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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枣阳市博物馆，湖北 枣阳 441200）
【摘要】：关于立庙毁庙研究，近年来，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宗庙的起源、立庙之制和毁庙之制等方面。下面拟将这一时期内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回顾，从而为进一步更好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关键词】：宗庙；立庙；毁庙
引言
宗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在古代，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地方，而且也是王朝世袭统治的象征。近年来，学术界对两汉立庙毁庙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集中于宗庙的起源、立庙之制和毁庙之制等方面。
一、宗庙的产生
在中国古代，宗庙不仅是举行祖先祭祀的场所，而且是王朝世袭统治的象征，在国家祀典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础。两汉时期，在制定立庙毁庙制度时，往往将儒家典籍中记载的周天子宗庙礼制，尊奉为权威依据。由于受现实政治、经济等时代环境的影响以及辩者身份、所持观点的文献来源不同，或者是对引用的相同经典的理解具有歧见等，关于立庙毁庙的论辩达到了高峰。两汉立庙毁庙制度则在儒生研讨经典，逐渐厘清庙制的过程中，顺应时代的潮流不断的发展演变。
二、宗庙立庙研究
立庙是和宗庙制度紧密相关的问题，关于立庙研究，学术界主要围绕宗庙庙数、宗庙的种类、宗庙的设置等问题展开。下面结合相关典型文章对宗庙庙数、宗庙的种类、宗庙的设置三个问题分开进行综述。
（一）宗庙的设置
朱凤瀚先生的《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一文提供了殷商王室宗庙建制问题的四项原则。殷商宗庙设置主要是受亲族成员间亲属关系和宗族内部政治等级关系的制约，和“重近亲硫远亲”的观念、直系继嗣制以及王位继承制度息息相关。刘海文《西周昭穆制度的几个问题》作者一反传统对太庙以下三昭三穆六庙的说法指出天子太庙中设昭穆二室藏先祖（先公）昭穆之挑，以表尊祖；又设烈新二室藏先王昭穆之挑，以表天子之贵。西北大学成舒宇2010年的硕士论文《两汉皇家祭祖考述》第二章《两汉皇家宗庙祭祖考述》，分析了西汉和东汉的宗庙设置情况。文章认为酒汉初期宗庙设置零乱不序昭穆不别尊卑差等。西汉中晚期宗庙有所改制，在此基础上，东汉确立宗庙“七庙”之制，并创建了为后世所效法的“同堂异室”的宗庙制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张书豪的博士论文《西汉郊庙礼制与儒学》第三章《西汉宗庙制度变迁》一文认为宣帝以前的宗庙礼制特点是陵旁立庙、生前作庙和郡国设庙。
（二）宗庙的种类
朱凤瀚先生的《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认为商王室宗庙种类包括先王（附先批、母）的宗庙和高祖先公的宗庙。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一书在第六章《商周时代的庙制》分析了卜辞中商代的宗庙建筑及其名称与分类。同时指出：周代则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宗庙当议》探讨了西汉一朝宗庙的种类从为西汉一朝的宗庙大致分为：帝庙、皇庙和后庙三类。郭善兵《西汉元年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一文根据设置地点的不同，把西汉初、中期的皇帝宗庙分为京庙、陵庙和郡国庙三类。郭善兵《学与制：儒家经学与西汉国家礼制之关系-一以西汉皇帝宗庙礼制为考察中心》在上文的基础上指出：西汉宗庙包括京庙、陵庙、原庙和郡国庙四种类型。
（三）宗庙庙数
宗庙庙数之制能够反映出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一些重要发展和深刻变革。近年来庆于庙数尤其是商周时期的庙数成为研究的热点。刘盼遂《甲骨文殷商庙制微》坚持郑玄主张的商实行天子“六庙”制。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认为殷商时期“遍祀先公先王”，即实行“多庙制”但是周代天子实行“七庙”制。台湾学者金祥桓先生《卜辞中所见殷商宗庙及殷祭考》通过对甲骨史料的分析得出了在殷商时期庙制问题尚无定数的结论。丁山《中国古代宗教與神话考》结合考古发现的彝器铭文从为西周时厌子宗庙庙数并不确定，周代天子皆有宗庙。王贵民《商周庙制新考》肯定了商周庙制五庙说的存在意义。王柏中和杨晓明的《论汉代国家宗庙设置的特点》认为西汉宗庙的设置是每个皇帝过世都各有其庙。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宗庙当议》认为西汉一朝庙制可概括为每位皇帝均有专庙，不止于七。郭善兵《东汉皇帝宗庙礼制考论》认为，东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中后期七庙制度。东汉末年皇帝宗庙庙数为十一庙。
