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秦音乐距今有两千多年。历史学上，先秦是指中国君主集权体制——秦朝形成之前的时间阶段，包含上古时期，以及夏、商、周等王朝。黄翔鹏在《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音乐史论之一》（１９９０）一文中，试图归纳先秦音乐特征，认为先秦时代的音乐，为“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并与“以歌舞大曲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以及“以戏曲音乐为代表的近世俗乐阶段”相区隔。①
由于时间的久远性，对一个同在今天我们所住的这块土地上，但时间如此遥远的阶段，我国音乐史学者对其已经进行了怎样的研究？我们对它的了解是否因此更加的深入？还有怎样的研究课题，能让我们对于先秦音乐有更多的认识？
研究范围与方法
音乐史教科书所呈现的，是被广泛承认的研究成果；期刊杂志的先秦音乐文章呈现，则为学术界研究的尝试、偏好与普遍兴趣。因此本论文将首先从此二部分切入，观看先秦音乐的既有研究成果与倾向。其次对于学界近年来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所观察到的发展方向，在此特别关注先秦音乐部分，进行探讨。最后将提出目前为止仍存在的问题性，以及可以尝试的研究新视角。
一、既有内容
（一）教科书中的内容组成
翻开《中央音乐学院２０１１年博士研究生报考指南》，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相关的通史著作，②包含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１９８１）；刘再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修订版，２００６）以及秦序的《中国音乐通史简明教程》（２００１）。针对这些文献，本论文将从其目次部分切入，进行分析与归纳。
目次所呈现的段落主要内容陈述部分，三份文献都包含了音乐相关神话、音乐考古、文学作品与音乐的关系、音乐文化生活、乐律、音乐美学，以及先秦较为特殊的课题：礼乐等内容。刘再生更加入特别阐述歌唱与乐器的相关人物及事件段落。三者除了叙述表达方式的差异，内容比例上仅仅有细微的出入。
纵观杨荫浏的著作，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但在考古出土文物仍相对缺乏的年代，在其先秦音乐部分，杨荫浏主要透过大量文献中，音乐内容的截取分析，拼凑当时音乐文化生活样貌。③相较于杨荫浏的内容，２００６年修订再版的刘再生著作，除了承续杨荫浏的音乐文化拼图，许多近期考古资料的应用，为其书中的先秦音乐文化内容，寻得更多依据。但以３１个不同主题，延伸“上古时期”的第二层次内容，缺乏对于此历史阶段大量知识的归纳统整，使得目录一览，相对显得较为庞杂。④至于秦序的著作，⑤在整体内容上，虽然因为其书属于简明教程，内容显得较为浓缩，但依然可见作者投注了更多的心力于中西音乐起源的神话，以及西方学者对于音乐起源的研究成果上。
除了通史性内容中的先秦音乐部分，１９９４年李纯一所出版的《先秦音乐史》⑥，内容完全集中于先秦这个阶段，亦受到学界的推崇。⑦李纯一的书中，将考古出土文物及相关的测音数据放在全书的中心地位，而借助文献中记载的音乐]唱与]奏相关人物事迹之刻画，也为先秦音乐生活画面，增加了更多的拼图。
（二）传统偏爱的研究课题
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内八千二百多种重要期刊。如果针对其中１９９４—２０１１年的文章，键入关键字“先秦音乐”，总共出现２９８篇资料。⑧依照标题所提示的最主要陈述内容，可往下再细分成探讨音乐思想与审美观的“美学”内容；主要为《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探讨的“文学”内容；包含音乐生活、教育、人物等等的“文化”内容；先秦特殊课题的“礼乐”内容以及“心理学”、“歌唱（歌词）”、“考古”、“乐律及曲式”、“乐器”、“其他”等主题。粗略统计各种主题数目为：美学１２７篇、文学２３篇、文化５３篇、礼乐８篇、心理学４篇、歌唱（歌词）１０篇、考古１３篇、乐律及曲式５篇、乐器２４篇、其他３１篇。
统计数字显示出国人对于美学课题的偏爱。在先秦音乐的研究内容中，有约４２％与美学相关，与名列第二大类的文化相关主题，在此仅占１８％，可说相差悬殊。即使将文学、礼乐、心理学、歌唱等内容，一并广义解释为文化内容，其与“文化”内容的５３篇相加总和共９８篇，在数量上仍无法超越探讨先秦音乐思想与审美等美学内容的１２７篇。
