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玉梅（1913—1993），字冰清、又名马道明，山西大同人，大同回族第一位女教师，妇女界知名人士。
　　马玉梅先祖几代人曾袭任清军太原守备，为回族行伍世家。到祖父马壮年迈时，弃官为庶，携眷属返回故里大同。父亲马生富由于家庭陶冶和少小努力，成为北方地区极具影响的古玩鉴赏家，他见识广，造诣深，且是一位慷慨仗义、乐善好施、思想活跃的开明人士，在大同回族中很有名望。辛亥革命时期，从宣化到大同和李德懋、宋世杰等人一起参加辛亥大同起义的反清义士李氏父女（回族）遭毒手后，身首异处惨不忍睹。碍于嚣张的反动气焰，许多人怕事不敢近前，而马老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冒死前去为回族遇难者收尸，东拼西凑、跑里跑外，筹得钱项物品，为烈士们料理了后事。此举曾被人们广为传颂。马老的言行，潜移默化地给后代们树立了榜样。
　　民国初年的大同还很封闭，观念陈旧，回族同胞很少有人送子女上学读书，女孩子步入学堂的机会则更少。马玉梅在父兄的主张下，刚满6岁就进入省立三师附小读书，为大同回族女子叩响知识殿堂首开先河，带了好头。在校期间她刻苦用功，学业优秀，连续两次获得跳级（当时的一种学制，凡成绩优异者即可跨过一个或多个年级）的奖励。一时间学校还常以马玉梅的学业成绩来勉励学生上进，彰显学校的教学成就。以至赵戴文、周玳等名家的闺女们（她的同窗）都乐意与她接近，相处笃挚，情同姐妹。
　　民国十四年（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初，素有爱国传统的大同各族各界同胞迅速行动，掀起了古城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帝爱国浪潮，对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给予了有力的支援。那段日子里，只有十二三岁的马玉梅，像哥哥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那样勇敢、担当，常常冒险帮着冲锋在前的哥哥马仲（又名马俊、赵革非、马革非，史书称其为“五四运动冲锋陷阵的马仲”，时任大同学生会主席、山西省立第三师范学生自治会会长、大同各界沪案联合会主席）散传单、贴标语，助阵呐喊，唤醒民众。是年秋，马玉梅以优异成绩考取山西省立第五女子师范新制初师，后又升入中师。在校期间，她与校友牛石梅（郝晋武妻）、鲍月英（华全寿妻）、米芳（李泽妻）、李香莲、米芝（米志，白奇妻）、祁佩贞（金若）、兰玉莲（段悒轩妻）、田宝琳、杨芝兰（沈瑞妻）等10姊妹互结金兰，立志成才，报效祖国。马玉梅常在学校的校刊上发表文章，刊登绘画，编排板报，是校里的高才生和活跃分子。
　　1932年中师毕业后，马玉梅先后在大同实验小学（下寺）、平城小学（太宁观）、西南隅小学（赐福庵）、东南隅小学（马王庙）等多所学校担任高小教师。那时候，经过战乱的大同正处在国民教育低潮。作为当地毕业并献身教育事业的大同第一代女教师，她和同在家乡任教的同学们奋力开拓，辛勤耕耘，把全部精力奉献给大同的教育复兴。同时她作为大同回族中涌现出的第一位女教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各族妇女读书进步。在她的启发和带动下，不少回族妇女陆续走进学堂。
　　马玉梅先生师德高尚，教学有方，她创造性地总结出一套可行的教学法，被所在学校推广应用。馬先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所带毕业班级，连年高比例考升国立、省立学校，受到山西省教育厅马骏（马君图，回族）厅长的表彰。尤在乡村小学任教时，她一人兼任多项学科，语文、数学、史地、音乐、美术、体育齐头并进，深得学生及家长的高评。她还亲自辅导学生们做课件、手工，编写教材、教案，设计并编印生动活泼的寒、暑假期练习册及精美封面。日军侵占大同后，为了避免日机轰炸和日伪军的残害，马玉梅带领学生们辗转郊外沙岺等乡村，因陋就简，因地制宜，辅导孩子们继续完成学业。
　　大同解放后，马玉梅又在大同市女公附小（财神庙）、大同市商业学校、市委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公私合营大同诚兴蛋厂职工学校、市搬运公司职工文化补习学校、市城区西河河村（当时建制）完小任教二十余载。在扫盲教育和普及教育工作中，她曾为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工农干部补习文化知识，成为大同市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敬重的好教师。
　　马先生从教大半生，桃李遍天下。长期在教育战线工作的王运、白尉权、雷存、李溥等，都是马先生的高足。其中胡牧群（抗战初期在沙岺、寺村教过的高才生，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白世镇（曾任大同市清真寺教长，市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伊斯兰协会会长）、王运（大同十一中党委书记）、高延彬（大同群艺馆资深馆员、著名摄影师）等一直与她保持着联系，问寒问暖，师生之间情深谊厚，直到马先生辞世。 在书法和绘画领域，马玉梅均有相当的造诣，她毛笔、钢笔书法兼通，毛笔擅写大楷隶书，笔锋雄厚、苍劲有力，新中国成立后在墙报标语中，经常派上用场。钢笔尤长行草，锋回路转，力透纸背，被称为双手开弓、龙飞凤舞的才女。美术作品则以牡丹、荷、莲、梅等花卉草木见长，尤以刺绣工艺精湛。早年曾多次举办个人刺绣绘画展，其作品在收藏界极为看好。
