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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学名篇，《烛之武退秦师》历来为解读者重视，其中对烛之武、郑伯等人物形象的分析，卓见迭出，屡见诸教研期刊，其中尤以对话为重。但这类解读，隐约将文本视为文学作品而孤立在《左传》之外，并以后世文人的演义小说作为分析的依据，使得很多识见常常以解读者的想象为前提。需要明确的是：《左传》首先是史学著作，很多历史事件互相联系，如果只攻一点，不及其余，会造成“一叶障目”之失；其次，《左传》的记录，虽然比《春秋》详尽、丰富得多，但遣词用语非常严谨，譬如文中所有的“曰”前，都不加修饰，在给解读者想象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正确理解的难度；再次，《左传》重事不重言，虽然三处对话是《烛》文中最精彩的篇章，但文中人物的情感、态度和形象的分析，离不开人物、事件所处的历史语境。
一、文学作品中的烛之武
“年过七十，事郑国为圉正，三世不迁官”“须眉尽白，伛偻其身，蹒跚其步”，这出自冯梦龙笔下的描写似乎已将历史上的烛之武定格：年老官微，不受重用，身体衰谢，处境凄惨。让这样的人物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仅满足了传统文化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审美情趣，也反映出了“位卑未敢忘忧国”、期待能为国所用的士人理想。但小说家的想象中，终究有着无法解决的矛盾：首先，三世不迁官，恰恰是先秦专业化职务世袭制的表现，郑伯有何错要向其道歉？其次，步履“蹒跚”的烛之武是如何在“缒而出”后，快速而隐秘地躲避开围城士卒的耳目，到达秦伯营寨的呢？
可是“位极卑”和“功极大”，“人极衰老”和“口极能言”之间的对比所带来的审美张力，掩盖了这些问题。我们宁愿相信这个一生不受重用、才华横溢的老者在创下“继绝存亡”的“贤者之事”（《唐摭言·公荐》）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这简直是一鸣惊人、功成身退的完美演绎。只是烛之武并没有销声匿迹，在《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国执政大夫子家给晋国执政大夫赵宣子的一封信中又有了他的消息，而这一信息，竟然全为解读者所忽略：
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去年正月，烛之武又陪同太子夷前往贵国朝见。）
二、从历史、文化角度探究烛之武年龄之谜，兼谈郑文公的年龄
“文公十七年”中的文公，既不是病急才投医的郑文公，也不是纠合秦穆公围郑的晋文公，而是鲁国国君鲁文公——《左传》以鲁公在位年数纪年。鲁文公十七年时的郑伯，也已不是秦晋围郑时的郑文公，而是他的儿子郑穆公。郑文公死于鲁僖公三十二年，后一年，郑穆公元年，鲁僖公死，再后一年，鲁文公元年：鲁文公十七年，正是郑穆公十八年，距离秦晋围郑时的鲁僖公三十年，已有二十年之遥！如果当年的烛之武已经年过七十，那么鲁文公十七年充当使者的他岂不已经年过九旬？
《东周列国志》中的描写，应该和《礼记·曲礼上》中的一段话不无关系：“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这段话从礼的角度规定了先秦贵族男子在不同的年龄节点应该做的事情。比如三十岁的时候称壮，可以娶妻；七十岁的时候称老，“可以把主持宗庙祭祀的事传给嫡长子了”，但并不是说“壮”只能指三十岁，“老”只能指七十岁。退一步讲，烛之武所说“今老矣”中的“老”特指七十岁，他本身的行为又和他“无能为也矣”的说辞产生了矛盾。因为到了七十岁，在家里，要把主持宗庙祭祀的事儿传给嫡长子，在朝廷，则需“大夫七十而致仕”（这句话在《曲礼》中承接“百年曰期，颐”而来，郑玄注道“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春秋公羊传·宣公元年》也有“退而致仕”的说法，而且“孔子盖善之也”，何休注曰“致仕，还禄位于君”）。当然也可以例外，那必须君王不予批准。像烛之武这样不受重视的官员，或者如小说中所言只是“圉正”，应该是没有这种待遇的。如此，若烛之武真的七十开外，“无能为”就不是他的自愤之语，而是他极其恋栈的证明。