除了美学偏好以外，统计数据所透露的讯息，还有因为传统上，许多这个阶段的音乐研究课题，并未建立“先秦音乐”这个关键词。“先秦音乐”是一个以文化观点看待音乐的关键词，在这样的关键词下，音乐不仅是一个时间阶段，不仅是一件音乐成品——例如一首诗经歌谣或一件出土乐器——更是一个流动的，包含音乐创作、展]与欣赏层次的概念名词。先秦音乐研究课题中，许多并未利用“先秦音乐”作为其寻找的关键词——例如音乐神话或者音乐考古，二者更多与文学（神话）及物质性（考古）相结合——显示这些主题，较少被利用为架构先秦文化样貌的素材。
（三）近年研究面向的扩大
２１世纪初期，中国音乐史学界，掀起了一阵重写中国音乐史的辩论，由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批评所引发的省思，也带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把关注点放在摆脱“哑巴音乐史”，重启音响考察思路，由曲调考证切入的写作内容；文献与考古上的新发现；以及对于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反思。⑨此外，中国古代音乐史内容中，对于虽然仅占中国总人口数５．４％，居住面积却占中国总面积５０％—６０％的５５个少数民族的关注，远远不够，{10}揭示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努力的另一个方向。
２００５年秦序发表了对于２０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面向范围的文章{11}。文中提及了Ａ．通史性论著；Ｂ．音乐史学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包括文献、音响及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古代音乐文献的考订、整理与打印／出版普及性文献注释本；Ｃ．专题、断代研究，包括谱的解译研究／音乐考古研究／地方、边疆及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中外音乐交流史研究／其他专题专史研究等课题。
２００８年郑祖襄探讨了近十年内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现况{12}，归理出四个研究方向与问题，分别为：Ａ．学科领域进一步拓展，各个研究分支相对独立。例如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制度研究、音乐史学史的分支，渐趋明显。其中例如考古学对于青铜乐器的研究，从双音甬钟深入到钮钟、编铙、镈钟等；音乐文献学则从一种文献，扩大到对于一部史书乐志的研究；Ｂ．学术队伍新老更替，学术研究此消彼长；Ｃ．文化的研究形成热潮，艺术的研究趋向冷落。此段落，郑祖襄看到了许多架构音乐文化面向的研究，但对于音乐本体的研究，则渐趋减少；Ｄ．学术综述仍需提高，科学精神更待发扬。 ２０１１年王安潮亦试图归纳１９９０年代开始，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的扩展面向，提出了Ａ．乐器研究；Ｂ．宫廷音乐与仪式音乐研究；Ｃ．曲调考；Ｄ．文人音乐和历史人物研究；Ｅ．口述史与妓乐史研究；Ｆ．音乐起源新论；Ｇ．传统音乐名词考；Ｈ．专题史研究等八个近二十年来的热门研究课题。承接２００５年秦序所提出的研究面向，王安潮的归纳显示，其中除了一些在传统文字与乐谱文献的扩张下，出现更深入而多样的课题（例如Ｂ、Ｄ、Ｅ、Ｇ、Ｈ），大量考古文物的发现，推动了Ａ、Ｆ、Ｇ、Ｈ等项目的蓬勃发展。{13}
总结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先秦部分的研究，大量考古文物的出土，对于此阶段内容的充实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当代音乐生活样貌的架构，也透过更多不同类型文献的大批研究成果，能够进一步的勾勒出当时音乐生活样貌。但由于这个阶段，除了《礼记·投壶》中所呈现的鼓谱，不见旋律性乐谱，而活传统的追溯也无法延续至两千多年，甚至更早以前的先秦时代。对于欲摆脱“哑巴音乐史”的学界而言，先秦阶段的实际声响，仅能以现存民间旋律，借由]奏考古文物（或复制品）获得。
二、新视角与概念——神话
即使近年来，学者不断在先秦音乐的范围内添加新的内容，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与概念仍为新课题的开发提供了可能性。以下将从神话这个面向，探讨其在音乐史研究中的概念方法，并试举一例，加以探讨。
（一）真？假？
杨荫浏对于原始音乐传说部分，已经怀疑其真实性，并采取了一些辨识，他认为有些神话：已打上阶级的烙印，歪曲了原来的基本精神……和他们[按：指统治者]的封建思想糅合在一起……把一些不利于他们的原始音乐传说排斥掉，使它们不能保存下来。{14}
