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继池莉、方方后，湖北文学界涌现出了一大批女性作家。谢络绎作为湖北“70后”女性作家群体中的一员，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她从女性切身的城市体验出发，描写社会变动带来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困惑、反抗，以及她们突破传统经验过程中的伤痛，向我们展示了当今女性都市生存的困境和女性意识觉醒后无路可走得艰难。
　　【关键词】 谢络绎;小说;女性;生存境遇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06-0026-02
　　上世纪80年代，在《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一文中，王安忆认定了女性与城市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契合。但她并没有意识到城市规则的制定者仍是男性，因此城市在给予女性机会的同时，也对女性进行着放逐。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急剧推进的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女性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受害者，成了被消费的客体。在这样的语境下，属于女性的城市经验书写显得愈发迫切。
　　谢络绎以“女性漂泊”叙事文本登上文坛，承接了前辈的日常叙事描写，善于发掘都市中各种各样或阴暗或温暖的片段，深入人性幽微处探寻。她笔下的都市不是城市、乡土二元对立中的一极，纠缠于救赎与归属之间。相反，“它具有外来者介入性质的城乡兼容性经验，因此这种都市文化具有自己的城乡交汇性特征”，谢络绎力图展示的是外来女性为城市生存而奋斗的过程，将对象聚集于社会底层的女性打工者而非少数女性先锋。通过书写这些女性的经历，谢络绎勾勒出当代女性在都市生活中的艰辛与失语。
　　一、漂泊与寻找
　　谢络绎的都市小说中，主人公大多是来自外地的女性进城者。她们有的是通过高考“鲤鱼跃龙门”的大学生，有的是为了生活进城的打工妹，“外来者”是其摆脱不掉的身份印记。进城，不仅意味着离开乡土，更意味着告别传统乡土文化，迎接都市文明。除了物质上的困难，她们在精神上更是处于不被接纳的尴尬境地。没有固定的职业和住所，只能哪里有需要就奔向哪里。因此漂泊与寻找，成了外来打工者的生活状态。《无名者》中的香远将摆脱底层人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为此她选择一天打五份工。《丁字出头》中何满冬当过厨师、化妆品销售员和保险推销员，最后和他的妻子一起靠卖臭干子为生。他们的工作经历在底层打工者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由于知识和技能的缺乏，大多数打工者只能从事建筑工、服务员、保姆等被人轻视的职业。他们的工作永远是最累最脏挣钱最少，可这愈发使他们同城市格格不入。
　　漂泊与孤独令这些外来打工者迫切需要为自己的心灵找一个寄托。但遗憾的是不同于上一代，他们在进入城市，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后，乡村不再是灵魂的避风港，相反，她们似乎再也无法面对落后的乡村。“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反差让他们为自己身上的泥土味感到自卑;而且这种基本的生存焦虑和自卑都会影响整个人格发展并会延续终身的”。《兰城》中美兰在面对相亲对象李达时，将自己的家乡兰乡虚构为兰城。这一微妙行为的背后夹杂着难以言传的自卑。
　　爱情、婚姻、家庭，在谢络绎笔下“总是显得有些残酷，这种残酷大多源自一种时间上、心理上的无法沟通和‘错位’”。《空间逆旅》里祝大勇、刘丽和茶馆女老板“一男二女”的情感纠葛，陈耀和前女友分手后的相处模式，一个广撒网，一个不谈爱情只恋身体，这似乎是都市男女情感最普遍的存在形式。《昏以为期》中的婚姻破裂，家庭失和更是都市中稀疏平常的事。与其说这是爱情，不如说它只是偶聚偶散，只是因为寂寞。《旧新堤》中看似叛逆的石翠花，在父母的逼迫下嫁给一个没有感情基础的水果商。这种新时代“包办婚姻”的存在，显示出家庭对子女依旧拥有着强大的控制力。而女性接受被安排婚姻的行为，无形中放弃了自我意识与主体性。通过逃避自由、担当“他者”，她们固然被剥夺了一部分价值，但也避免了承担选择带来的焦虑和风险。
　　《鸟道》中年过四十的大学女教授曹多芬，经济独立，受过良好教育。这是女性主义者一直以来认为的女性独立的前提。但在小说中，我们却发现曹多芬仍然会迎合前男友，为挽回破碎的爱情想尽办法。“此刻，意味深长的错位就这样产生了：早已不是男人心目中的传统女性，却刻意去迎合前者的期待视野。而越是试图顺应男權社会的法则，就越是被后者所拒绝。”这显然是一种新的时差：女性内心的自己与现实中的自己相差甚远，但她们却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意识到了却不敢尝试改变，属于女性的精神洗礼还远远没有到来。