所以，“今老矣”只是相对于“臣之壮也”而言的，意思是“现在我身体衰老了”。那么，此时的烛之武到底几岁呢？这已经无从知晓。但如果按照上述“致仕”之说，加上郑穆公没有挽留，鲁文公十七年时烛之武最大接近七十岁，如此，二十年前鲁僖公三十年时最大应该接近五十岁。而他对面的郑文公呢？鲁僖公三十年秦晋围郑时郑文公已经在位四十三年了，再过两年就去世了。郑文公生年不详，但依《春秋》所载，他的父亲郑厉公从割据栎地到回国重夺君位以至死亡，有长达二十四年较为安定的时段可以生子；郑文公七年，他的弟弟叔詹又在楚国攻郑时显示出了成熟的军事指挥才能：可以推断，郑文公即位时不是几岁的懵懂孩童，而是已经或接近成年了。那么，此时郑文公的年龄保守估计也在六十岁左右。
三、历史语境中的秦晋围郑与君臣对话中的人物形象
1.烛之武的沧海遗珠之叹和“任贤”“任性”的郑文公
如此，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未满五十岁的烛之武面对着长自己十岁左右的郑文公，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一个未老之人对着一个老人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这种冷淡中包含着多少对抱负无处实现的愤恨和对自己命运的哀默；一个未老之人说自己“年轻力壮的时候尚且比不上他人”，这种自嘲中包含着多少对自己当年受到轻视的怨怒和对国君无识人之明的不满。
那郑文公是怎样的国君呢？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执政表现的话，“任贤”二字实至名归：“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引自《左传·僖公七年》管仲语）；“郑有平、惠之勋，又有厉、宣之亲，弃嬖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德具矣”（引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语）。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外交表现的话，“任性”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郑文公）十八年不听孔叔劝，离开齐桓公所倡的首止之会，背齐投楚，招来六国讨伐；二十年，在齐桓公伐郑时，不听孔叔劝，拖延求和的时机，后怕儿子生变夺权又驱杀诸子；三十六年，晋国公子重耳路过郑国时，不听叔詹劝，对重耳不礼不杀，闭门不纳；三十七年，扣留周王使臣；三十八年，在周王兵敗逃至氾地避难、传檄勤王时，不听叔詹劝，不起义兵纳王；四十一年，在参加温地会盟、到河阳朝拜周王后，不听叔詹劝，背晋向楚，暗地里透露晋将伐许之事。“任性”之中，其实包含有郑文公的外交智慧：“春秋战争之多者，无如郑”，郑国的地理位置夹杂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又和宋、卫等实力不逊自己的国家靠近，一向是兵家必争之地。郑文公根据形势朝楚暮晋，联齐去齐，周旋奔走于各大国之间，用最小的战争损失来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苟存国脉，虽有瑕疵，但不失为成熟的政治家。 由此说来，国君有任贤之明，烛之武却有沧海遗珠之遭际；风云变幻的外交战线，恰是才能之士大展拳脚的舞台，烛之武却得逢其时而不得其用：长期以来内心无处排解的怨愤，化为那一句“今老矣，无能为也已”，也就可以理解了。但烛之武内心毕竟还是渴望被任用的，否则他完全可以不接受郑文公的召见。
2.秦晋围郑，召见烛之武时郑文公的心理
有观点认为，郑文公所做的道歉——“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不仅充满了虚情假意，而且伴有赤裸裸的威胁。这完全是脱离史实的臆测。秦晋围郑是郑文公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根据《左传》的记录，秦晋围郑在鲁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而同年“春，晋人侵郑，以观其可攻与否”。“晋人侵郑”的借口就是郑“贰于楚”——郑文公没有派人参加僖公二十九年的翟泉之会；“以观其可攻与否”，其实是试探楚国的反应。可惜城濮之战后楚国元气受伤，在晋国攻打许国时不予施救，这次对晋国侵郑的举动也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晋国才会联合秦国进犯郑国。郑文公在外交上无外力可傍，失去了转圜的余地，灭国之虞迫在眉睫，才不得不接受佚之狐的提议，召见了烛之武。
