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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集编、导、演于一身的意大利艺人罗伯托•贝尼尼用独特的喜剧性手法，通过以二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为背景的影片《美丽人生》，向观众演绎了一段拥有悲剧性内核的感人故事。
［关键词］《美丽人生》；喜剧；悲剧性内核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42-02
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原名《La Vita è bella》，又被译为《一个快乐的传说》。从这些美丽的片名中，丝毫看不出这是一部以二战期间纳粹残害犹太民族为背景的影片。《美丽人生》以它诙谐的语言、夸张的表演和喜剧性的情节给观众带来的不只是一幕幕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场面，同时在这些喜剧性的镜语中注入了一丝悲悯，演绎出一个悲剧性的内核。
一、 用喜剧性语言反衬人物的悲惨命运
《美丽人生》中的语言运用主要以对白为主，经典的人物对白彰显着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片中的对白不仅用来解释画面内容，更重要的是刻画人物性格，反衬和调侃故事中人物的悲惨命运。
优秀喜剧中的人物命运大都跌宕起伏，似乎受制于命运之神的摆弄，表现出主观与客观、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特殊的关系。虽然他们大都能乐天知命，但整个生命过程始终伴随着苦涩与悲凉。影片中，当圭多的儿子焦苏埃在一家店铺的玻璃窗前看到一张写着“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纸牌后，焦苏埃问道：“为什么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爸爸？”圭多告诉焦苏埃：“唉，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让犹太人和狗进去，各人有各人的喜欢，那有家商店，是家五金店，那的人不喜欢西班牙人和马，再过去一点是家药店，昨天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想进去，抱着一只袋鼠，人家说我们不喜欢袋鼠，人家不喜欢……从明天起咱们就写：蜘蛛和哥特人不得入内。”圭多用他机智幽默的的语言向儿子“解释”了这种屈辱的待遇，让焦苏埃纯洁的心灵没有遭受到种族歧视观念的玷污，而这种以诙谐的语言进行调侃的方式已向观众说明了二战期间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反衬出影片中人物的悲惨命运。
追根究底，喜剧人物所表现出的一系列不合乎常理的言语、行为和举动，是由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人生境遇造就了其独特的思维轨迹和性格方式。他们往往带着异常美好的愿望和初衷，以观众看来滑稽可笑的逻辑观念行事，这种喜剧表现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自始至终对于自己愚蠢言行的虔诚和执迷不悔。正如俄国作家果戈理所言，是要“透过有目共睹的笑，去揭示世人看不见的泪”。当圭多和他的儿子被送到犹太人集中营后，圭多担心这场可怕的战争会给儿子幼小的心灵蒙上阴霾，为了不让儿子知道真相，圭多勇敢地充当了德国纳粹军官的翻译，他将这场可怕的种族屠杀在天真的乔舒亚面前“翻译”成了一场游戏，并以他幽默诙谐的语言向儿子说明了“这场游戏”的规则——“现在游戏开始了，赶不上的人没分”，“得到1000分算赢，谁能得到就能得获得一辆真坦克”，“每天我们把参赛者的排名在广场广播，凡是得分最低的人我们将给他一个蠢驴的标记让他挂在背上”，“在游戏中我们将扮演爱喊叫的坏人角色，谁要是害怕就会失分”，“以下三种情况将会全失分：要是哭将会全失分，要是相见妈妈将会全失分，要是饿了想吃点心将会全失分……”这些听上去与战争和种族屠杀完全不沾边际的话语让圭多间接地教会了焦苏埃如何在集中营生存下去，尽管圭多的言行滑稽可笑，但他的初衷是美好的，他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儿子心灵不受到伤害。
