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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中美苏“战略三角”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止于1991年苏联解体。此间近20年中，邓小平认真分析了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态势的变化，科学评估中国在“大三角”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适时调整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历史转折前后的“战略三角”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虽然中美在一些领域展开了合作，但双方合作的基础很不牢固，到1975年，中美关系陷入踟蹰不前的境地。但是，随着美国和苏联国力的消长，愈来愈呈现出一种“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这使美苏各自的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分野：处“守”势的美国认为，为了扭转在与苏联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局面，需要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处“攻”势的苏联则继续其以往的对华政策，一面继续向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强大压力，一面竭力防止中美结成反苏的战略联盟。
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新动向。在他看来，随着美苏争夺加剧，美国为平衡其全球利益，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而这种调整，是美国现实的战略需要，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存在着向前继续发展以至最终建交的历史机遇。对正承受着苏联巨大压力、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邓小平在对美外交上明确提出了“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的指导思想，并为此进行了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抓住美国奉行对苏“缓和”却出现不利的被动局面，向美方反复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战略利益上是有共同点的。另一方面，在对美外交中，在强调“不要错过机会”的同时，邓小平牢牢抓住“斗争”的一手，以斗争促合作。
经过努力，1978年7月中美建交谈判启动。六个月后，中美正式建交。这意味着，虽然在台湾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妨碍中美两国在反对苏联扩张这一共同战略利益上取得共识，并寻求合作。
然而，“战略三角”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中美即便能够“联手抗苏”，双方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能消除。建交后不久，围绕着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中美之间便爆发了严重的外交争端。
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访美之后他就明确提出：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有必要调整“大三角”中的中苏关系，以便造成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苏谈判于1979年10月正式开始。然而，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较大，六次正式会谈均未能取得共识。不久，随着苏联出兵阿富汗，中国随即宣布中断谈判。可见，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战略三角”的力量评估，邓小平认为，在中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中美矛盾虽然有所升级，但仍然小于中苏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美苏矛盾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对苏外交要短暂地服从于对美外交。
美苏攻守形势逆转中的“危”与“机”
进入20世纪 80年代以后，美苏争夺加剧，而且美苏争霸的态势也于同期经历着逆转。在此背景下，在“战略三角”中力量较弱的中国一方，“危”与“机”并存。
以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为转折，美国对苏政策日趋强硬。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美国重新夺回其优势地位和戰略主动。面对美国的强硬政策，苏联一开始毫不示弱，以硬对硬。但是，由于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领导人的频繁变更等原因，苏联虽然仍倾其全力同美国争夺霸权，但其扩张势头已渐成强弩之末。在这种背景下，为挽回战略颓势，苏联开始不断调适它在“战略三角”中的地位，并为此不断释放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
就在中苏关系改善出现重大历史机遇的同时，中美关系却迭起波澜。随着对苏优势的重新确立，一些美国人开始冀图挟持中国的对苏立场，且幻想能“逼迫”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对美让步。
对“战略三角”出现的这些新动态，特别是对美苏攻守形势逆转中所蕴含的“危”与“机”，邓小平看得十分深刻。他指出：“对外政策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看待三个世界的划分、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这三个问题，需要好好议一议。”他强调，中国不会高估自己的价值，也不会低估自己的价值，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不是无足轻重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渐趋白热化，特别是随着美苏攻守形势的渐次逆转，为防止“战略三角”出现失衡，邓小平开始更多地从中国外交战略全局、国家根本利益以及中苏关系的历史渊源去重新估量中苏关系。当然，表现在行动上，这种“估量”在起初仍旧显得比较谨慎。就此，他曾一再表示：“现在不存在中国和苏联合作的问题。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个格局不要变。”
但是，进入1982年以后，这种情况为之一变。1982年3月24日，正当中美双方围绕台湾问题矛盾急剧升级之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却在中亚传递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的明确信号。于是，邓小平果断加快了调整对苏关系的步伐。
在一系列外交举措的有力推动下，8月10日外交部派员去莫斯科向苏方口头转达了中国将认真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立场和条件。10天之后，苏方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至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得以开启。此时，距党的十二大召开还有10天。
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开创
正常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对“战略三角”，也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美、对苏外交的实践证明，中国可以通过执行合理的对外政策，并充分利用“战略三角”的基本属性和相互之间的复杂博弈，同时与当时尚处于冷战对峙状态的两个超级大国保持比较缓和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和党中央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作出了重要调整。
首先，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的外交经验，从根本上讲，涉及到这样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同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所领导的两个阵营的关系。围绕这两个问题，十二大在对外政策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在十二大上，邓小平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这就明确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指明了外交政策调整的方向。
其次，十二大之后，立足于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中国适时调整了“一条线”战略，果断抛弃了“以苏划线”和“以美划线”的倾向，并纠正了单纯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论亲疏远近的偏向，进而确立了不与任何大国结盟、不参加任何集团的“不结盟”的对外政策。
此外，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苏关系由对抗转向缓和，国际形势亦趋向缓和，“战略三角”的重要性随之大大下降。在此背景下，通过对“战略三角”和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邓小平逐步对两个关系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并更为强调独立自主，提出实现“真正的不结盟”。