但杨荫浏还是利用相关文献的音乐神话记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则指导下”，{15}诠释了远古社会中的劳动生产、农业发展、天灾人祸、宗教祭祀等内容。另外，神话题材在其他的古代音乐史专著中，还会被利用以说明音乐起源问题，以及例如伊耆氏、葛天氏、朱襄氏等的神话传说，是对于远古传说时期的音乐生活描绘。刘再生与秦序就是利用这些神话，想象描绘出远古音乐生活样貌。
观看至今为止我国音乐史学界对待神话的态度，既极端怀疑神话的真实性，但又不得不依赖其内容，建立证据难寻的上古音乐生活样貌。学者们关心的问题重点常为：到底这些人物与事迹的真实性有多少，到底这些传说可以成为诠释信史的内容，抑或仅仅为虚幻之言。长期从事音乐考古研究的学者王子初，就曾感叹“从叶伯和到杨荫浏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的音乐史始终是拄着古代神话传说这根拐棍彳亍（笔者：蹒跚）前行。”{16}
（二）“神话的真实”可以追求？
其实，传说与神话本身多不是真实的，因此探讨其为真实的可能性意义并不大。神话大师乔瑟夫·坎伯（Ｊｏｓｅｐｈ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则认为，神话可把“心灵结构和今日人类客观的生存环境连结起来”，“神话里的意向都不是事实，而是隐喻，是对超越者的指涉”；神话“把生活的事实抽取出来，与心灵的事实连接起来。”{17}
寻找远古音乐起源的真相，既是如此不切实际，那应该如何看待我国远古的这些神话？邹明华在《古史传说与华夏共同体的文化建构》一文中，赋予神话传说一定的地位。他认为神话反映了先民的生活状况与心灵思维。因此即使神话无法解决音乐起源问题，但它传续的是代代相继的远古生活记忆，是族群的各种可传之事。例如三皇五帝即使只是汉朝时人所创造，但其却是族群一种集体性以专有名词为其叙述内容核心，以集体记忆为其中介，以口耳相传为其手段的传说。{18}因此神话与传说不但不应被丢弃，反而是更需珍惜的文化资产。
为了显示自己的共同体是独立自足的，共同体的自我叙述会上溯到文明的初始期……这样的话，共同体的时间深度才达到了原点。共同体的时间深度造就民众的历史感，这样是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所以，传说时代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文化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学术界在认识发展过程中曾经因为偏重“信史”而忽略了早期传说的价值，我们今天的研究应该对此有所弥补。{19}
因此对待音乐相关神话时，对于其内容深层意义与象征意涵的探讨，在不同历史长流中的时间性变化，或同一个时间阶段共时性的地域性差异，应都可成为音乐史学界重新看待远古音乐神话的新视角。
（三）追求“真实的神话”：以女娲造笙簧{20}为例
既然神话的真实性是不可追求的，那将神话仍视为神话（亦即真实的神话），从它历史的原真面貌，推至现代对于这则神话的认知，寻找其在历史长流中意义的改变，成为另一种观看神话的可能性。
受“五四”运动影响，顾颉刚创立了反封建思想之史学与经学研究学术流派：古史辩派。此派别缘起于１９２３年５月，顾颉刚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顾颉刚认为应该透过考据年代与审辨史料，去除古史中不同时代之伪托，重新将其放置回原真的时代样貌。{21}这种寻找原来样貌的方法，可以剥去神话本身在日后被合理化的外衣。因此透过对于不同时代赋予其合理性原因的探究，以及对于族群集体记忆形成的观察，可逐渐揭开神话的面纱。
下面以女娲造笙簧为例，对于这则神话进行抽丝剥茧，从神话开端的时间点，至女娲在中国人心目中形象的改变，到最后探讨乐器象征隐喻的形成，以认识女娲造笙簧这一神话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观看的样貌，并以重建其在不同时间下的意义性。
１．远古至前汉：神话的开端
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１９８５）一书中提出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的部族分布，大致可分为以黄帝、炎帝为代表的华夏；包括太皞、少皞等的东夷；以及伏羲、女娲为代表的苗蛮三个集团。{22}这三大集团“互相斗争，后又和平共处，终结完全同化”{23}。女娲一词，最早出现在《楚辞·天问篇》。{24}在《楚辞·天问篇》中，屈原问及“登立为帝，熟道尚之？女娲有体，熟制匠之？”屈原感到疑问的是：女娲以神女而为帝，其实尚无人类，有谁传述其登立为帝之事？而女娲既是创物主，其本身之形体又从何而来。《山海经·大荒西经》亦提及女娲神话 “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楚辞》作者屈原的所在地，正归属徐旭生所折射的苗蛮集团地域范围。女娲有可能是苗蛮集团的部落首领。只是这提及女娲最古老的文献，并未有女娲制造笙簧一事。最早提及女娲造笙簧的文献，一般公认为是汉代之《礼记·明堂位》“垂之和钟，叔之离磬，女娲之笙簧。”{25}虽然如此，女娲造笙簧的传说，暗示笙簧这件乐器有可能源于屈原所在的地域范围。另外时至今日，苗蛮所属的西南中国仍有许多吹笙的族群，他们很有可能仍保持着在信史以前即存在的音乐传统。