二、用喜剧性表演暴露残酷的现实悲剧
喜剧表演多以夸张、怪诞、讽刺为主要手段，通过反常态的表演，展示人生本相，反映社会实景，在清醒的现实生活中以幽默风趣的行为方式披露社会的劣根性，揭露悲惨现实的残酷性。为了与诙谐的语言风格如出一辙，身兼导演和主演的罗伯托•贝尼尼将圭多这一主人公定位成一个拥有喜剧性表现色彩的人物形象。片中，圭多是一个外表看似笨拙、行为搞笑，但心地善良、憨厚而且生性乐观的犹太青年，他用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极富喜剧性地演绎着现实的残酷与黑暗。
喜剧性的表演并不是一味地堆砌笑料和抖包袱，真正的喜剧要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喜剧家通过夸张、反讽、诙谐、怪诞的艺术手法，使得观众在捧腹大笑过后，达到沉思悲慨的反向效果。圭多冒充督学到多拉所在的学校进行视察，并向孩子们讲解种族主义。他跳上讲台，用自己丰富的肢体语言施展着喜剧演员的才华，惹得学生开怀大笑，令校长和教师瞠目结舌。影片中，给孩子们讲解意大利种族优越性的圭多恰恰是法西斯分子们所鄙视的犹太人，他夸张、怪诞的喜剧表演并不是让观众一笑了之，而是让他们在欢悦的同时，感受到喜剧家所抒发出的对社会现实的种种激情与愤懑，暴露出种族主义的无稽与荒诞，烘托出种族歧视的悲惨现实。
在喜剧表演中，喜剧人物的夸张和怪诞必须以人物的内在心理以及社会生活为依据，拥有依托的夸张表演才会为观众所接受。当解放来临之际，一天深夜，纳粹准备逃走，圭多将儿子焦苏埃藏在一个铁柜里，打算趁乱到女牢中寻找妻子多拉。但不幸的是他被纳粹发现，当纳粹押着他经过内藏焦苏埃的铁柜时，为了让焦苏埃相信这仅仅只是游戏，圭多踏着轻松愉悦的鼓点大步地走着。那是一种极具夸张的步伐，虽说人物的表演是喜剧性的，但是画面所流露的情感却是悲凉的。事实上，圭多在用喜剧性的步伐迈向死亡，历经磨难的他最终惨死在德国纳粹的枪口下，成为了种族屠杀的牺牲品。圭多夸张的表演并不是无厘头，当观众看到人物所有的搞怪表演是以一位父亲为了保护儿子生命的心理活动为依托时，一切的搞怪表演又显得那么合乎情理，此时的喜剧表演已不复是原本意义上的喜剧效果，而是上升至一种更高的审美层面，进入那种全新的、深刻的、更为强烈的美感领域，使得观众的心理、情感为之震撼。
三、用喜剧性情节展现悲剧内核中的人性
《美丽人生》中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言行是喜剧的，然而整体氛围却是沉重的，呈现出悲剧的主题、情感形态。整部电影一直都在回避正面表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害，而是采用喜剧性的情节引导观众陪着主人公一起撒谎，期待着这个美丽的童话能够实现。就在圭多骑着白马带走多拉时，在圭多为了保护儿子焦苏埃幼小的心灵而编织着游戏梦时，就在圭多冒着生命危险溜进广播室为儿子和妻子播放歌曲时，在圭多迈着夸张的步伐走过儿子隐藏在内的铁柜时，人性的爱与善、诚实与勇气、施予与获得就在这些喜剧性的情节中展现地淋漓尽致。只有充分重视人的价值，着力挖掘人性所应有的真、善、美，并将这些美好的或将会美好的事物毁灭和新生，才能将影片的悲剧性从内部侵入，才能彰显出喜剧性情节中蕴涵的悲剧内核。
正如导演兼主演罗伯托•贝尼尼所说：“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将我自己、我的喜剧主人公置于一个极端的环境中，这种最为极端的环境就是集中营，它几乎是那个残酷时代的象征，消极面的象征。我用一种喜剧的方式描述一个有血有泪的故事，因为我并不想让观众在我的影片中寻找到现实主义。”贝尼尼将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了一个极具现实残酷性的环境中，却在残酷的环境中设置出了一连串喜剧性的情节，他想用自己独特的喜剧方式，让观众在艺术的魅力和喜剧性情节的感染中，自然而然地感受深刻的启示。尽管喜剧性的情节荒诞、可笑，有较少的理性介入，但自然流露出的人性光彩，是艺术反映生活、超越生活、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本色写照。
