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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洛杉矶西面的小镇圣塔莫尼卡，离真正的好莱坞不远。每年11月初，全球最重要的电影交易之一—美国电影市场（AFM），都会在这里举行。与同样因电影而闻名的法国戛纳一样，圣塔莫尼卡也是个海滨小城。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红毯，只有买卖。
过去20多年，每到这段时间，当地的Loews海滩酒店的所有房间都会被改造为一个个独立的办公室，供来自全球各地的电影公司使用。而大部分的会面—或者说潜在的重大交易，早在将近8000人来到这里前就基本确定了。
去年11月，刘沙白第六次来到AFM。他是湖南电广传媒副总裁和电广影业董事长。60岁左右的他，与很多同龄的中国电影人一样，英文并不太好，不过，这已不再是障碍—各大电影公司展位上的中文说明越来越常见，一些展位还专门配备了中文翻译，接待像他这样的中国买家。
制片和发行公司会在AFM上展示最新作品，全球各地的买家看过样片后，会从它们手里买下心仪电影在某个国家或区域内的版权。
刘沙白发现，随着中国买家日益增多，电影的版权价格正成倍增长。原来买断一部电影的国内版权只要100万美元（约合623万元人民币），现在，三五百万美元也很常见。
无疑，每年的票房数字都以狂飙突进的速度增长的中国，已成为好莱坞这个世界上电影最大输出地越来越看重的地方。甚至因为中国这一单一市场的支持，诸如《环太平洋》等好莱坞大片，才不至陷入亏本的窘境。
票房数字上获得的底气，也让中国电影买家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单向地接纳好莱坞电影，很多人在电影制作上有了更大的抱负，他们要进入到这个全球电影市场的权力中心。
刘沙白去年的圣塔莫尼卡之行，就带着一个比购买好莱坞电影版权更大的任务。
2014年，中国电影业的大玩家都收到了消息：美国狮门娱乐公司正在寻找合作者。凭借《饥饿游戏》《暮光之城》系列的成功，狮门影业一度挤掉派拉蒙和福克斯，成为北美2013年度总票房第五。
盛传的中国合作方有万达集团和阿里巴巴。前者在2012年以26亿美元（约合16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全美第二大院线AMC，进入了美国电影产业上游。而收购文化中国并将其更名为阿里影业的阿里巴巴同样渴求有价值的内容。2014年9月在纽交所上市之后，它在北美获得了更多认知。一个多月后，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会晤狮门影业高管的举动，被解读为收购的前奏。
不过，狮门影业也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合作方。2015财年，其电影部门收入3.54亿美元（约合2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滑幅度超过30%。《饥饿游戏》系列的最后一部11月底即将在北美上映，如果不能很快找到下一个“赚钱机器”，这个迅速崛起的好莱坞电影公司也可能迅速面临困境。
“好莱坞的第七大电影公司？狮门可以算，也可以不算。”撰写了《好莱坞电影经济的内幕》的爱德华·爱泼斯坦（Edward Epstein）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在好莱坞传统的六大电影公司（以下简称“六大”）当中，派拉蒙位于底部，倒数第二是环球，从顶部向下则依次是迪士尼、时代华纳、福克斯和索尼。成就它们地位的关键就在于，具有持续制作满足观众期待的电影的能力。”
这样的能力，部分与钱有关。“好莱坞的权力中心里，只有索尼公司是外来者。好莱坞一直在观望来自其他国家的资本。中国当然是目前最被看好的那个。”爱泼斯坦说。
2015年3月18日，湖南电广传媒（以下简称“电广”）终止了猜测，宣布自己才是狮门影业的最终合作方。电广总共向狮门影业投资15亿美元（约合93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国电影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内容合作项目。对于作为好莱坞典型代表的“六大”，中国公司至今未能真正介入其中。
与传言已久的万达和阿里巴巴相比，电广像个“隐形”买家。这家总部位于湖南长沙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广告、节目、有线电视网，旗下还有酒店、旅游等。控股电广的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虽然是中国电视娱乐领域最重要的角色，但电影长期只占其业务很小部分，很少被人关注。
2014年5月30日，刘沙白和电广董事长龙秋云来到狮门影业位于圣塔莫尼卡的总部。当时距离AFM的召开还有5个月。虽然这里常有中国的来访者，但舒勒·摩尔（Schuyler Moore）还是对他们的到来有些意外，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第一次谈判就派董事长来的中国客户。
这位洛杉矶Stroock&Stroock&Lavan律所的合伙人律师，专注娱乐业30多年，收费据称高达每小时900美元（约合5609元人民币）。他的客户有不少都是好莱坞的外来者，包括韩国乐天集团、印度信实集团、日本的东宝株式会社和角川映画株式会社—这4家公司比中国更早开始投资好莱坞的制作公司。
