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我14岁，日本还没投降的时候，我在南通女子师范初中三年级读书，学校里有不少地下党。我家里有一个房客，叫黄政，是地下党武工队队长，他的公开身份是商人。
　　日本人占领南通的那几年，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大量罪行，深深地感到了做亡国奴的屈辱与痛苦。加之在黄政的影响下，我想离开南通，投奔新四军。
　　我还动员了一个15岁的同学参军。经黄政介绍，我们连夜出发，经过一个又一个交通站，在各站交通员的帮助下，我们到达如东掘港，见到了一专署专员梁灵光。梁专员看到我们说：“你们还这么小，吃得了这个苦啊？”见他想动员我们回家，我说：“我们出来就是为了打鬼子，我们不回家。”后来，梁专员终于被说服了，把我们介绍到一专署文工团。文工团常到外地演出，并做宣传活动。
　　一年多以后，因为战争需要，部队要培训医务人员，我到苏中军区卫生部办的第一期卫生学校，接受了大约半年的培训。在卫校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课，大家坐在背包上面，把膝盖当作桌子。突然，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来轰炸，他们误认为这里是苏中军区司令部的驻地。一瞬间，我们的住房、物资都被炸毁了。好在大家反应迅速，隐蔽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卫校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第十一纵队卫生部野战医院，到前线救护伤病员。在这期间遇到过几次危险。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47年，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照顾病号，但是附近没有我们的武装部队，突然遭到了国民党部队的袭击，而且还有敌机轰炸。情况紧急，我们只能把重伤员就近安置隐蔽在田野里，帮助轻伤员撤离到山上。如果不是行动迅速，真要全军覆没了。由于我们处置正确果断，没有一名伤病员遇险。事后，我们受到了纵队卫生部的表扬。新中国成立后，我转到地方从事医务工作。
　　早在一专署文工团时，我认识了彭黎明同志。之后，我们同在一个部队，淮海战役时，他在华野十一纵（二十九军的前身）八十六师二五八团任宣传股长。后来二十九军整编到空军，我在政治部工作。这一时期，我们确定了夫妻关系，之后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60多年。
　　（魏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