２．至宋朝：女娲形象的转换
女娲的形象，本是一个独立的始母神，在中国历史文献上经过变化，成为成双的配偶神。造人的方式，也由早期文献的独立造人，到与男性神伏羲成为配偶，孕育人类。文献记载更将女娲从女神转化成为一位圣王。{26}至于造笙簧一事，宋代以前，文献均记载为女娲独立造笙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认为“古者随做笙”。宋代罗泌《路史·后纪》卷二中，则引汉代宋衷对于古《世本》之注，认为随为女娲之臣，{27}由女娲任命随所制造。
女娲造笙簧，初始源于女娲为始母神。女娲为始母神的形象，中国许多民族都有相关传说，各地也有女娲庙、女娲山、女娲洞等等相关自然景观。因托其造笙簧，让此乐器更显得古老。此外，女娲的始母神以及圣王形象，亦彰显了其所制造这项乐器的礼乐教化意义。
３．先秦——唐——２０世纪：乐器隐喻象征的形成
中国周代即建立的乐器分类制度，将当时乐器依照材质，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所谓的“八音”。笙属于其中的匏类。匏即葫芦，指的是笙的笙斗部分。观之目前出土最早的笙实物：曾侯乙编钟的五件笙，笙斗正是以匏制造。
葫芦在外型上，类似于女性生殖器以及孕育期的母体，加以其多籽，象征着子孙繁衍。常州、壮族以及彝族等地神话中，女娲与伏羲以兄妹身份乘坐葫芦，逃过大洪水的劫难，并成为人类的繁衍者，{28}显示葫芦象征生育现象和妊娠母体。
至于笙苗部分，《说文》中，竹部的汉字有１４７个之多，因我国有３７０种竹子，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29}女娲造笙簧神话中，这种以竹苗为发声体的乐器，显示了神话内容与传统生活相结合的文化内涵。此外，笙苗竹子的柱条状，类似男性生殖器，置放于有母体象征意义的葫芦形笙斗之上，其繁衍意义极浓。{30}
虽然许慎《说文解字》中已提及笙与生的关系，以为笙属于正月之音，万物开始生长，正是笙的本意；但在许慎的文献中，造笙的并不是女娲。而将女娲、笙与生三个概念相相连结，首见于三国魏人张揖《广雅》中引《世本》“女娲作笙簧。笙，生也，象物贯地而生，以匏为之，其中空而受簧也”；五代马缟在《中华古今注》中，更强调“笙”与“生”的关系。其中问曰：“上古音乐未和，而独制笙簧，其义云何？”答曰：“女娲，伏羲妹，蛇身人首，断鳌足而立四极，欲人之生而制其乐，以为发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31}这些文献，将女娲造笙簧的诠释与其乐器字音产生连结，将女娲造笙簧中的笙簧解释为笙这种乐器，并以“笙”与“生”二字谐音，取向人类繁衍与大地滋生。我国陕北与黄土高原等地，长期流行在洞房中张贴代表生殖繁衍的抓髻娃娃，有一种造型就是抓髻娃娃坐在一个笙形的凳子上，{32}正表现笙这种乐器的民俗意义。
结 语
透过以上的例子可见，神话本身是文化的部分，是族群集体记忆的折射，透过神话在历史发展中的追寻与剖析，我们看到人们在不同时间中，赋予神话象征及隐喻，并试图建构与巩固它与族群之间的关系。女娲造笙簧这则神话在东周的开端，揭露了乐器可能的来源地域与族群，这些族群，至今甚至仍然保存有吹奏笙这种乐器的音乐传统。随着女娲被神圣化及形成配偶神，乐器的象征意义于焉而生，并被加以巩固确立。时代长流中乐器神圣性、古老性以及繁衍意义的层叠覆盖，形成今日中国人[中对于笙这件乐器的复杂情感与隐喻内涵。神话象征的形成过程，在古典文献及考古挖掘中都可寻得证据，甚至延续并渗透至今日的民俗文化中。透过对于音乐神话历史脉络的研究，从而建构远古音乐事物的发展与变化，正是上例所做的尝试，而这也许可以成为今日先秦音乐史中，一个继续深入探究的课题。
①黄翔鹏《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音乐史论之一》，《传统是一条河流》，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１６页。
②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２０１１年研究生报考指南》，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１页。
