后由钱庄向银行办理转贴现。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向银行贴现呢？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钱庄机构普遍，网点众多，有较深的客户基础，因此钱庄办理贴现业务较多。但是，钱庄与银行相比，其资金实力远不如银行雄厚，而且买入汇款和押汇由银行办理者居多，因为这两项业务都需要有外地的分支机构，才具有通汇和款项收解的便利，所以钱庄必须与银行合作，才能完成整个贴现业务。在这个案例中，钱庄利用自身的优势为银行拉拢了客户，而银行也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为钱庄办理转贴现，钱庄和银行通过这项业务互利互惠，实现双赢。
2. 偏利共生。偏利共生（Commensalism），亦称共栖，是指在生物界中，某两物种间的生态关系，其中一种的生物会因这个关系而获得生存上的利益，而另一方的生物在这个关系中，获得的利益少于另一方，或者不获利。比如，兰花附着生长在乔木的枝上，使自己更易获得阳光和养分，而又不影响乔木的生存。还有，某些蛤贝的外套腔内共栖着豆蟹，豆蟹可以以蛤贝的残食和排泄物为食，不仅养活了自己，同时对宿主也无害，还帮助其清理了粪便。
钱庄用庄票向外商银行拆款，实际上就是一种偏利共生。由于钱庄在中国发展较早，有较好的客户基础，商户对其有认同感，因此通过钱庄来贷款是当时中国的普遍行为。一般数额的款项钱庄尚有能力筹措，但是大额款项钱庄不得不借助银行，尤其是外商银行来调剂头寸，而外商银行也乐于利用它们多余的头寸来获利。更为要害的是，中国在丧失主权和贸易不平等的条件下，外商通过拆款将钱庄置于掌控之内，因此钱庄具有更多的殖民地色彩。在钱庄业务蒸蒸日上的同时，它对外商银行的拆借依赖程度也日益加深，独立性越来越小，其后果是不得不听命于外国金融势力，使国家利益受损。钱庄向外商银行的拆款，虽然对双方都有利，但是钱庄受制于外商银行，显然利益是不对等的。因此，它们的关系只能算是偏利共生，这是不同于钱庄与票号的互利共生关系的。
在近代中国，外国银行先于华人银行的产生。两者之间在某些业务上也互有往来，比如短期的拆借、汇兑等。同样的道理，由于主权的丧失和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华人银行很难从外国银行那里获得对等的权益。外国银行除了与生俱有的利益最大化的天然属性外，还充当着在殖民地国家控制附属国经济命脉的重要角色。在外国银行开办之初，是为本国商人办理货款汇兑与资金周转业务的，到了后来，可以操纵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控制汇兑，吸取游资，放高利贷盘剥华人，有的外国银行有权发行纸币，操纵金融，垄断市场，成为外商进行经济活动的后台。在这样的强势下，华人银行很难从外国银行那里分得一碗羹的，大多都是被外国银行所控制和利用。因此，这也只是一种偏利的共生。
二、 负相互关系
1. 竞争关系。竞争关系（Competitive Relationship），是生态学物种间关系之一，强调在两者或两者以上发生的行为，是指为了己方的利益而跟对方争胜，是个体或者团体，为了达到某种目标，努力争取其所需求的一种行为。比如，在一个山体上，存在着两群猴子，一个群体在山顶栖息，另一个群体在山脚活动，如果到了冬天，山顶没有了食物，山上的猴群为了觅食，跑下山来活动，这时，两群猴子就可能为了食物资源以及领地而发生撕咬，最终强者胜，占据有利地盘。这就是一种竞争。再比如，我们经常吃的小龙虾，它其实是通过生物入侵进入中国的。小龙虾原产于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腐食性动物，20世纪初随国外货轮等途径进入我国境内。因其食性杂、生长速度快、适应能力强而在当地生态环境中形成绝对的竞争优势。由于自然界里的天敌在我国范围内还没有形成，经几十年的扩散，已成为全国性的最常见的淡水经济虾类，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各省市。 前面提到，华人银行与外国银行之间有偏利共生关系，其实，那只是就某项业务而言，总体来说，两者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竞争关系。外国银行在近代中国的诞生要早于华人银行，加之资金雄厚和母国的撑腰，长期掌控了我国的经济金融命脉。华人银行是在民族压迫和民族工商业急需发展的刺激下诞生的，从一开始就处于和外国银行竞争劣势的地位，首先，是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将腐败的清王朝置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何来平等？其次，晚清社会封建落后，经济凋敝不振，华人银行脱胎于此等条件下，造成先天的不足，这不足包括资金、管理、人才等各个方面。因此，无论从融资能力，还是从贷款汇兑方面，都难与外国银行匹敌。
华商证券交易所与外商证券交易所之间，同样也存在着竞争关系，表现在对客户、分布网点以及交易品种发行权等的竞争上。值得一提的是，在交易所发展的数量和延续的时间方面，不同于中外银行间竞争的是，似乎这一局华人略胜洋人一筹。关于外商证券交易所在华的报道并不多见，主要集中在几家有影响力的交易所，这里面有英商上海众业公所、日商上海取引所、青岛取引所、大连取引所、天津取引所等。而这些证交所大多存在时间都不长。
2. 偏害关系。偏害关系（Partial Harm Relationship），当两个物种在一起时，由于一个物种的存在，可以对另一个物种产生拮抗作用，而自身获利或者无影响。例如，青霉菌可以分泌次生代谢产物--青霉素（抗生素）来抑制其他细菌的生长，又如胡桃科的植物分泌胡桃醌来抑制其他植物在附近生长。再比如，很多南方城市一到夏天，在自然水体中就会暴发水葫芦，这种植物也是一种外来入侵种，由于其生命力极强，一旦有合适的温度及养分，就会疯长，覆盖整个水面，这对水体生态是极大的破坏。首先，由于它的疯长，会消耗水体中的溶解氧，这样水体中的水生动物会因缺氧而死亡，腐败的尸体又会进一步恶化水质，破坏生态平衡。其次，水葫芦的疯长会使水体发臭，破坏景观。滇池、太湖、黄浦江及武汉东湖等著名水体，均出现过水葫芦泛滥成灾的情况。
在近代中国，票号与外国银行的关系，非常符合生态学上的偏害关系。票号的诞生早于外国在华银行，也曾经红极一时，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之一。然而，到了后期，由于自身经营管理模式等原因，以及外国在华开创新式银行对其造成的生境胁迫，最终票号这一行业内外交困，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其自身原因我们暂且不论，主要考察下外国银行的产生对票号的偏害作用。外国银行仅凭借高息揽存、拉拢客户这一条就击中了票号的要害。在开创初期，为了拉存款、拉客户，外国银行不惜提高存款利息，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欲拖垮票号。蔚丰厚票号经理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就有关于银行通过高息揽存打压票号的描述，如“放款者以彼利多，遂提我之款，移于彼处……彼实施操作之权，我时时从人之后，其吃亏容有数乎？”。这一招，就好比青霉菌放出了青霉素，对周边其他细菌产生极强的拮抗作用，置其于死地。当然，外国银行除了高息揽存外，还用其它手段打压票号，比如低利贷款、发行纸币、控制汇兑等，这里不再赘述。