三、宗庙毁庙研究
毁庙是和立庙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从立庙之制来看，如果天子、诸侯及大夫的庙数是固定不变的但随着世次的变化，天子、诸侯一代代地更迭死亡在宗庙数量有限，先君亡灵增多的情况下殷庙之制应运而生。下面主要从“何时产生毁庙做法、毁庙在历史上有什么变化、毁庙的理由”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毁庙的产生
学术界大部分认同殷商时期没有毁庙制度的说法。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朱凤瀚先生《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均认为商代并没有实行后儒所谓毁庙制度。刘正《殷代金文中的庙制问题》也认为殷代没有毁庙制度，并且尚无昭穆制度。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认为殷代无毁庙制度，而周代开始存在毁庙之制。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陈筱芳《周代庙制异议》认为周代天子宗庙世世不毁，不存在毁庙制度。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认为毁庙之制产生于周代。
（二）毁庙的变化
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认为周代采取的是对久远的亲属亡灵逐渐淘汰的方法。即在毁庙后没有直接进入祖庙而是先入挑庙过渡一下，以示亲亲不绝之情，然后再由挑庙进入祖庙。刘正《金文庙制研究》指出毁庙制度有两种-，种是基于迁庙制度角度上的毁庙行为。另一种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侮辱。郭善兵《东汉皇帝宗庙礼制考论》认为，东汉初期实行的宗庙毁庙之制与以往传统制度并不相符。它所指的迁毁之庙并不是指立即迁毁，而是指取消其庙号，将其列为随亲尽而迁毁的宗庙亲未尽时不毁。
（三）毁庙的理由
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认为周代所祀宗庙数量有限，而先君亡灵无限增多，因此采取对久远的亲属亡灵逐渐淘汰的方法。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宗庙当议》认为元、成以后，宗庙数量越来越多，其供奉、祭祀活动成为西汉王朝的一项沉重财政负担。因此酒汉王朝开始毁弃一些不合礼仪的宗庙。王允亮《西汉庙制之争考论》认为酒汉初期郡国京师并建祖宗之庙且宗庙异处祭祀混乱，至元帝时开始毁庙制度整合。而毁庙的争议主要取决于宗法制亲亲原则和帝国政治需要（即宗统和君统）之间的平衡。郭善兵《西汉元年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认为，毁庙是紧紧围绕着宗法“亲尽”原则和君统排列的皇帝宗廟系统两个方面进行迭毁。郭善兵《学与制：儒家经学与西汉国家礼制之关系-一以西汉皇帝宗庙礼制为考察中心》认为元帝时期实行毁弃郡国庙和实行皇帝宗庙毁庙礼制为内容的改革除了汉元帝“柔仁好儒”性格使然这一偶然因素外实与自汉高祖以来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逐渐确立，昭、宣、元帝三朝政治矛盾、国家财政困窘与社会危机的日渐激化等因素，存在着必然联系。
结束语
学术界对宗庙立毁的研究在不断的扩展和深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当前先秦两汉立庙毁庙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庄要表现为：（1）和其他学术领域相比，由于关于古代宗庙制度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难度比较大、不易有突破性成果的分支字者对于立庙毁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还不够重视使得很多人不能充分认识宗庙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2）研究立庙毁庙时大都只是立足于宗庙庙数、祭祀仪节、乐舞演奏等制度本身对于宗庙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研究很少。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摘要】：关于立庙毁庙研究，近年来，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宗庙的起源、立庙之制和毁庙之制等方面。下面拟将这一时期内的研究成果作一简要回顾，从而为进一步更好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