中国买家目前并不算摩尔的大客户，“他们总要求对好莱坞制作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却一直没达成真正的交易。”
抛开自身的问题，中国买家要想了解、适应并灵活掌握好莱坞规则，并不容易。
龙秋云和刘沙白抵达洛杉矶时，真正的谈判还没开始。电广手里只有一份跟狮门影业的保密协议。只有前期签订了这份协议，才能看到对方给出的核心条款—刘沙白推测，狮门影业起码向七八家中国公司传达过合作意向。
谈判初期就将摩尔纳入中方团队，是刘沙白和他的同事适应好莱坞的第一步。在中国，律师总出现在最后—根据谈判结果斟酌起草法律文书。但在好莱坞，律师一开始就要介入，加上美国的法律体系繁杂，谈判中很难界定某个条款究竟属于商业还是法律范畴。
所以要了解好莱坞的运作，最好的方式是先读懂一份复杂的合约。在把明星和高技术特效输送到全球十几万块银幕之前，电影首先是数百上千页冷冰冰的、不能错漏一个重点的合同文书。更何况，合约中还会有一些不会写在纸上的“潜规则”。
“好莱坞有自己非常特殊的用词规范，清晰明确地解释术语、避免误会非常重要，这不仅是语言差异，最精湛的翻译也未必能传达准确。”摩尔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认为，这也是自己工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一个好莱坞的外来者，只有依靠律师，才能迅速确定合同中的budget究竟是“最初估算的制作成本”，还是“最终实际制作成本”。 狮门影业也很重视这次谈判，甚至派出了与电广级别相近的核心高管团队。几天后，两家公司签订了一项为期两个月的排他协议，协议期内，狮门影业不能再与其他买家接触。
不过两个月后，狮门影业和电广的合作并未达成。原因在于，双方就处于保密期的核心条款僵持不下，对自身利益均寸步不让。
就这样，双方的谈判在没有排他协议的情况下继续，期间，阿里巴巴、万达集团分别传出有意跟狮门影业合作或谈判破裂的消息。但始终没人知道，电广也是出价者之一。
“最后，一些非核心的利益和条款双方都有所放弃。”刘沙白说。谈判持续了7个月，2015年1月终于正式达成。
根据最终签订的1000多页合同，未来3年里，电广按照净制作投资额25%的出资比例参与狮门影业制作的影片，影片总数约50部。而电广制作的中国电影，狮门影业亦可享受同等投资条件。
“所有项目都是同股同权！”刘沙白特地将最后4个字重复了两遍，这是整个谈判中他最满意的成果。也就是说，合作协议期内的影片，电广可按投资比例享受狮门影业制作的影片的全球分账和所有衍生品权益，且协议结束到期后这一权益仍可无限期保留。
而这也改变了中国买家跟好莱坞打交道的方式。以往，中国制片方与海外片商合作，通常是以“分割地区发行权”的方式：中方保守地只从中国票房里抽取发行费用，不参与全球分账。这意味着，无论影片在全球取得多少票房，都与中方无关。
一个著名的“教训”是，由中影集团和哥伦比亚影业共同投资、成龙和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功夫梦》，全球票房超过16亿元人民币，但由于中国票房仅不到5000万元，中方在其中所得的收益几乎只是该影片总收入的零头。
“这几年，中方投资人分到的钱很少。美国发行方会给你很大一张账单，然后把代理费拿走，就所剩无几了。”2012年，电影人何平在接受采访时曾告诫中国投资人要冷静地跟好莱坞合作。他曾在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担任亚洲制作部顾问一职，促成过哥伦比亚公司与华谊兄弟共同投资冯小刚的电影《大腕》。
作为整个电影业规则的制定者，好莱坞有一套自成体系的会计算法来保护其收益，它们完全符合法律要求，境外合作者不得不去被动地学习和适应。在中国电影买家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好莱坞有60多种会计计算方式，这能保证和它合作的境外投资人一分钱也赚不到。”
这种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不过也的确反映了中美合作中会遇到的信息不对称风险。
3月18日电广宣布与狮门影业合作的那一天，摩尔坐在湖南长沙一座五星级酒店的大宴会厅里。发布会的场面大得出乎他的意料，他身后是80多位受邀前来的中外媒体记者，附近坐着狮门影业CEO乔恩·费勒梅（Jon Feltheimer）。台上，湖南省副省长戴道晋正在发言，他特意用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功夫熊猫》（2008年），以及曾在中国取景的《阿凡达》（2009年），来印证中美文化的互补性。
其实，那两部电影制作时并没有把中国市场当成重心，创作团队里华人比例也非常低。但如果当天两部电影的制作人身在现场，可能也会赞成戴道晋的说法。2012年，《功夫熊猫》的出品方梦工厂和《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分别在上海和天津开设了公司。
圣爵菲斯大酒店—摩尔没能记住这家同是由电广投资的酒店拗口的名字，也不曾在酒店不远处的广电中心里，感受每周标志性栏目《快乐大本营》录制时，年轻观众从录影棚门口排队一直排到广场上的场面。
如果摩尔有机会看到这一切，或许会更好理解这家他所代理的公司。中国观众为娱乐生活埋单的愿望前所未有地强烈，中国的娱乐业期待迅速抓住这一机会窗。