除了票号、钱庄的消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国银行的偏害影响外，就连外国人自己的洋行也受到外国在华银行的排挤，这也符合弱肉强食的自然规律。洋行，是近代外商在中国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代理机构。18世纪60年代兴起散商贸易，随之产生外商代理行号，被称为“商业大王”，也是外国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外国在华银行的异军突起，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不断蚕食、排挤中国的票号、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由于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天然属性，即使对洋行这种外国人自己的机构，也逐步打压、吞并，最后取而代之。首先，银行不断增设新的网点，由通商口岸向内地渗透。洋行的总部大多在广州等通商口岸，而银行网点遍布大江南北，有贸易的地方就有银行。这样一来，银行的势力就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其次，银行不断经营汇兑业务，而且效率高，业务专业，将洋行的外汇经营完全排挤出局。最后，洋行与银行相比，最主要的弱势还是资本金的不足。洋行要开展业务也不得不经常向银行借款，融通资金周转，这样就难免要被强势的新兴银行吞并和取代了。
三、 中性关系
中性关系（Neutralism），指两种或两种（下转第99页）以上不同种类的生物经常一起出现而彼此无明显影响的关系。比如草原上的狮子和湖泊里的鱼，两者谁对谁也不构成直接威胁，也没有互惠作用。再比如，天上飞的鸟类与陆地生活的各种动物，也几乎没有利益冲突。这里讲的没有关系，其实是相对的，宇宙万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无论是狮子与鱼，还是飞禽与走兽，看似没有关系，实则同处一个生态网中，只不过它们所处的生态位不同，没有直接联系罢了。
票号与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关系，可以算是为数不多的中性关系了。票号的消亡年代大致在20世纪的20年代左右，而第一家华商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诞生是1918年。两者几乎没有交集，因此也就没有直接的正相互关系或者负相互关系。
本文将近代中国金融领域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考察了处于不同生态位上的金融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归纳出它们之间有互利共生的，有偏利共生的，有竞争关系的，有偏害关系的，还有中性关系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必须用辩证的、全面的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关系。要认识到这些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时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在社会、经济、时局等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的关系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比如，钱庄与外国在华银行的关系，既有互利共生的关系，又有偏利共生的关系。再比如，华人银行与外国银行之间，既有偏利共生的关系，又有竞争的关系。外界条件改变，互利可能变为偏利，竞争也可能变为偏害，生态学的思维，就是要将研究对象与其所处的环境紧密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生命的发展有其自身特点，遵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水生到陆生的规律。将金融主体看做有生命的种群，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深入研究这些金融主体间在不断相互作用过程中是如何协同进化、发展演替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参考文献：
1. 徐诺金.金融生态论.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2. 郑振龙.中国证券发展简史.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 洪葭管.中国金融史.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4. 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项目号：12JK0813），咸阳师范学院2011年度专项科研基金项目（项目号：11XSYK107），陕西省教育厅2012年度“春笋计划”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会计专项（项目号：11DKJ J09）。
作者简介：王文博，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咸阳师范学院生物系副教授；郝宏展，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石河子大学商学院讲师；李胜，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博士生，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职员。
收稿日期：2013-0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