【关键词】：宗庙；立庙；毁庙
引言
宗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在古代，宗庙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地方，而且也是王朝世袭统治的象征。近年来，学术界对两汉立庙毁庙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集中于宗庙的起源、立庙之制和毁庙之制等方面。
一、宗庙的产生
在中国古代，宗庙不仅是举行祖先祭祀的场所，而且是王朝世袭统治的象征，在国家祀典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础。两汉时期，在制定立庙毁庙制度时，往往将儒家典籍中记载的周天子宗庙礼制，尊奉为权威依据。由于受现实政治、经济等时代环境的影响以及辩者身份、所持观点的文献来源不同，或者是对引用的相同经典的理解具有歧见等，关于立庙毁庙的论辩达到了高峰。两汉立庙毁庙制度则在儒生研讨经典，逐渐厘清庙制的过程中，顺应时代的潮流不断的发展演变。
二、宗庙立庙研究
立庙是和宗庙制度紧密相关的问题，关于立庙研究，学术界主要围绕宗庙庙数、宗庙的种类、宗庙的设置等问题展开。下面结合相关典型文章对宗庙庙数、宗庙的种类、宗庙的设置三个问题分开进行综述。
（一）宗庙的设置
朱凤瀚先生的《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一文提供了殷商王室宗庙建制问题的四项原则。殷商宗庙设置主要是受亲族成员间亲属关系和宗族内部政治等级关系的制约，和“重近亲硫远亲”的观念、直系继嗣制以及王位继承制度息息相关。刘海文《西周昭穆制度的几个问题》作者一反传统对太庙以下三昭三穆六庙的说法指出天子太庙中设昭穆二室藏先祖（先公）昭穆之挑，以表尊祖；又设烈新二室藏先王昭穆之挑，以表天子之贵。西北大学成舒宇2010年的硕士论文《两汉皇家祭祖考述》第二章《两汉皇家宗庙祭祖考述》，分析了西汉和东汉的宗庙设置情况。文章认为酒汉初期宗庙设置零乱不序昭穆不别尊卑差等。西汉中晚期宗庙有所改制，在此基础上，东汉确立宗庙“七庙”之制，并创建了为后世所效法的“同堂异室”的宗庙制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张书豪的博士论文《西汉郊庙礼制与儒学》第三章《西汉宗庙制度变迁》一文认为宣帝以前的宗庙礼制特点是陵旁立庙、生前作庙和郡国设庙。
（二）宗庙的种类
朱凤瀚先生的《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认为商王室宗庙种类包括先王（附先批、母）的宗庙和高祖先公的宗庙。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一书在第六章《商周时代的庙制》分析了卜辞中商代的宗庙建筑及其名称与分类。同时指出：周代则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宗庙当议》探讨了西汉一朝宗庙的种类从为西汉一朝的宗庙大致分为：帝庙、皇庙和后庙三类。郭善兵《西汉元年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一文根据设置地点的不同，把西汉初、中期的皇帝宗庙分为京庙、陵庙和郡国庙三类。郭善兵《学与制：儒家经学与西汉国家礼制之关系-一以西汉皇帝宗庙礼制为考察中心》在上文的基础上指出：西汉宗庙包括京庙、陵庙、原庙和郡国庙四种类型。
（三）宗庙庙数
宗庙庙数之制能够反映出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一些重要发展和深刻变革。近年来庆于庙数尤其是商周时期的庙数成为研究的热点。刘盼遂《甲骨文殷商庙制微》坚持郑玄主张的商实行天子“六庙”制。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认为殷商时期“遍祀先公先王”，即实行“多庙制”但是周代天子实行“七庙”制。台湾学者金祥桓先生《卜辞中所见殷商宗庙及殷祭考》通过对甲骨史料的分析得出了在殷商时期庙制问题尚无定数的结论。丁山《中国古代宗教與神话考》结合考古发现的彝器铭文从为西周时厌子宗庙庙数并不确定，周代天子皆有宗庙。王贵民《商周庙制新考》肯定了商周庙制五庙说的存在意义。王柏中和杨晓明的《论汉代国家宗庙设置的特点》认为西汉宗庙的设置是每个皇帝过世都各有其庙。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宗庙当议》认为西汉一朝庙制可概括为每位皇帝均有专庙，不止于七。郭善兵《东汉皇帝宗庙礼制考论》认为，东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中后期七庙制度。东汉末年皇帝宗庙庙数为十一庙。