很难推想处于如此危机中的郑文公此时的心理：他是否为当年不礼待也不杀掉重耳而懊恼？是否为参加了践土献俘却又不参加翟泉之会而后悔？这都已经无从想象。但他此时的困境是自不待言的，即使秦军撤围后，他也无法保护执政四十多年的正卿叔詹，因为叔詹死是晋军退军的条件之一。面对满朝文武的面面相觑，只得接受佚之狐的建议。对比郑文公外交生涯的诸多“任性”，可以从“公从之”三字中感受他因外在压力而在执政末期所表现出的巨大改变；“退秦师”是唯一的解围之策，烛之武是唯一的说秦之人，这个自己多年不用之人成了维系郑国命运的“关键先生”，成了自己唯一能够指望的“救命稻草”。
“吾不能早用子，是寡人之过也”中哪有一星半点的虚情假意？充溢其间的是郑文公诚心诚意的道歉和悔过，一个“早”字，传达出的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之意，是为求烛之武原谅并承担说秦任务的恳请。如果说道歉是为了“动之以情”的話，“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则是“晓之以理”了。“郑亡”带来的“不利”，首当其冲者是郑文公，不仅从“居庙堂之高”的一国之君沦为阶下囚，而且国家灭亡，祖宗之业不能保全。但这于烛之武何干？所谓“君君臣臣”，君臣之间因契约而形成的“对等”关系使得烛之武无需对不任用自己的郑文公负任何责任。“然郑亡”不是“然吾亡”，“子亦有不利焉”也不是“子有不利”，郑文公只能寄望于通过郑国命运与烛之武命运的休戚相关来说服烛之武。烛之武有什么“不利”？如果烛之武只是普通民众的话，国亡与否倒真的与他关系不大，无非成为他国的百姓。在极重出身的春秋时代，烛之武要从一介草民到庙堂之臣，难于上青天，他出身贵族是毋庸置疑的。按礼制，“天子至士，皆有宗庙”（《礼记·祭法》），即使是贵族的最低等级——士，也有一庙。春秋时期国家灭亡的标志是社稷倾覆、宗庙被毁、祭祀断绝、先君不可血食，这是郑文公不能承受之重，同样也是作为贵族的烛之武不能承受之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家庙也随着郑国的灭亡失去了留存的前提，烛家先辈的祭祀也断绝了。从“亦”和“焉”两字中，不正能读出郑文公“晓之以理”时的苦苦哀求之态？又哪里有软中带硬的威胁？
联系前后的史实，还可以发现晋国不是无利而退军，秦国也不是占尽了便宜：晋文公的退军条件之一即是让郑文公迎立避难于晋的郑穆公为世子，这不仅赢得了郑穆公的拥戴和跟随，也为两年之后在殽之战中大败趁晋、郑两国新丧而偷袭的秦军奠定下政治基础。可见，只有在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中准确地把握事件的实质，进而才能准确分析事件中历史人物的形象。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一、文学作品中的烛之武
“年过七十，事郑国为圉正，三世不迁官”“须眉尽白，伛偻其身，蹒跚其步”，这出自冯梦龙笔下的描写似乎已将历史上的烛之武定格：年老官微，不受重用，身体衰谢，处境凄惨。让这样的人物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仅满足了传统文化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审美情趣，也反映出了“位卑未敢忘忧国”、期待能为国所用的士人理想。但小说家的想象中，终究有着无法解决的矛盾：首先，三世不迁官，恰恰是先秦专业化职务世袭制的表现，郑伯有何错要向其道歉？其次，步履“蹒跚”的烛之武是如何在“缒而出”后，快速而隐秘地躲避开围城士卒的耳目，到达秦伯营寨的呢？
可是“位极卑”和“功极大”，“人极衰老”和“口极能言”之间的对比所带来的审美张力，掩盖了这些问题。我们宁愿相信这个一生不受重用、才华横溢的老者在创下“继绝存亡”的“贤者之事”（《唐摭言·公荐》）后，“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再别康桥》），这简直是一鸣惊人、功成身退的完美演绎。只是烛之武并没有销声匿迹，在《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国执政大夫子家给晋国执政大夫赵宣子的一封信中又有了他的消息，而这一信息，竟然全为解读者所忽略：
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去年正月，烛之武又陪同太子夷前往贵国朝见。）