此后，在稳步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中国全面改善和发展了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于1989年同苏联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老年生活报》2016.12.14、《党的文献》2014年06期等）
历史转折前后的“战略三角”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虽然中美在一些领域展开了合作，但双方合作的基础很不牢固，到1975年，中美关系陷入踟蹰不前的境地。但是，随着美国和苏联国力的消长，愈来愈呈现出一种“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这使美苏各自的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分野：处“守”势的美国认为，为了扭转在与苏联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局面，需要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处“攻”势的苏联则继续其以往的对华政策，一面继续向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强大压力，一面竭力防止中美结成反苏的战略联盟。
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新动向。在他看来，随着美苏争夺加剧，美国为平衡其全球利益，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而这种调整，是美国现实的战略需要，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存在着向前继续发展以至最终建交的历史机遇。对正承受着苏联巨大压力、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邓小平在对美外交上明确提出了“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的指导思想，并为此进行了两方面努力。一方面，抓住美国奉行对苏“缓和”却出现不利的被动局面，向美方反复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战略利益上是有共同点的。另一方面，在对美外交中，在强调“不要错过机会”的同时，邓小平牢牢抓住“斗争”的一手，以斗争促合作。
经过努力，1978年7月中美建交谈判启动。六个月后，中美正式建交。这意味着，虽然在台湾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妨碍中美两国在反对苏联扩张这一共同战略利益上取得共识，并寻求合作。
然而，“战略三角”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中美即便能够“联手抗苏”，双方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能消除。建交后不久，围绕着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中美之间便爆发了严重的外交争端。
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访美之后他就明确提出：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有必要调整“大三角”中的中苏关系，以便造成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苏谈判于1979年10月正式开始。然而，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较大，六次正式会谈均未能取得共识。不久，随着苏联出兵阿富汗，中国随即宣布中断谈判。可见，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战略三角”的力量评估，邓小平认为，在中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中美矛盾虽然有所升级，但仍然小于中苏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美苏矛盾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对苏外交要短暂地服从于对美外交。
美苏攻守形势逆转中的“危”与“机”
进入20世纪 80年代以后，美苏争夺加剧，而且美苏争霸的态势也于同期经历着逆转。在此背景下，在“战略三角”中力量较弱的中国一方，“危”与“机”并存。
以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为转折，美国对苏政策日趋强硬。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美国重新夺回其优势地位和戰略主动。面对美国的强硬政策，苏联一开始毫不示弱，以硬对硬。但是，由于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领导人的频繁变更等原因，苏联虽然仍倾其全力同美国争夺霸权，但其扩张势头已渐成强弩之末。在这种背景下，为挽回战略颓势，苏联开始不断调适它在“战略三角”中的地位，并为此不断释放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
就在中苏关系改善出现重大历史机遇的同时，中美关系却迭起波澜。随着对苏优势的重新确立，一些美国人开始冀图挟持中国的对苏立场，且幻想能“逼迫”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对美让步。
对“战略三角”出现的这些新动态，特别是对美苏攻守形势逆转中所蕴含的“危”与“机”，邓小平看得十分深刻。他指出：“对外政策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看待三个世界的划分、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这三个问题，需要好好议一议。”他强调，中国不会高估自己的价值，也不会低估自己的价值，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不是无足轻重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渐趋白热化，特别是随着美苏攻守形势的渐次逆转，为防止“战略三角”出现失衡，邓小平开始更多地从中国外交战略全局、国家根本利益以及中苏关系的历史渊源去重新估量中苏关系。当然，表现在行动上，这种“估量”在起初仍旧显得比较谨慎。就此，他曾一再表示：“现在不存在中国和苏联合作的问题。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个格局不要变。”
但是，进入1982年以后，这种情况为之一变。1982年3月24日，正当中美双方围绕台湾问题矛盾急剧升级之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却在中亚传递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的明确信号。于是，邓小平果断加快了调整对苏关系的步伐。
在一系列外交举措的有力推动下，8月10日外交部派员去莫斯科向苏方口头转达了中国将认真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立场和条件。10天之后，苏方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至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得以开启。此时，距党的十二大召开还有10天。
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开创
正常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对“战略三角”，也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美、对苏外交的实践证明，中国可以通过执行合理的对外政策，并充分利用“战略三角”的基本属性和相互之间的复杂博弈，同时与当时尚处于冷战对峙状态的两个超级大国保持比较缓和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和党中央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作出了重要调整。
首先，总结新中国成立30多年的外交经验，从根本上讲，涉及到这样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同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所领导的两个阵营的关系。围绕这两个问题，十二大在对外政策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在十二大上，邓小平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这就明确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指明了外交政策调整的方向。
其次，十二大之后，立足于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中国适时调整了“一条线”战略，果断抛弃了“以苏划线”和“以美划线”的倾向，并纠正了单纯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论亲疏远近的偏向，进而确立了不与任何大国结盟、不参加任何集团的“不结盟”的对外政策。
此外，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苏关系由对抗转向缓和，国际形势亦趋向缓和，“战略三角”的重要性随之大大下降。在此背景下，通过对“战略三角”和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邓小平逐步对两个关系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并更为强调独立自主，提出实现“真正的不结盟”。
此后，在稳步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中国全面改善和发展了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于1989年同苏联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老年生活报》2016.12.14、《党的文献》2014年06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