三、宗庙毁庙研究
毁庙是和立庙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从立庙之制来看，如果天子、诸侯及大夫的庙数是固定不变的但随着世次的变化，天子、诸侯一代代地更迭死亡在宗庙数量有限，先君亡灵增多的情况下殷庙之制应运而生。下面主要从“何时产生毁庙做法、毁庙在历史上有什么变化、毁庙的理由”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毁庙的产生
学术界大部分认同殷商时期没有毁庙制度的说法。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朱凤瀚先生《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均认为商代并没有实行后儒所谓毁庙制度。刘正《殷代金文中的庙制问题》也认为殷代没有毁庙制度，并且尚无昭穆制度。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认为殷代无毁庙制度，而周代开始存在毁庙之制。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陈筱芳《周代庙制异议》认为周代天子宗庙世世不毁，不存在毁庙制度。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认为毁庙之制产生于周代。
（二）毁庙的变化
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认为周代采取的是对久远的亲属亡灵逐渐淘汰的方法。即在毁庙后没有直接进入祖庙而是先入挑庙过渡一下，以示亲亲不绝之情，然后再由挑庙进入祖庙。刘正《金文庙制研究》指出毁庙制度有两种-，种是基于迁庙制度角度上的毁庙行为。另一种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侮辱。郭善兵《东汉皇帝宗庙礼制考论》认为，东汉初期实行的宗庙毁庙之制与以往传统制度并不相符。它所指的迁毁之庙并不是指立即迁毁，而是指取消其庙号，将其列为随亲尽而迁毁的宗庙亲未尽时不毁。
（三）毁庙的理由
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认为周代所祀宗庙数量有限，而先君亡灵无限增多，因此采取对久远的亲属亡灵逐渐淘汰的方法。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宗庙当议》认为元、成以后，宗庙数量越来越多，其供奉、祭祀活动成为西汉王朝的一项沉重财政负担。因此酒汉王朝开始毁弃一些不合礼仪的宗庙。王允亮《西汉庙制之争考论》认为酒汉初期郡国京师并建祖宗之庙且宗庙异处祭祀混乱，至元帝时开始毁庙制度整合。而毁庙的争议主要取决于宗法制亲亲原则和帝国政治需要（即宗统和君统）之间的平衡。郭善兵《西汉元年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认为，毁庙是紧紧围绕着宗法“亲尽”原则和君统排列的皇帝宗廟系统两个方面进行迭毁。郭善兵《学与制：儒家经学与西汉国家礼制之关系-一以西汉皇帝宗庙礼制为考察中心》认为元帝时期实行毁弃郡国庙和实行皇帝宗庙毁庙礼制为内容的改革除了汉元帝“柔仁好儒”性格使然这一偶然因素外实与自汉高祖以来儒家思想主导地位的逐渐确立，昭、宣、元帝三朝政治矛盾、国家财政困窘与社会危机的日渐激化等因素，存在着必然联系。
结束语
学术界对宗庙立毁的研究在不断的扩展和深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当前先秦两汉立庙毁庙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庄要表现为：（1）和其他学术领域相比，由于关于古代宗庙制度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难度比较大、不易有突破性成果的分支字者对于立庙毁庙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还不够重视使得很多人不能充分认识宗庙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2）研究立庙毁庙时大都只是立足于宗庙庙数、祭祀仪节、乐舞演奏等制度本身对于宗庙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研究很少。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傅亚庶.中国上古祭祀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