二、从历史、文化角度探究烛之武年龄之谜，兼谈郑文公的年龄
“文公十七年”中的文公，既不是病急才投医的郑文公，也不是纠合秦穆公围郑的晋文公，而是鲁国国君鲁文公——《左传》以鲁公在位年数纪年。鲁文公十七年时的郑伯，也已不是秦晋围郑时的郑文公，而是他的儿子郑穆公。郑文公死于鲁僖公三十二年，后一年，郑穆公元年，鲁僖公死，再后一年，鲁文公元年：鲁文公十七年，正是郑穆公十八年，距离秦晋围郑时的鲁僖公三十年，已有二十年之遥！如果当年的烛之武已经年过七十，那么鲁文公十七年充当使者的他岂不已经年过九旬？
《东周列国志》中的描写，应该和《礼记·曲礼上》中的一段话不无关系：“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颐。”这段话从礼的角度规定了先秦贵族男子在不同的年龄节点应该做的事情。比如三十岁的时候称壮，可以娶妻；七十岁的时候称老，“可以把主持宗庙祭祀的事传给嫡长子了”，但并不是说“壮”只能指三十岁，“老”只能指七十岁。退一步讲，烛之武所说“今老矣”中的“老”特指七十岁，他本身的行为又和他“无能为也矣”的说辞产生了矛盾。因为到了七十岁，在家里，要把主持宗庙祭祀的事儿传给嫡长子，在朝廷，则需“大夫七十而致仕”（这句话在《曲礼》中承接“百年曰期，颐”而来，郑玄注道“致其所掌之事于君而告老”；《春秋公羊传·宣公元年》也有“退而致仕”的说法，而且“孔子盖善之也”，何休注曰“致仕，还禄位于君”）。当然也可以例外，那必须君王不予批准。像烛之武这样不受重视的官员，或者如小说中所言只是“圉正”，应该是没有这种待遇的。如此，若烛之武真的七十开外，“无能为”就不是他的自愤之语，而是他极其恋栈的证明。
所以，“今老矣”只是相对于“臣之壮也”而言的，意思是“现在我身体衰老了”。那么，此时的烛之武到底几岁呢？这已经无从知晓。但如果按照上述“致仕”之说，加上郑穆公没有挽留，鲁文公十七年时烛之武最大接近七十岁，如此，二十年前鲁僖公三十年时最大应该接近五十岁。而他对面的郑文公呢？鲁僖公三十年秦晋围郑时郑文公已经在位四十三年了，再过两年就去世了。郑文公生年不详，但依《春秋》所载，他的父亲郑厉公从割据栎地到回国重夺君位以至死亡，有长达二十四年较为安定的时段可以生子；郑文公七年，他的弟弟叔詹又在楚国攻郑时显示出了成熟的军事指挥才能：可以推断，郑文公即位时不是几岁的懵懂孩童，而是已经或接近成年了。那么，此时郑文公的年龄保守估计也在六十岁左右。
三、历史语境中的秦晋围郑与君臣对话中的人物形象
1.烛之武的沧海遗珠之叹和“任贤”“任性”的郑文公
如此，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未满五十岁的烛之武面对着长自己十岁左右的郑文公，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一个未老之人对着一个老人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这种冷淡中包含着多少对抱负无处实现的愤恨和对自己命运的哀默；一个未老之人说自己“年轻力壮的时候尚且比不上他人”，这种自嘲中包含着多少对自己当年受到轻视的怨怒和对国君无识人之明的不满。
那郑文公是怎样的国君呢？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执政表现的话，“任贤”二字实至名归：“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引自《左传·僖公七年》管仲语）；“郑有平、惠之勋，又有厉、宣之亲，弃嬖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德具矣”（引自《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语）。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外交表现的话，“任性”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郑文公）十八年不听孔叔劝，离开齐桓公所倡的首止之会，背齐投楚，招来六国讨伐；二十年，在齐桓公伐郑时，不听孔叔劝，拖延求和的时机，后怕儿子生变夺权又驱杀诸子；三十六年，晋国公子重耳路过郑国时，不听叔詹劝，对重耳不礼不杀，闭门不纳；三十七年，扣留周王使臣；三十八年，在周王兵敗逃至氾地避难、传檄勤王时，不听叔詹劝，不起义兵纳王；四十一年，在参加温地会盟、到河阳朝拜周王后，不听叔詹劝，背晋向楚，暗地里透露晋将伐许之事。“任性”之中，其实包含有郑文公的外交智慧：“春秋战争之多者，无如郑”，郑国的地理位置夹杂在晋楚两大国之间，又和宋、卫等实力不逊自己的国家靠近，一向是兵家必争之地。郑文公根据形势朝楚暮晋，联齐去齐，周旋奔走于各大国之间，用最小的战争损失来获得最大的国家利益，苟存国脉，虽有瑕疵，但不失为成熟的政治家。 由此说来，国君有任贤之明，烛之武却有沧海遗珠之遭际；风云变幻的外交战线，恰是才能之士大展拳脚的舞台，烛之武却得逢其时而不得其用：长期以来内心无处排解的怨愤，化为那一句“今老矣，无能为也已”，也就可以理解了。但烛之武内心毕竟还是渴望被任用的，否则他完全可以不接受郑文公的召见。