通过这桩交易，找到摩尔的中国买家可能会越来越多。在双语杂志《华语电影市场》中，他写了一篇名为《中国投资好莱坞》的文章。他把文章链接发给他的潜在客户，并在邮件里附上一句中文：“尊敬的朋友、同事及客户们，希望您们能对我的文章感兴趣。”—这是他专门找人翻译的。
不过摩尔依然认为，好莱坞才是他的大本营，“所有交易都会在那里完成，没有必要在中国开设办公室。”
听说万达在青岛开设了一个“东方好莱坞”时，爱泼斯坦也表示“王健林无法再造一个好莱坞”。“如果你有机会到达一个电影片场，看到那个分工细致、高效运转的流畅体系，就知道它不可能被移植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去。”
从今年1月底敲定合作至今，电广已经启动了七八个合作电影。15亿美元，正快速分散到不同项目里，其中大部分是狮门影业在协议签订前就已规划好的，比如《惊天魔盗团2》和《埃及众神》等，它们均面向全球市场。
现在，更多的好莱坞公司知道了电广的名字。
“不行啊，钱都在银行里，拿不出来。”5月12日中午一点半，坐在咖啡厅里的刘沙白挂掉了一位中间人的电话，对方询问他对环球影业的某项目有无投资意向。
第二天，他就要奔赴戛纳。因为几部狮门影业的影片会在电影节上发布，刘沙白代表电广作为投资方出席。
某种程度上，电广已经从这次合作中获得了一项回报：它从曾经名不见经传的“隐形”买家摇身变为一家全球性的电影投资公司。
合作之前，电广推算出狮门影业的项目投资回报率大概为30%。一下投资50部影片而非单个项目，是为了分散风险，实现整体回报率。
15亿美元数额不小，中国对资金转出有严格管控，电广利用上市公司担保，在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华美银行贷款。具体到每个项目，则由电广出示银行的授信证，再由完片担保公司参与，监督制片方的预算和制片计划，保证电影按预期拍完。由于银行规定，这笔贷款只能用于投资狮门影业，电广还为此初步搭建了一个跨国团队。 完片担保作为一种辅助性的金融手段，在好莱坞并不经常使用。“六大”通常不会让完片担保公司参与到自己的大片项目中，它们的合作者更多是独立制片公司和全球性的投资项目。
完片担保公司不能保证好看的票房数字，但可以保证影片在预算内顺利完成。和律师一样，这些第三方服务商乐意抓住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机会。中国公司如果希望和真正的好莱坞产生关系，也需要它们来引路。
“好莱坞有个不成文的规则：运用其他人的钱。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它不会拒绝任何资本。”AFM总经理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对《第一财经周刊》说，而这套规则也被移植到了其他行业，比如与好莱坞同在加州的硅谷。
过去25年，美国依然在主导整个电影世界，但沃尔夫也注意到，它开始面临更多外来者的挑战。美国公司在AFM上的交易额已经由10年前的53%，下降到目前的47%。英语电影的出口量也从10年前的73%下降到如今的63%。
不过，中国进入好莱坞仍与此前的外国资本有些区别。比如日本和印度对好莱坞的投资，通常要经过十几年的积累才能看到成效。而且它们更多的是单纯的财务投资，学习好莱坞制作的意愿并不像中国这么迫切。
深入到内容制作层面需要更长的时间。在和好莱坞打交道的过程之中，中国公司目前其实只能迅速学习到一点：即使手握庞大资本，最顶层的好莱坞权力中心也不太可能对你完全开放。
华谊兄弟执行总裁王中磊和万达文化产业集团副总裁叶宁都有类似的体会。他们跟“六大”都曾有过接触，但最终，也都选择了牵手好莱坞独立制片公司—前者与成立不久的STX娱乐达成了3年18部影片全球分账的片单合作，后者全资投拍了韦恩斯坦影业的电影《左撇子》。
“这就是一种技术转让，中国投资他们的公司和项目，他们把技术和内容转让给中国。”大成律所的合伙人律师刘驰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曾在2011年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娱乐法专业。在其毕业照中，已经有很多中国面孔。
在戢二卫眼中，好莱坞的传统势力是“因循守旧”的。他先后在美国迪士尼和华纳兄弟任职，回中国后做起了在好莱坞大片中植入中国品牌的生意。他的办公室和索尼、环球影业的中国办公室相邻。“好莱坞既是一个行当，又是一个江湖，内部规则其他人很难撼动，”他说，“中国有可能。因为中国第一足够有钱，第二市场够大，两点缺一不可。”
相比老牌电影公司，好莱坞一些崛起的新公司心态会开放很多。它们更欢迎中国买家的进入，甚至希望借此对好莱坞的通行规则进行些改变。
与华谊兄弟合作的STX娱乐成立仅一年。“S”指创始人罗伯特·西蒙斯（Robert Simonds），“T”代表最大的投资方德太投资（TPG），“X”则代表参与投资的其他机构，而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是来自中国的弘毅资本。
2015年4月16日下午，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新浪潮论坛上，西蒙斯与王中磊、叶宁坐在了一起，谈论“中国合作好莱坞，凭什么，图什么”的话题。在常规的一通赞美中国市场发展飞速的言辞之后，王中磊宣称，STX会跟AMC院线签署直接的发行协议。“AMC已被万达收购，我们和它采取的是前所未有的合作模式，接下来其他院线也可能跟我们采取类似合作。”西蒙斯补充道。
在好莱坞，电影的发行权历来由“六大”掌控。它们通过电视网和全球电影发行网络收取高额渠道费。直接跟院线对接，相当于挑战“六大”的权威。在中国集院线、发行商、电影制作公司三种角色的万达和STX都想改变规则。