③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④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⑤秦序《中国音乐通史简明教程》，长春：吉林音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⑥李纯一《先秦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⑦秦序《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重大收获——简评〈先秦音乐史〉》，《音乐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⑧中国知网，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５日查询。
⑨李方元《关于“重写音乐史”的几点思考——历史与教育双重视角的审视》，《天籁》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５页。
{10}毛继增《中国音乐史应当是一部多民族的音乐历史》，《人民音乐》１９９４年第５期，第１８—１９页。
{11}秦序《半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１—１９页。
{12}郑祖襄《十年一回首——漫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现状》，《音乐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13}王安潮《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看其发展方向和动因》，《镇江高专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２期，第１０３—１１１页。
{14}{15}同④，第５页。
{16}王子初《略论中国音乐史的改写》，《音乐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１９页。
{17}〔美〕菲尔·柯西诺（Ｐｈｉｌ Ｃｏｕｓｉｎｅａｕ）（主编）《英雄的旅程》（Ｔｈｅ Ｈｅｒｏ’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ｏｎ ｈｉｓ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台北县新店市：立绪文化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９页。
{18}邹明华《古史传说与华夏共同体的文化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１５３页。
{19}同{18}，第１５６页。
{20}笙簧，有认为是笙这件乐器，也有认为是笙管中的簧片。本论文采用中国神话研究者袁珂的观点，将笙簧与笙这件乐器画上等号。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６０页；另可参见王少华《女娲作笙簧的神话意蕴》，《音乐艺术》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８６—９１页。
{21}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一》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２３，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９—６５页。
{22}{2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５页。
{24}范佳琪《论女娲形象的嬗变：以文献学为考察中心》，东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２００７年，第２０页。
{25}同{24}，第２７页。
{26}同{24}，第１９页。
{27}[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年版；王少华《女娲作笙簧的神话意蕴》，《音乐艺术》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９１页。
{28}同{17}，第９７—９８页。
{29}刘青《汉字的民族文化透视》，《教学与管理》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８９页。
{30}李建《“女娲作笙簧”神话的文化解读》，《南通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１期，第１０７页。