2.秦晋围郑，召见烛之武时郑文公的心理
有观点认为，郑文公所做的道歉——“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不仅充满了虚情假意，而且伴有赤裸裸的威胁。这完全是脱离史实的臆测。秦晋围郑是郑文公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根据《左传》的记录，秦晋围郑在鲁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而同年“春，晋人侵郑，以观其可攻与否”。“晋人侵郑”的借口就是郑“贰于楚”——郑文公没有派人参加僖公二十九年的翟泉之会；“以观其可攻与否”，其实是试探楚国的反应。可惜城濮之战后楚国元气受伤，在晋国攻打许国时不予施救，这次对晋国侵郑的举动也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晋国才会联合秦国进犯郑国。郑文公在外交上无外力可傍，失去了转圜的余地，灭国之虞迫在眉睫，才不得不接受佚之狐的提议，召见了烛之武。
很难推想处于如此危机中的郑文公此时的心理：他是否为当年不礼待也不杀掉重耳而懊恼？是否为参加了践土献俘却又不参加翟泉之会而后悔？这都已经无从想象。但他此时的困境是自不待言的，即使秦军撤围后，他也无法保护执政四十多年的正卿叔詹，因为叔詹死是晋军退军的条件之一。面对满朝文武的面面相觑，只得接受佚之狐的建议。对比郑文公外交生涯的诸多“任性”，可以从“公从之”三字中感受他因外在压力而在执政末期所表现出的巨大改变；“退秦师”是唯一的解围之策，烛之武是唯一的说秦之人，这个自己多年不用之人成了维系郑国命运的“关键先生”，成了自己唯一能够指望的“救命稻草”。
“吾不能早用子，是寡人之过也”中哪有一星半点的虚情假意？充溢其间的是郑文公诚心诚意的道歉和悔过，一个“早”字，传达出的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之意，是为求烛之武原谅并承担说秦任务的恳请。如果说道歉是为了“动之以情”的話，“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则是“晓之以理”了。“郑亡”带来的“不利”，首当其冲者是郑文公，不仅从“居庙堂之高”的一国之君沦为阶下囚，而且国家灭亡，祖宗之业不能保全。但这于烛之武何干？所谓“君君臣臣”，君臣之间因契约而形成的“对等”关系使得烛之武无需对不任用自己的郑文公负任何责任。“然郑亡”不是“然吾亡”，“子亦有不利焉”也不是“子有不利”，郑文公只能寄望于通过郑国命运与烛之武命运的休戚相关来说服烛之武。烛之武有什么“不利”？如果烛之武只是普通民众的话，国亡与否倒真的与他关系不大，无非成为他国的百姓。在极重出身的春秋时代，烛之武要从一介草民到庙堂之臣，难于上青天，他出身贵族是毋庸置疑的。按礼制，“天子至士，皆有宗庙”（《礼记·祭法》），即使是贵族的最低等级——士，也有一庙。春秋时期国家灭亡的标志是社稷倾覆、宗庙被毁、祭祀断绝、先君不可血食，这是郑文公不能承受之重，同样也是作为贵族的烛之武不能承受之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家庙也随着郑国的灭亡失去了留存的前提，烛家先辈的祭祀也断绝了。从“亦”和“焉”两字中，不正能读出郑文公“晓之以理”时的苦苦哀求之态？又哪里有软中带硬的威胁？
联系前后的史实，还可以发现晋国不是无利而退军，秦国也不是占尽了便宜：晋文公的退军条件之一即是让郑文公迎立避难于晋的郑穆公为世子，这不仅赢得了郑穆公的拥戴和跟随，也为两年之后在殽之战中大败趁晋、郑两国新丧而偷袭的秦军奠定下政治基础。可见，只有在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中准确地把握事件的实质，进而才能准确分析事件中历史人物的形象。
（作者单位：江苏省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