身穿一身红衣和朋克宽皮带的演员六小龄童，褪下手上的手表和珠串，在并不宽敞的台上耍了套金箍棒，以证明年近60岁的自己还有体力在银幕上再扮演一次《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权威挑战者。
这是北京电影节期间的另一场发布会。台下，派拉蒙的全球市场负责人罗伯·摩尔（Rob Moore）坐在年轻的中国观众之间。这场发布会属于派拉蒙与儒意欣欣的合作影片—根据《西游记》改编的电影《敢问路在何方》。儒意欣欣是中国一家新兴电影公司，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电影作品是《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一部票房7.26亿元的中小成本青春片。
“日本、韩国等其他市场一直没怎么变，我们在它们那边挣不到更多钱了。但中国不一样，它的市场发展得如此之快。”罗伯·摩尔说。派拉蒙上一次与中国结缘，是与中影集团合作《马可·波罗》。
但事实上，派拉蒙仍沿袭着好莱坞“六大”与中方合作时的通常态度：希望参与中国的票房分成，但在制作和资本上对中国买家保持谨慎。
自1994年华纳兄弟以《亡命天涯》进入中国以来，“六大”在这里经营了20年，合作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数。它们难以摸清中国与北美截然不同的电影制度，在揣摩中国观众多变的口味方面也愈发吃力。所以，它们更倾向于单片合作，一部一部试探合适的方式，这也造成，它们的中国合作方有时会是一些“小角色”—仅凭寥寥几部话题之作而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公司。
除了公布演员名单和大致档期，《敢问路在何方》尚未进入任何拍摄环节。儒意欣欣设想了一个庞大班底—特效、导演、发行网络，一切都来自好莱坞。
这个项目上，儒意欣欣出资，派拉蒙只做辅助工作，帮助它在好莱坞组织制作班底，并负责北美地区发行。中国资方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们的钱不仅来自票房回收体系，更多来自估值，以及人们对这个激进市场的期待。热钱都朝着此处汇集。儒意欣欣去年就被建筑行业上市公司中技控股收购，作价15亿元。
中美电影市场加快互相渗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在两国之间游走，嫁接两边资源的人。
每次回到中国，韩薇都住在北京东三环边上的富力万丽酒店。这家高级酒店24层的行政酒廊几乎成了她的临时办公室，她在这里见投资者、合作伙伴、媒体、宣传团队—这跟20年前“六大”刚刚在中国开拓时的情景有点像，因为没有高级写字楼，它们都在酒店办公。 不一样的是，20年后，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很多人预计，它将很快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电影市场。2014年，北美票房下滑了5%，而中国票房增速则为36.15%。根据普华永道今年6月初的预测，从2014年到2019年，中国的票房收入将保持年均15.5%的复合增长率，远高于全球年均5.7%的数字。
韩薇带着好莱坞的制片背景到中国寻求资金。她十几岁时移民美国，曾在华尔街某对冲基金担任管理合伙人，后创办独立制片公司Bliss Media。其合伙人比尔·麦克尼柯（Bill Mechanic）担任过迪士尼国际发行部总裁和福克斯电影娱乐公司CEO。韩薇擅长融资，麦克尼柯负责内容开发。
Bliss Media原本并没有打算专门面向中国市场，然而2008年之后中国电影市场的爆发以及韩薇的华人背景，让这家公司转向中国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韩薇跟中国买家的第一次合作是《日月人鱼》，由昔日的“007”皮尔斯·布鲁斯南和范冰冰主演。这是一部中等规模的影片，总成本4000万美元（约合2.49亿元人民币），其中一半由中国一家上市公司通过麒麟影业投资。后者成立不到5年，除了《画皮2》，同样没有太多成功案例。
北美发行方派拉蒙原定于今年4月上映这部影片，但为了迁就中国的审查制度，配合麒麟影业的宣传，韩薇不得不让派拉蒙临时撤档，上映档期至今未定。
而电影的拍摄过程也是波折不断。去年4月，制片方曾租下法国凡尔赛宫，雇佣了100多位工作人员，拍摄影片里的重头戏，然而开拍后，中方资金一直不能到位。
中国的习惯是在前期、拍摄中和成片后分别打款，但好莱坞的规则是，影片开拍前，所有预算必须打到一个中间账户，完片担保才会启动。为了催款，韩薇曾36个小时没有睡觉，连续给中国投资方打电话，才最后拿到了资金。
“现在最担心两三年后这股投资热冷却后，我们的品牌没有树立起来。”尽管在中国很难用国际惯例和法规约束合作者，韩薇更担心的是，错过这轮虽然极尽混乱却蓬勃的机会爆发期。
这股投资热确实诱人：阿里巴巴集团在洛杉矶组建了一支本地团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以投资的、并不仅针对中国的电影项目；中影股份参与投资了在中国市场创造了票房新纪录的《速度与激情7》，未来还可能继续投资更多好莱坞电影—这家公司的母公司掌握着在中国对进口电影排期的决定权；复星集团则在与华谊兄弟的争夺中最终胜出，赢得以2亿美元（约合12.47亿元人民币）投资好莱坞独立制片公司Studio8的机会，后者由华纳前高管杰夫·罗宾诺夫（Jeff Robinov）创立。