　　在谢络绎的作品中，弥散着的似乎更多是一些情绪与感觉：外来者不断漂泊，努力融入城市却不得。“在”而“不属于”，是他们最切身的城市体验。就像阎晶明在序中所说，“有时候连阅读小说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故事会发展到这一步，没有真切的感同身受，可能也会形成理解的小小隔膜”。但不管如何对底层人的关注，而非精英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先锋写作留下的巨大空白”，是女性作家由“小我”向“大我”的转变。
　　二、被定格的瞬间
　　从19世纪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在呼唤女性的觉醒。“‘五四’时期流行的《玩偶之家》给当时的女性带来了一个著名的镜像：娜拉，展示了一个出走的身影，而后便是再度的无言和缄默。”女性似乎被定格在那反叛出走的瞬间，在那特定的时刻之外，女性生存仍是一种未知。
　　谢络绎的小说中，也许是囿于篇幅，也许是作家自己也无法给出答案。她试图捕捉并书写的是一个“女孩”觉醒为一个“女人”的瞬间，而非连续的女性成长故事。其中最重要的断裂，发生在少女向少妇或者母亲的转变过程中。在传统的故事中，有关少女的故事似乎只能有一个情节——爱情。少女几经周折后，终于与心上人在一起了，她本人便也消失了，只余下一句：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到歇马河那边去》也是在这种框架下建构起来的，但它却又是一个“反爱情故事”。圆圆和母亲来探望在大队的父亲，母亲严格遵守父亲定下的规矩，圆圆的活动空间只限于那小小的招待所。而当圆圆收到了暗恋者的电话和信件后，她萌生了出去的想法。在隔壁女人的帮助下，圆圆走出了招待所，与暗恋者秘密见面。情节发展到这里，都是才子佳人小说的套路，爱情似乎是觉醒的催化剂。就在定好下一次见面后，隔壁女人的丈夫路过此地。久别重逢的激情使他们过于放纵最终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失去了“红娘”的圆圆在赴约途中停了下来，“她真希望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停下来”——隔壁女人的死给圆圆上了一堂人生课，爱的力量和与之相伴的幽暗同时呈现在眼前。小说也就此戛然而止。 　　圆圆只是一个代表，《鸟道》中曹多芬面对未知未来時，“一张明亮而凄惶的脸”，《无名者》中从幻觉中清醒的香远“我太害怕了，只是太害怕了”。小说最后定格下的是女性觉醒后恐惧的一刻，但这种恐惧并不单纯指向过去所受的伤害，而指向对未来的迷茫与对出路的绝望。从《到歇马河那边去》到《兰城》《鸟道》，女性形象从十六岁的少女到三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年龄跨度如此之大的女性群体却都表现出一种无所适从的痛楚、挣扎。在以范斌一家为对象创作的三部曲（《他的怀仁堂》《父母准入制度》《多声部》）中，女性的迷茫表现得更为明显。刘燕南成了母亲，准妈妈的身份使她面对不负责的父母愤怒不已，可实际上她也不知该如何教导孩子。对于女性来说，不同的年龄和经历似乎只是变化了一个生活的背景，她们仍然未走向心理的成熟。“她们窥探、等待、掩饰，试图表达而又欲言又止，渴望走向前方却总是心存顾虑”。但进行到这一步，属于女性自己的故事才刚刚开始。之后女性之路该如何走下去，谢络绎并没有给出很明确的答案，而是选择把问题摆到了台面之上，供人们思考和讨论。这种无答案处理的背后，恰恰反映出“女性成长之途上主体镜像的绝对匮乏。正因如此，一个女性成长的心路，始终必须面对着文化的洪荒，始终处于形影相吊的无名之镜”。
　　自改革开放以来，急速推进的城市化为城市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城市成为作家创作的重要对象。而“70”后正出生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和发展期。相较于“‘50 后’‘60 后’作家聚焦于历史与乡村文化，‘80 后’作家热衷于纯粹的都市消费文化，‘70 后’作家则更多倾向于过渡性、交汇性的都市文化关注”。
　　作为“70后”作家的谢络绎也是如此，她以社会转型期的底层女性打工者形象为突破口，通过对女性漂泊、寻找生存状态的刻画，一方面以小见大，展现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揭示出由此引发的女性对自身价值、两性关系等的重新定位。值得注意的是，她笔下的都市更多是作为人物背景出现的，较少有对城市景物、文化的描写。从《外省女子》《卡奴》到《他的怀仁堂》《无名者》，再到最近的《鹤舞》，谢络绎的创作显示出“向外转”的趋势，格局不断拓展，内容愈加丰富。她逐渐超越了感性叙事，为作品注入了更坚实的现实力量。小说中紧张、琐碎的家庭、爱情描写，“更多的是个人的迷惘和挣扎”，由女性延展到人，体现出一种超越性别层面的对人的关怀和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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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魏雨笛（1999-），女，汉族，湖北大学文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