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著名西方“智囊”机构大力游说印度政府，“要像对待IT产业一样将临床药物试验当作新的外包明星加以扶植”。
　　
　　设在德里的全印医学科学院在印度大名鼎鼎，而且一向享有良好声誉，然而最近却卷入一场轰动全国的丑闻。
　　该院负责人多格拉在回应一个儿童权利保护组织乌代基金会的质疑时承认，该院自2006年1月至今已对4142名婴儿进行了临床药物试验，其中2728名婴儿不满1岁，49名婴儿在药物试验中死亡，而且“至少有5家西方著名制药公司在该院进行婴儿临床药物试验”。
　　乌代基金会发言人维尔马称：“许多婴儿的父母投诉说他们的孩子只是些小毛病，但被送到全印医学科学院后往往会被告知需长期住院，很多婴儿就再没有机会活着出院。”
　　印度是一个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存的国家，成年人中的文盲比例高达39％，近40%的家庭还在使用煤油灯。维尔马表示，很多参试婴儿家长文化程度不高，容易被所谓专业人员误导和欺骗。据笔者了解，由于全印医学科学院是完全免费公立医疗机构，到那里看病的确实有很多穷人甚至文盲，让患儿家长清楚了解婴儿试药的后果恐怕也不容易。
　　这一丑闻令印度各界震惊，人们担心唯利是图的西方药企会利用某些缺乏医德的印度醫疗机构“走捷径”。印度执政的国大党也发表声明说：“这种把婴儿当成实验品来试验药物的做法必须停止。”
　　不过，西方药企和印度国内医疗机构已在印度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共同体，本就处于弱势的印度患者要想维护自身权益又谈何容易。
　　印度国家计委有关官员告诉笔者，印度已成为西方制药公司在亚洲主要的人体临床试验地之一，目前以西方制药公司为主的外国药厂正在印度进行139种药物的人体试验。这些西方公司之所以特别青睐将临床试验“外包”给印度医疗机构，主要是因为印度人口基因库繁复多样，而且这类试验成本低廉。
　　印度有11亿人口，试验对象充足。从种族上看，印度有白种人、黄种人和黑人，是理想的庞大基因库，便于新药测试。印度患者中有许多人因为贫穷从未使用过任何药物来治病，这样就会避免新药与老药间的相互干扰。
　　更重要的是，在印度进行临床试验的成本要低得多。比如，在印度招募同等水平的科研人员，报酬比欧美国家至少低一半；同时，给印度受试者的报酬，以及发生事故的补偿都相当低。据荷兰农业合作银行估算，在印度进行临床试验，可将研发成本降低60%。一些著名西方“智囊”机构因此也大力游说印度政府“要像对待IT产业一样将临床药物试验当作新的外包明星加以扶植”。这些西方“智囊”机构甚至为这个产业画出了“到2010年，印度的人体临床试验外包业务可以创收数十亿美元”的大饼。
　　而据笔者调查，包括印度和非洲一些国家在内的不少医疗机构都在积极争抢西方制药公司临床药物试验的“订单”。
　　印度国家计委有关官员还透露，印度目前负责管控人体临床试验的相关人员缺编达4万人之多，包括试验调查专家、审计专家、伦理专家和数据安全管理专家，就连负责批准药物试验的药物控制局人员都严重缺编。由于监管薄弱，西方制药公司和印度国内的临床试验承接机构往往出于利益的考虑，为尽快获取试药结果，就会出现种种违规、违法行为。酿成这一丑闻的全印医学科学院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到现在，该院还没有弄清楚死亡婴儿中有多少是使用试验药物的婴儿，又有多少是属于对照组的婴儿。
　　在西方国家，人体试验的通用原则是，医疗机构要严格履行知情同意程序，不能使用隐瞒、欺骗、利诱、胁迫等不正当手段，患者有权了解诊治过程的全部内容，包括可能的风险、受益、结果及所需花费等，也完全可以拒绝。正因为如此，在美国，只有3%的癌症患者愿意参加新药的临床试验。而在印度，90%的试药人都是无助的穷人。在聆听了西方药商和印度国内“专家”天花乱坠的鼓动之后，在这个西方药商和印度国内临床试验机构共同编织的利益大网中，除了最终沦为“小白鼠”，他们又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