还有更多千万美元的小规模交易正在或将要发生。一些中国公司试图借此获得接近好莱坞的机会。
然而目前为止，也只能是接近。
带着庞大资本跨洋而来的中国投资人，或许能促使好莱坞改变一些传统做法，但正如爱泼斯坦所说，在能持续制作出可以满足全球观众—而不仅是中国观众期待的电影之前，中国离好莱坞的中心，仍有很长一段距离。
过去20多年，每到这段时间，当地的Loews海滩酒店的所有房间都会被改造为一个个独立的办公室，供来自全球各地的电影公司使用。而大部分的会面—或者说潜在的重大交易，早在将近8000人来到这里前就基本确定了。
去年11月，刘沙白第六次来到AFM。他是湖南电广传媒副总裁和电广影业董事长。60岁左右的他，与很多同龄的中国电影人一样，英文并不太好，不过，这已不再是障碍—各大电影公司展位上的中文说明越来越常见，一些展位还专门配备了中文翻译，接待像他这样的中国买家。
制片和发行公司会在AFM上展示最新作品，全球各地的买家看过样片后，会从它们手里买下心仪电影在某个国家或区域内的版权。
刘沙白发现，随着中国买家日益增多，电影的版权价格正成倍增长。原来买断一部电影的国内版权只要100万美元（约合623万元人民币），现在，三五百万美元也很常见。
无疑，每年的票房数字都以狂飙突进的速度增长的中国，已成为好莱坞这个世界上电影最大输出地越来越看重的地方。甚至因为中国这一单一市场的支持，诸如《环太平洋》等好莱坞大片，才不至陷入亏本的窘境。
票房数字上获得的底气，也让中国电影买家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单向地接纳好莱坞电影，很多人在电影制作上有了更大的抱负，他们要进入到这个全球电影市场的权力中心。
刘沙白去年的圣塔莫尼卡之行，就带着一个比购买好莱坞电影版权更大的任务。
2014年，中国电影业的大玩家都收到了消息：美国狮门娱乐公司正在寻找合作者。凭借《饥饿游戏》《暮光之城》系列的成功，狮门影业一度挤掉派拉蒙和福克斯，成为北美2013年度总票房第五。
盛传的中国合作方有万达集团和阿里巴巴。前者在2012年以26亿美元（约合16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全美第二大院线AMC，进入了美国电影产业上游。而收购文化中国并将其更名为阿里影业的阿里巴巴同样渴求有价值的内容。2014年9月在纽交所上市之后，它在北美获得了更多认知。一个多月后，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会晤狮门影业高管的举动，被解读为收购的前奏。
不过，狮门影业也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合作方。2015财年，其电影部门收入3.54亿美元（约合2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滑幅度超过30%。《饥饿游戏》系列的最后一部11月底即将在北美上映，如果不能很快找到下一个“赚钱机器”，这个迅速崛起的好莱坞电影公司也可能迅速面临困境。
“好莱坞的第七大电影公司？狮门可以算，也可以不算。”撰写了《好莱坞电影经济的内幕》的爱德华·爱泼斯坦（Edward Epstein）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在好莱坞传统的六大电影公司（以下简称“六大”）当中，派拉蒙位于底部，倒数第二是环球，从顶部向下则依次是迪士尼、时代华纳、福克斯和索尼。成就它们地位的关键就在于，具有持续制作满足观众期待的电影的能力。”
这样的能力，部分与钱有关。“好莱坞的权力中心里，只有索尼公司是外来者。好莱坞一直在观望来自其他国家的资本。中国当然是目前最被看好的那个。”爱泼斯坦说。
2015年3月18日，湖南电广传媒（以下简称“电广”）终止了猜测，宣布自己才是狮门影业的最终合作方。电广总共向狮门影业投资15亿美元（约合93亿元人民币），这是中国电影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海外内容合作项目。对于作为好莱坞典型代表的“六大”，中国公司至今未能真正介入其中。
与传言已久的万达和阿里巴巴相比，电广像个“隐形”买家。这家总部位于湖南长沙的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广告、节目、有线电视网，旗下还有酒店、旅游等。控股电广的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虽然是中国电视娱乐领域最重要的角色，但电影长期只占其业务很小部分，很少被人关注。
2014年5月30日，刘沙白和电广董事长龙秋云来到狮门影业位于圣塔莫尼卡的总部。当时距离AFM的召开还有5个月。虽然这里常有中国的来访者，但舒勒·摩尔（Schuyler Moore）还是对他们的到来有些意外，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第一次谈判就派董事长来的中国客户。
这位洛杉矶Stroock&Stroock&Lavan律所的合伙人律师，专注娱乐业30多年，收费据称高达每小时900美元（约合5609元人民币）。他的客户有不少都是好莱坞的外来者，包括韩国乐天集团、印度信实集团、日本的东宝株式会社和角川映画株式会社—这4家公司比中国更早开始投资好莱坞的制作公司。
中国买家目前并不算摩尔的大客户，“他们总要求对好莱坞制作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却一直没达成真正的交易。”