　　从学生时代起，马玉梅就一直是大同妇女界的代表人士之一，曾一度担任大同县学联会女生部部长。大同光复后，国民党大同当局考虑到马先生在大同知识界、妇女界和回族中的影响及声望，想请马先生出来为其做事，被马先生断然拒绝。事后，又在马先生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暗箱操作，缺席把马先生推举为大同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得知此事后，马先生极为气愤，坚辞不干，因此而得罪了一些权贵，给日后国民党特警队匪徒扣捕马玉梅先生留下了一些说辞。
　　这一期间，马先生还借助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并利用楚（楚溪春，时任太原绥靖公署大同领导组主任、北区作战军总司令）孟（孟祥祉，时任大同领导组副主任、山西省大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二人之间权益相峙的矛盾，倾力帮助学友鲍月英女士等大同12名寡妇伸冤告状，终使日伪时期坑害大同百姓，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王珩（孟祥祉姨表弟）被枪决于大同西门外，为大同民众除了一大祸害，令当地老百姓拍手称快。
　　在血与火的战争岁月里，马玉梅先生的长兄马仲（晋绥地区早期革命活动家，学运、兵运领袖，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初期，曾任晋西北行政公署总会计师、边区最高学府抗战学院干部班讲师、晋绥军区回民司令部主要负责人、中共晋绥分局绥蒙国军工作部部长等职）和二哥马元（晋绥边区公安总局第169号敌工干部），先后投身革命事业，为建立和巩固晋绥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朽功勋。日本投降前夕，中央晋绥分局委派其长兄赵革非代表晋绥分局深入雁门、绥蒙地区，化名马革非、马革、马俊、马克，负责指导城市工作，配合主力部队接收绥远、解放大同。马玉梅曾多方与兄长联系，想方设法为早日解放大同传递信息。解放战争时期，马玉梅曾多次在大同地下党负责同志白奇，以及许剑宝、马启禹、贺三连等同志的护送下投奔解放区，因城门口大同守敌封锁严密，始终未能如愿。
　　1947年腊月，大同国民党当局利用“三自传训”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翌年初，敌特风闻马玉梅的长兄赵革非以及白奇（刘实甫，刘跃宗）同志系参与解放大同的晋绥方面地下党主要负责人，又探听到他们的亲属仍居大同，于是在1948年2月9日（除夕日）午夜，气急败坏地指使其大同特警队爪牙匆匆逮捕了赵革非的胞妹马玉梅和白奇同志的妻姐米芳（烈士李泽的爱人），并立即将她们以共产党嫌疑和八路军亲属，投进了被称作鬼门关的大庙（关帝庙）——太原绥靖公署大同区特种警宪指挥部（简称特警队）监狱。当时，敌人使出老虎凳、辣椒水等各种残忍的手段威逼拷问，要她们提供有关亲人的消息。然马先生面对心狠手辣的敌人宁死不屈，使敌特一无所获。大同解放前夕，解放大军直逼大同城，敌特更加疯狂地迫害革命人士。艰难的岁月，马玉梅白天受酷刑，夜里还要被特警队爪牙勒令抄写材料、刻蜡板、印文件，她机敏果敢地抓住抄写印刷材料的机会，脑过、心记，趁着敌特慌乱，从大同特警队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机密材料、文件信息（内有“城关四隅工作计划”、敌特及家眷名单、特种工作证请领表等），委托被提前保释的米芳同志，设法把文件和材料，秘密转交给其妹夫白奇和马玉梅的大哥。大同解放第二天（1949年5月2日），马玉梅再次携带窃取的敌特重要材料，与米芳相携，亲自交与大同市公安局王一鸣局长、康世安副局长、城区公安局刘忠局长（大同公安局存有交接材料的原始手续）和晋绥方面的苏兴、白奇同志，为有关部门锄奸肃特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54年内蒙古公安机关擒获国民党特警队头目吕科后，呼市法院专程派人到大同感谢马玉梅的革命举动。
　　新中国成立后，马玉梅曾当选为大同市妇女代表和大同市回族代表，她还是中苏友好协会察哈尔省分会雁北总支会最早的会员之一。
　　十年动乱期间，马玉梅先生遭到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心身受到严重摧残。1977年1月市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由于马玉梅一向与街坊邻里间相处融洽而和睦，从1988年起直到老人去世，连续六载被评选为“大同市五星级模范家庭”“大同市十佳文明家庭”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