与此同时，喜剧性情节一般都是以“笑”表现进而阐释人生世态，并往往有光明的结局照耀全剧，既表达了剧作家的美好理想，也客观、积极地满足了观众的审美心理。《美丽人生》就是以喜剧性情节收尾的：天亮了，焦苏埃从铁柜里爬出来，站在院子里，这时一辆真的坦克轰轰地开到他面前，上面下来一个美军士兵，将他抱上坦克。最后，焦苏埃终于和妈妈团聚，他朝妈妈的怀里扑去，摔倒在妈妈的怀里。多拉搂着儿子，不停地亲吻，两眼盯着他，颈部枕在鲜嫩的草地上，她双手把儿子高高举起，儿子开心地笑了。虽然在最后，主人公圭多惨死在了纳粹党的枪口下，让影片的整体气氛和基调都蒙上了一层悲剧性色彩，但这种以喜剧情节作为结局的处理方式，使得这种悲剧性不是透不过气来的近乎沉溺的悲哀，而是用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去抚慰人的创伤，同时给人以愉悦和快感，亦给观众以思考和希望。
罗伯托•贝尼尼对《美丽人生》中的人物言行和情节内容都进行了喜剧化的处理，他以一种喜剧的方式向观众演绎出了一段拥有悲剧性内核的故事。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而贝尼尼将这场纳粹分子屠杀犹太民族的悲剧战争以喜剧的方式演绎了出来，仅仅只是“撕破”了片中人物的形象，让其以夸张、怪诞、讽刺的艺术形式出现，但他并没有将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人性毁灭于世人面前，而是用圭多对焦苏埃的父爱情怀保留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并伴随着主人公命运的种种磨难和影片所展现的现实悲剧，让观众在欢悦的同时被深深地打动，获取情感上的共鸣，从而引发观众对悲剧性内核——人性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张东.哭笑之间——论喜剧电影中悲剧因素的审美价值［J］.当代电影，1988.
［2］汪健云.喜剧的悲感［J］.戏剧文学，2001，（9）.
［3］张金华.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悲剧品格［D］.南京师范大学，2005.
［4］伊鸿.论现代悲剧与悲剧意识［J］.当代电影，1987，（6）.
［关键词］《美丽人生》；喜剧；悲剧性内核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8-0042-02
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原名《La Vita è bella》，又被译为《一个快乐的传说》。从这些美丽的片名中，丝毫看不出这是一部以二战期间纳粹残害犹太民族为背景的影片。《美丽人生》以它诙谐的语言、夸张的表演和喜剧性的情节给观众带来的不只是一幕幕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场面，同时在这些喜剧性的镜语中注入了一丝悲悯，演绎出一个悲剧性的内核。
一、 用喜剧性语言反衬人物的悲惨命运
《美丽人生》中的语言运用主要以对白为主，经典的人物对白彰显着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片中的对白不仅用来解释画面内容，更重要的是刻画人物性格，反衬和调侃故事中人物的悲惨命运。
优秀喜剧中的人物命运大都跌宕起伏，似乎受制于命运之神的摆弄，表现出主观与客观、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特殊的关系。虽然他们大都能乐天知命，但整个生命过程始终伴随着苦涩与悲凉。影片中，当圭多的儿子焦苏埃在一家店铺的玻璃窗前看到一张写着“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纸牌后，焦苏埃问道：“为什么犹太人和狗不得入内，爸爸？”