抛开自身的问题，中国买家要想了解、适应并灵活掌握好莱坞规则，并不容易。
龙秋云和刘沙白抵达洛杉矶时，真正的谈判还没开始。电广手里只有一份跟狮门影业的保密协议。只有前期签订了这份协议，才能看到对方给出的核心条款—刘沙白推测，狮门影业起码向七八家中国公司传达过合作意向。
谈判初期就将摩尔纳入中方团队，是刘沙白和他的同事适应好莱坞的第一步。在中国，律师总出现在最后—根据谈判结果斟酌起草法律文书。但在好莱坞，律师一开始就要介入，加上美国的法律体系繁杂，谈判中很难界定某个条款究竟属于商业还是法律范畴。
所以要了解好莱坞的运作，最好的方式是先读懂一份复杂的合约。在把明星和高技术特效输送到全球十几万块银幕之前，电影首先是数百上千页冷冰冰的、不能错漏一个重点的合同文书。更何况，合约中还会有一些不会写在纸上的“潜规则”。
“好莱坞有自己非常特殊的用词规范，清晰明确地解释术语、避免误会非常重要，这不仅是语言差异，最精湛的翻译也未必能传达准确。”摩尔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认为，这也是自己工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一个好莱坞的外来者，只有依靠律师，才能迅速确定合同中的budget究竟是“最初估算的制作成本”，还是“最终实际制作成本”。 狮门影业也很重视这次谈判，甚至派出了与电广级别相近的核心高管团队。几天后，两家公司签订了一项为期两个月的排他协议，协议期内，狮门影业不能再与其他买家接触。
不过两个月后，狮门影业和电广的合作并未达成。原因在于，双方就处于保密期的核心条款僵持不下，对自身利益均寸步不让。
就这样，双方的谈判在没有排他协议的情况下继续，期间，阿里巴巴、万达集团分别传出有意跟狮门影业合作或谈判破裂的消息。但始终没人知道，电广也是出价者之一。
“最后，一些非核心的利益和条款双方都有所放弃。”刘沙白说。谈判持续了7个月，2015年1月终于正式达成。
根据最终签订的1000多页合同，未来3年里，电广按照净制作投资额25%的出资比例参与狮门影业制作的影片，影片总数约50部。而电广制作的中国电影，狮门影业亦可享受同等投资条件。
“所有项目都是同股同权！”刘沙白特地将最后4个字重复了两遍，这是整个谈判中他最满意的成果。也就是说，合作协议期内的影片，电广可按投资比例享受狮门影业制作的影片的全球分账和所有衍生品权益，且协议结束到期后这一权益仍可无限期保留。
而这也改变了中国买家跟好莱坞打交道的方式。以往，中国制片方与海外片商合作，通常是以“分割地区发行权”的方式：中方保守地只从中国票房里抽取发行费用，不参与全球分账。这意味着，无论影片在全球取得多少票房，都与中方无关。
一个著名的“教训”是，由中影集团和哥伦比亚影业共同投资、成龙和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功夫梦》，全球票房超过16亿元人民币，但由于中国票房仅不到5000万元，中方在其中所得的收益几乎只是该影片总收入的零头。
“这几年，中方投资人分到的钱很少。美国发行方会给你很大一张账单，然后把代理费拿走，就所剩无几了。”2012年，电影人何平在接受采访时曾告诫中国投资人要冷静地跟好莱坞合作。他曾在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担任亚洲制作部顾问一职，促成过哥伦比亚公司与华谊兄弟共同投资冯小刚的电影《大腕》。
作为整个电影业规则的制定者，好莱坞有一套自成体系的会计算法来保护其收益，它们完全符合法律要求，境外合作者不得不去被动地学习和适应。在中国电影买家中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好莱坞有60多种会计计算方式，这能保证和它合作的境外投资人一分钱也赚不到。”
这种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不过也的确反映了中美合作中会遇到的信息不对称风险。
3月18日电广宣布与狮门影业合作的那一天，摩尔坐在湖南长沙一座五星级酒店的大宴会厅里。发布会的场面大得出乎他的意料，他身后是80多位受邀前来的中外媒体记者，附近坐着狮门影业CEO乔恩·费勒梅（Jon Feltheimer）。台上，湖南省副省长戴道晋正在发言，他特意用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功夫熊猫》（2008年），以及曾在中国取景的《阿凡达》（2009年），来印证中美文化的互补性。
其实，那两部电影制作时并没有把中国市场当成重心，创作团队里华人比例也非常低。但如果当天两部电影的制作人身在现场，可能也会赞成戴道晋的说法。2012年，《功夫熊猫》的出品方梦工厂和《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分别在上海和天津开设了公司。
圣爵菲斯大酒店—摩尔没能记住这家同是由电广投资的酒店拗口的名字，也不曾在酒店不远处的广电中心里，感受每周标志性栏目《快乐大本营》录制时，年轻观众从录影棚门口排队一直排到广场上的场面。
如果摩尔有机会看到这一切，或许会更好理解这家他所代理的公司。中国观众为娱乐生活埋单的愿望前所未有地强烈，中国的娱乐业期待迅速抓住这一机会窗。
通过这桩交易，找到摩尔的中国买家可能会越来越多。在双语杂志《华语电影市场》中，他写了一篇名为《中国投资好莱坞》的文章。他把文章链接发给他的潜在客户，并在邮件里附上一句中文：“尊敬的朋友、同事及客户们，希望您们能对我的文章感兴趣。”—这是他专门找人翻译的。
不过摩尔依然认为，好莱坞才是他的大本营，“所有交易都会在那里完成，没有必要在中国开设办公室。”
