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芳华》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文工团慰问演出，跳A角儿的卓玛不巧摔伤了腿，团长心急火燎地找到在服装组打杂的何小萍，奉上了一个难得的演出机会。让团长吃惊的是，这个曾一心想上舞台的丫头一反常态，推说有病，上口拒绝。团里请来了军医，一检查，结果出人意料：小萍居然调换了体温计，制造了高烧假象。
　　团长满脸诧异，政委却淡然自若，吩咐军医和团长守口如瓶。演出当天，政委带着身着表演服的小萍走上舞台，向全军战士讲述了小萍带病跳舞，用实际行动向战士们学习的事，全场沸腾。在震耳欲聋的“向何小萍同志学习！”“向文工团战友致敬！”的口号声中，存心装病的小萍情不自禁地行着军礼，眼神里满是愧疚、激动。
　　看到这里，作为一名教师，我陷入了沉思。假如置身同等情境，面对同等对象，处理同等事件，我们会怎么办呢？我想我们可能会毫不留情地揭开真相，给这个不可理喻的孩子扣上不热爱班集体、自由散漫、不诚实的帽子，一直到这个孩子低头认错。电影中的这段情节让我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和影片中的政委相比，我们有时候是不是过于性急了呢？
　　我们需要谨记“他”是个特殊的孩子。政委当然知道，小萍是个特殊的孩子。童年时的她，承受了家庭的破碎、父亲的远去、母亲的冷淡和同龄人的鄙视；成人后的她，又要面对室友的排挤和舞伴的嫌厌。她是那样敏感而细腻，孤独而倔强，自卑又自尊，脆弱又坚强。正是因为谨记小萍是个有特殊经历的特殊的女孩儿，即使她骗人，政委也在心中给她留了一份特别的同情与呵护。而我们中的不少人，却常常忽略了“他”是个特殊的孩子这个事实。中职的孩子，几乎都是有特殊经历的孩子。“他”可能来自离异家庭，在没有爸爸或妈妈的世界里长大；“他”可能来自失教家庭，父母文化程度不高，整日里忙于生计，无暇管教；“他”可能因为交友不慎，沉迷于网络游戏而不可自拔。他们早熟又脆弱，敏感而自卑。当我们面对他们这样一株株小花时，不能只指责枯萎的花瓣，只抱怨生长的滞后，更需要关注他们生长的特殊环境，给他们多一点关怀、理解和呵护。
　　我们需要读懂“他这样做”的特殊原因。政委当然知道，小萍为什么要装病。曾经给她温暖和关爱的刘峰，曾经被誉为“活雷锋”的刘峰，蒙冤被罚，而文工团上下竟无一人为他说一句公正话。面对这个集体，小萍无力指责，只能选择沉默和远离。正是因为读懂了小萍“欺骗”的原因，读懂了这个女孩儿内心的倔强和对抗，政委才能做到不动声色、镇定从容，才会容忍她的装病。而我们中的不少人，在面对特殊学生的特殊事件时，在面对他们的一次次出格的犯浑时，几乎都是从经验累积的“第一念头”出发，在没有冷静认真地探究其行为前因时，就匆匆定性。屡次迟到，一定是懒惰作祟，拖拖拉拉；无故旷课，一定是自由懒散，不爱学习；早恋，一定是心变野了，追求新奇；顶撞老师，一定是恶意找茬，寻衅滋事。这样的“第一念头”下，我们愤怒、呵斥、指责、批评、说教，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可能会变成海市蜃楼，我们的教育很可能会变成低效甚至无效教育。我们需要的是平心静气，冷静、理性地检查、诊断，用心、用爱去读懂孩子的世界和心灵。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给他们真正的引导和帮助。
　　我们需要寻觅教育“他”的特殊办法。试想一下，如果政委直接说破真相，小萍可能会由些许的难堪转变为破罐子破摔。大肆的批评和娓娓的说教对这个性格倔强的女孩来说，换来的也许是更长久的沉默。政委没有这么做，他选择的是更高明的办法。他装傻装笨，假定小萍的生病是真实的，把小萍推到了“带病坚持表演”的高境界层面；他出其不意，不但没有给小萍意料之中的批评、说教，反而给了她一个高之又高的赞美；他另辟蹊径，把装病的事抛开不提，用一段激情洋溢的话使小萍明白了对演员而言“戏大于天”“观众高于一切”的道理。而我们中的不少人，在面对中职校园的棘手问题时，却总是认真又执着地抡着熟悉的几板斧——批评、谈心、找家长。殊不知，学生们经历了家庭、幼儿园、小学、初中的教育之后，对于老师的这一套，早已是“百毒不侵”了。面对老师的指责，他們都会非常娴熟地认错、请家长，写保证书，然后心安理得地再次犯错。我们应该像政委一样，跳出自己的思维定势，给学生一点儿意想不到的东西。他认为自己会得到批评，而你给了他一个表扬，不但不会让他的尾巴翘起来，反而会引发他的反思和领悟；他认为自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表扬，而你却给了他一个不疼不痒的无视，不但不会让他失落，反而会在你的启示下明白胜而不骄的道理。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身为师者的我们，如果能像政委一样，在一些特殊孩子犯下的特殊事件中，多一点慈悲，多一点智慧，学着装傻，给孩子们一份宽容；学着赞美，给孩子们一分感动；学着创新，给孩子们一个自我教育的机会，我想，中职学校的孩子们一定也会开出美丽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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