圭多告诉焦苏埃：“唉，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让犹太人和狗进去，各人有各人的喜欢，那有家商店，是家五金店，那的人不喜欢西班牙人和马，再过去一点是家药店，昨天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想进去，抱着一只袋鼠，人家说我们不喜欢袋鼠，人家不喜欢……从明天起咱们就写：蜘蛛和哥特人不得入内。”圭多用他机智幽默的的语言向儿子“解释”了这种屈辱的待遇，让焦苏埃纯洁的心灵没有遭受到种族歧视观念的玷污，而这种以诙谐的语言进行调侃的方式已向观众说明了二战期间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反衬出影片中人物的悲惨命运。
追根究底，喜剧人物所表现出的一系列不合乎常理的言语、行为和举动，是由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人生境遇造就了其独特的思维轨迹和性格方式。他们往往带着异常美好的愿望和初衷，以观众看来滑稽可笑的逻辑观念行事，这种喜剧表现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自始至终对于自己愚蠢言行的虔诚和执迷不悔。正如俄国作家果戈理所言，是要“透过有目共睹的笑，去揭示世人看不见的泪”。当圭多和他的儿子被送到犹太人集中营后，圭多担心这场可怕的战争会给儿子幼小的心灵蒙上阴霾，为了不让儿子知道真相，圭多勇敢地充当了德国纳粹军官的翻译，他将这场可怕的种族屠杀在天真的乔舒亚面前“翻译”成了一场游戏，并以他幽默诙谐的语言向儿子说明了“这场游戏”的规则——“现在游戏开始了，赶不上的人没分”，“得到1000分算赢，谁能得到就能得获得一辆真坦克”，“每天我们把参赛者的排名在广场广播，凡是得分最低的人我们将给他一个蠢驴的标记让他挂在背上”，“在游戏中我们将扮演爱喊叫的坏人角色，谁要是害怕就会失分”，“以下三种情况将会全失分：要是哭将会全失分，要是相见妈妈将会全失分，要是饿了想吃点心将会全失分……”这些听上去与战争和种族屠杀完全不沾边际的话语让圭多间接地教会了焦苏埃如何在集中营生存下去，尽管圭多的言行滑稽可笑，但他的初衷是美好的，他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儿子心灵不受到伤害。
二、用喜剧性表演暴露残酷的现实悲剧
喜剧表演多以夸张、怪诞、讽刺为主要手段，通过反常态的表演，展示人生本相，反映社会实景，在清醒的现实生活中以幽默风趣的行为方式披露社会的劣根性，揭露悲惨现实的残酷性。为了与诙谐的语言风格如出一辙，身兼导演和主演的罗伯托•贝尼尼将圭多这一主人公定位成一个拥有喜剧性表现色彩的人物形象。片中，圭多是一个外表看似笨拙、行为搞笑，但心地善良、憨厚而且生性乐观的犹太青年，他用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极富喜剧性地演绎着现实的残酷与黑暗。
喜剧性的表演并不是一味地堆砌笑料和抖包袱，真正的喜剧要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喜剧家通过夸张、反讽、诙谐、怪诞的艺术手法，使得观众在捧腹大笑过后，达到沉思悲慨的反向效果。圭多冒充督学到多拉所在的学校进行视察，并向孩子们讲解种族主义。他跳上讲台，用自己丰富的肢体语言施展着喜剧演员的才华，惹得学生开怀大笑，令校长和教师瞠目结舌。影片中，给孩子们讲解意大利种族优越性的圭多恰恰是法西斯分子们所鄙视的犹太人，他夸张、怪诞的喜剧表演并不是让观众一笑了之，而是让他们在欢悦的同时，感受到喜剧家所抒发出的对社会现实的种种激情与愤懑，暴露出种族主义的无稽与荒诞，烘托出种族歧视的悲惨现实。
在喜剧表演中，喜剧人物的夸张和怪诞必须以人物的内在心理以及社会生活为依据，拥有依托的夸张表演才会为观众所接受。当解放来临之际，一天深夜，纳粹准备逃走，圭多将儿子焦苏埃藏在一个铁柜里，打算趁乱到女牢中寻找妻子多拉。但不幸的是他被纳粹发现，当纳粹押着他经过内藏焦苏埃的铁柜时，为了让焦苏埃相信这仅仅只是游戏，圭多踏着轻松愉悦的鼓点大步地走着。那是一种极具夸张的步伐，虽说人物的表演是喜剧性的，但是画面所流露的情感却是悲凉的。事实上，圭多在用喜剧性的步伐迈向死亡，历经磨难的他最终惨死在德国纳粹的枪口下，成为了种族屠杀的牺牲品。圭多夸张的表演并不是无厘头，当观众看到人物所有的搞怪表演是以一位父亲为了保护儿子生命的心理活动为依托时，一切的搞怪表演又显得那么合乎情理，此时的喜剧表演已不复是原本意义上的喜剧效果，而是上升至一种更高的审美层面，进入那种全新的、深刻的、更为强烈的美感领域，使得观众的心理、情感为之震撼。