听说万达在青岛开设了一个“东方好莱坞”时，爱泼斯坦也表示“王健林无法再造一个好莱坞”。“如果你有机会到达一个电影片场，看到那个分工细致、高效运转的流畅体系，就知道它不可能被移植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去。”
从今年1月底敲定合作至今，电广已经启动了七八个合作电影。15亿美元，正快速分散到不同项目里，其中大部分是狮门影业在协议签订前就已规划好的，比如《惊天魔盗团2》和《埃及众神》等，它们均面向全球市场。
现在，更多的好莱坞公司知道了电广的名字。
“不行啊，钱都在银行里，拿不出来。”5月12日中午一点半，坐在咖啡厅里的刘沙白挂掉了一位中间人的电话，对方询问他对环球影业的某项目有无投资意向。
第二天，他就要奔赴戛纳。因为几部狮门影业的影片会在电影节上发布，刘沙白代表电广作为投资方出席。
某种程度上，电广已经从这次合作中获得了一项回报：它从曾经名不见经传的“隐形”买家摇身变为一家全球性的电影投资公司。
合作之前，电广推算出狮门影业的项目投资回报率大概为30%。一下投资50部影片而非单个项目，是为了分散风险，实现整体回报率。
15亿美元数额不小，中国对资金转出有严格管控，电广利用上市公司担保，在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华美银行贷款。具体到每个项目，则由电广出示银行的授信证，再由完片担保公司参与，监督制片方的预算和制片计划，保证电影按预期拍完。由于银行规定，这笔贷款只能用于投资狮门影业，电广还为此初步搭建了一个跨国团队。 完片担保作为一种辅助性的金融手段，在好莱坞并不经常使用。“六大”通常不会让完片担保公司参与到自己的大片项目中，它们的合作者更多是独立制片公司和全球性的投资项目。
完片担保公司不能保证好看的票房数字，但可以保证影片在预算内顺利完成。和律师一样，这些第三方服务商乐意抓住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机会。中国公司如果希望和真正的好莱坞产生关系，也需要它们来引路。
“好莱坞有个不成文的规则：运用其他人的钱。一直以来都是如此，它不会拒绝任何资本。”AFM总经理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对《第一财经周刊》说，而这套规则也被移植到了其他行业，比如与好莱坞同在加州的硅谷。
过去25年，美国依然在主导整个电影世界，但沃尔夫也注意到，它开始面临更多外来者的挑战。美国公司在AFM上的交易额已经由10年前的53%，下降到目前的47%。英语电影的出口量也从10年前的73%下降到如今的63%。
不过，中国进入好莱坞仍与此前的外国资本有些区别。比如日本和印度对好莱坞的投资，通常要经过十几年的积累才能看到成效。而且它们更多的是单纯的财务投资，学习好莱坞制作的意愿并不像中国这么迫切。
深入到内容制作层面需要更长的时间。在和好莱坞打交道的过程之中，中国公司目前其实只能迅速学习到一点：即使手握庞大资本，最顶层的好莱坞权力中心也不太可能对你完全开放。
华谊兄弟执行总裁王中磊和万达文化产业集团副总裁叶宁都有类似的体会。他们跟“六大”都曾有过接触，但最终，也都选择了牵手好莱坞独立制片公司—前者与成立不久的STX娱乐达成了3年18部影片全球分账的片单合作，后者全资投拍了韦恩斯坦影业的电影《左撇子》。
“这就是一种技术转让，中国投资他们的公司和项目，他们把技术和内容转让给中国。”大成律所的合伙人律师刘驰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曾在2011年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娱乐法专业。在其毕业照中，已经有很多中国面孔。
在戢二卫眼中，好莱坞的传统势力是“因循守旧”的。他先后在美国迪士尼和华纳兄弟任职，回中国后做起了在好莱坞大片中植入中国品牌的生意。他的办公室和索尼、环球影业的中国办公室相邻。“好莱坞既是一个行当，又是一个江湖，内部规则其他人很难撼动，”他说，“中国有可能。因为中国第一足够有钱，第二市场够大，两点缺一不可。”
相比老牌电影公司，好莱坞一些崛起的新公司心态会开放很多。它们更欢迎中国买家的进入，甚至希望借此对好莱坞的通行规则进行些改变。
与华谊兄弟合作的STX娱乐成立仅一年。“S”指创始人罗伯特·西蒙斯（Robert Simonds），“T”代表最大的投资方德太投资（TPG），“X”则代表参与投资的其他机构，而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是来自中国的弘毅资本。
2015年4月16日下午，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新浪潮论坛上，西蒙斯与王中磊、叶宁坐在了一起，谈论“中国合作好莱坞，凭什么，图什么”的话题。在常规的一通赞美中国市场发展飞速的言辞之后，王中磊宣称，STX会跟AMC院线签署直接的发行协议。“AMC已被万达收购，我们和它采取的是前所未有的合作模式，接下来其他院线也可能跟我们采取类似合作。”西蒙斯补充道。
在好莱坞，电影的发行权历来由“六大”掌控。它们通过电视网和全球电影发行网络收取高额渠道费。直接跟院线对接，相当于挑战“六大”的权威。在中国集院线、发行商、电影制作公司三种角色的万达和STX都想改变规则。
身穿一身红衣和朋克宽皮带的演员六小龄童，褪下手上的手表和珠串，在并不宽敞的台上耍了套金箍棒，以证明年近60岁的自己还有体力在银幕上再扮演一次《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权威挑战者。