三、用喜剧性情节展现悲剧内核中的人性
《美丽人生》中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言行是喜剧的，然而整体氛围却是沉重的，呈现出悲剧的主题、情感形态。整部电影一直都在回避正面表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害，而是采用喜剧性的情节引导观众陪着主人公一起撒谎，期待着这个美丽的童话能够实现。就在圭多骑着白马带走多拉时，在圭多为了保护儿子焦苏埃幼小的心灵而编织着游戏梦时，就在圭多冒着生命危险溜进广播室为儿子和妻子播放歌曲时，在圭多迈着夸张的步伐走过儿子隐藏在内的铁柜时，人性的爱与善、诚实与勇气、施予与获得就在这些喜剧性的情节中展现地淋漓尽致。只有充分重视人的价值，着力挖掘人性所应有的真、善、美，并将这些美好的或将会美好的事物毁灭和新生，才能将影片的悲剧性从内部侵入，才能彰显出喜剧性情节中蕴涵的悲剧内核。
正如导演兼主演罗伯托•贝尼尼所说：“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将我自己、我的喜剧主人公置于一个极端的环境中，这种最为极端的环境就是集中营，它几乎是那个残酷时代的象征，消极面的象征。我用一种喜剧的方式描述一个有血有泪的故事，因为我并不想让观众在我的影片中寻找到现实主义。”贝尼尼将故事发生的背景放在了一个极具现实残酷性的环境中，却在残酷的环境中设置出了一连串喜剧性的情节，他想用自己独特的喜剧方式，让观众在艺术的魅力和喜剧性情节的感染中，自然而然地感受深刻的启示。尽管喜剧性的情节荒诞、可笑，有较少的理性介入，但自然流露出的人性光彩，是艺术反映生活、超越生活、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本色写照。
与此同时，喜剧性情节一般都是以“笑”表现进而阐释人生世态，并往往有光明的结局照耀全剧，既表达了剧作家的美好理想，也客观、积极地满足了观众的审美心理。《美丽人生》就是以喜剧性情节收尾的：天亮了，焦苏埃从铁柜里爬出来，站在院子里，这时一辆真的坦克轰轰地开到他面前，上面下来一个美军士兵，将他抱上坦克。最后，焦苏埃终于和妈妈团聚，他朝妈妈的怀里扑去，摔倒在妈妈的怀里。多拉搂着儿子，不停地亲吻，两眼盯着他，颈部枕在鲜嫩的草地上，她双手把儿子高高举起，儿子开心地笑了。虽然在最后，主人公圭多惨死在了纳粹党的枪口下，让影片的整体气氛和基调都蒙上了一层悲剧性色彩，但这种以喜剧情节作为结局的处理方式，使得这种悲剧性不是透不过气来的近乎沉溺的悲哀，而是用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去抚慰人的创伤，同时给人以愉悦和快感，亦给观众以思考和希望。
罗伯托•贝尼尼对《美丽人生》中的人物言行和情节内容都进行了喜剧化的处理，他以一种喜剧的方式向观众演绎出了一段拥有悲剧性内核的故事。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而贝尼尼将这场纳粹分子屠杀犹太民族的悲剧战争以喜剧的方式演绎了出来，仅仅只是“撕破”了片中人物的形象，让其以夸张、怪诞、讽刺的艺术形式出现，但他并没有将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人性毁灭于世人面前，而是用圭多对焦苏埃的父爱情怀保留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并伴随着主人公命运的种种磨难和影片所展现的现实悲剧，让观众在欢悦的同时被深深地打动，获取情感上的共鸣，从而引发观众对悲剧性内核——人性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张东.哭笑之间——论喜剧电影中悲剧因素的审美价值［J］.当代电影，1988.
［2］汪健云.喜剧的悲感［J］.戏剧文学，2001，（9）.
［3］张金华.中国当代电影中的悲剧品格［D］.南京师范大学，2005.
［4］伊鸿.论现代悲剧与悲剧意识［J］.当代电影，198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