这是北京电影节期间的另一场发布会。台下，派拉蒙的全球市场负责人罗伯·摩尔（Rob Moore）坐在年轻的中国观众之间。这场发布会属于派拉蒙与儒意欣欣的合作影片—根据《西游记》改编的电影《敢问路在何方》。儒意欣欣是中国一家新兴电影公司，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电影作品是《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一部票房7.26亿元的中小成本青春片。
“日本、韩国等其他市场一直没怎么变，我们在它们那边挣不到更多钱了。但中国不一样，它的市场发展得如此之快。”罗伯·摩尔说。派拉蒙上一次与中国结缘，是与中影集团合作《马可·波罗》。
但事实上，派拉蒙仍沿袭着好莱坞“六大”与中方合作时的通常态度：希望参与中国的票房分成，但在制作和资本上对中国买家保持谨慎。
自1994年华纳兄弟以《亡命天涯》进入中国以来，“六大”在这里经营了20年，合作的成功案例屈指可数。它们难以摸清中国与北美截然不同的电影制度，在揣摩中国观众多变的口味方面也愈发吃力。所以，它们更倾向于单片合作，一部一部试探合适的方式，这也造成，它们的中国合作方有时会是一些“小角色”—仅凭寥寥几部话题之作而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公司。
除了公布演员名单和大致档期，《敢问路在何方》尚未进入任何拍摄环节。儒意欣欣设想了一个庞大班底—特效、导演、发行网络，一切都来自好莱坞。
这个项目上，儒意欣欣出资，派拉蒙只做辅助工作，帮助它在好莱坞组织制作班底，并负责北美地区发行。中国资方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们的钱不仅来自票房回收体系，更多来自估值，以及人们对这个激进市场的期待。热钱都朝着此处汇集。儒意欣欣去年就被建筑行业上市公司中技控股收购，作价15亿元。
中美电影市场加快互相渗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在两国之间游走，嫁接两边资源的人。
每次回到中国，韩薇都住在北京东三环边上的富力万丽酒店。这家高级酒店24层的行政酒廊几乎成了她的临时办公室，她在这里见投资者、合作伙伴、媒体、宣传团队—这跟20年前“六大”刚刚在中国开拓时的情景有点像，因为没有高级写字楼，它们都在酒店办公。 不一样的是，20年后，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很多人预计，它将很快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电影市场。2014年，北美票房下滑了5%，而中国票房增速则为36.15%。根据普华永道今年6月初的预测，从2014年到2019年，中国的票房收入将保持年均15.5%的复合增长率，远高于全球年均5.7%的数字。
韩薇带着好莱坞的制片背景到中国寻求资金。她十几岁时移民美国，曾在华尔街某对冲基金担任管理合伙人，后创办独立制片公司Bliss Media。其合伙人比尔·麦克尼柯（Bill Mechanic）担任过迪士尼国际发行部总裁和福克斯电影娱乐公司CEO。韩薇擅长融资，麦克尼柯负责内容开发。
Bliss Media原本并没有打算专门面向中国市场，然而2008年之后中国电影市场的爆发以及韩薇的华人背景，让这家公司转向中国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韩薇跟中国买家的第一次合作是《日月人鱼》，由昔日的“007”皮尔斯·布鲁斯南和范冰冰主演。这是一部中等规模的影片，总成本4000万美元（约合2.49亿元人民币），其中一半由中国一家上市公司通过麒麟影业投资。后者成立不到5年，除了《画皮2》，同样没有太多成功案例。
北美发行方派拉蒙原定于今年4月上映这部影片，但为了迁就中国的审查制度，配合麒麟影业的宣传，韩薇不得不让派拉蒙临时撤档，上映档期至今未定。
而电影的拍摄过程也是波折不断。去年4月，制片方曾租下法国凡尔赛宫，雇佣了100多位工作人员，拍摄影片里的重头戏，然而开拍后，中方资金一直不能到位。
中国的习惯是在前期、拍摄中和成片后分别打款，但好莱坞的规则是，影片开拍前，所有预算必须打到一个中间账户，完片担保才会启动。为了催款，韩薇曾36个小时没有睡觉，连续给中国投资方打电话，才最后拿到了资金。
“现在最担心两三年后这股投资热冷却后，我们的品牌没有树立起来。”尽管在中国很难用国际惯例和法规约束合作者，韩薇更担心的是，错过这轮虽然极尽混乱却蓬勃的机会爆发期。
这股投资热确实诱人：阿里巴巴集团在洛杉矶组建了一支本地团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以投资的、并不仅针对中国的电影项目；中影股份参与投资了在中国市场创造了票房新纪录的《速度与激情7》，未来还可能继续投资更多好莱坞电影—这家公司的母公司掌握着在中国对进口电影排期的决定权；复星集团则在与华谊兄弟的争夺中最终胜出，赢得以2亿美元（约合12.47亿元人民币）投资好莱坞独立制片公司Studio8的机会，后者由华纳前高管杰夫·罗宾诺夫（Jeff Robinov）创立。
还有更多千万美元的小规模交易正在或将要发生。一些中国公司试图借此获得接近好莱坞的机会。
然而目前为止，也只能是接近。
带着庞大资本跨洋而来的中国投资人，或许能促使好莱坞改变一些传统做法，但正如爱泼斯坦所说，在能持续制作出可以满足全球观众—而不仅是中国观众期待的电影之前，中国离好莱坞的中心，仍有很长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