{31}[五代]马缟撰，李成甲校点《中华古今注》，沈阳：辽宁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４页。
{32}靳之林《中华民族的保护神与繁衍之神——抓髻娃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８—１９页；靳之林《中国民间剪纸与民族本原文化》，《中国美术馆》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８０页。
吕钰秀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
由于时间的久远性，对一个同在今天我们所住的这块土地上，但时间如此遥远的阶段，我国音乐史学者对其已经进行了怎样的研究？我们对它的了解是否因此更加的深入？还有怎样的研究课题，能让我们对于先秦音乐有更多的认识？
研究范围与方法
音乐史教科书所呈现的，是被广泛承认的研究成果；期刊杂志的先秦音乐文章呈现，则为学术界研究的尝试、偏好与普遍兴趣。因此本论文将首先从此二部分切入，观看先秦音乐的既有研究成果与倾向。其次对于学界近年来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所观察到的发展方向，在此特别关注先秦音乐部分，进行探讨。最后将提出目前为止仍存在的问题性，以及可以尝试的研究新视角。
一、既有内容
（一）教科书中的内容组成
翻开《中央音乐学院２０１１年博士研究生报考指南》，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相关的通史著作，②包含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１９８１）；刘再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修订版，２００６）以及秦序的《中国音乐通史简明教程》（２００１）。针对这些文献，本论文将从其目次部分切入，进行分析与归纳。
目次所呈现的段落主要内容陈述部分，三份文献都包含了音乐相关神话、音乐考古、文学作品与音乐的关系、音乐文化生活、乐律、音乐美学，以及先秦较为特殊的课题：礼乐等内容。刘再生更加入特别阐述歌唱与乐器的相关人物及事件段落。三者除了叙述表达方式的差异，内容比例上仅仅有细微的出入。
纵观杨荫浏的著作，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但在考古出土文物仍相对缺乏的年代，在其先秦音乐部分，杨荫浏主要透过大量文献中，音乐内容的截取分析，拼凑当时音乐文化生活样貌。③相较于杨荫浏的内容，２００６年修订再版的刘再生著作，除了承续杨荫浏的音乐文化拼图，许多近期考古资料的应用，为其书中的先秦音乐文化内容，寻得更多依据。但以３１个不同主题，延伸“上古时期”的第二层次内容，缺乏对于此历史阶段大量知识的归纳统整，使得目录一览，相对显得较为庞杂。④至于秦序的著作，⑤在整体内容上，虽然因为其书属于简明教程，内容显得较为浓缩，但依然可见作者投注了更多的心力于中西音乐起源的神话，以及西方学者对于音乐起源的研究成果上。
除了通史性内容中的先秦音乐部分，１９９４年李纯一所出版的《先秦音乐史》⑥，内容完全集中于先秦这个阶段，亦受到学界的推崇。⑦李纯一的书中，将考古出土文物及相关的测音数据放在全书的中心地位，而借助文献中记载的音乐]唱与]奏相关人物事迹之刻画，也为先秦音乐生活画面，增加了更多的拼图。
（二）传统偏爱的研究课题
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国内八千二百多种重要期刊。如果针对其中１９９４—２０１１年的文章，键入关键字“先秦音乐”，总共出现２９８篇资料。⑧依照标题所提示的最主要陈述内容，可往下再细分成探讨音乐思想与审美观的“美学”内容；主要为《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探讨的“文学”内容；包含音乐生活、教育、人物等等的“文化”内容；先秦特殊课题的“礼乐”内容以及“心理学”、“歌唱（歌词）”、“考古”、“乐律及曲式”、“乐器”、“其他”等主题。粗略统计各种主题数目为：美学１２７篇、文学２３篇、文化５３篇、礼乐８篇、心理学４篇、歌唱（歌词）１０篇、考古１３篇、乐律及曲式５篇、乐器２４篇、其他３１篇。
统计数字显示出国人对于美学课题的偏爱。在先秦音乐的研究内容中，有约４２％与美学相关，与名列第二大类的文化相关主题，在此仅占１８％，可说相差悬殊。即使将文学、礼乐、心理学、歌唱等内容，一并广义解释为文化内容，其与“文化”内容的５３篇相加总和共９８篇，在数量上仍无法超越探讨先秦音乐思想与审美等美学内容的１２７篇。
除了美学偏好以外，统计数据所透露的讯息，还有因为传统上，许多这个阶段的音乐研究课题，并未建立“先秦音乐”这个关键词。“先秦音乐”是一个以文化观点看待音乐的关键词，在这样的关键词下，音乐不仅是一个时间阶段，不仅是一件音乐成品——例如一首诗经歌谣或一件出土乐器——更是一个流动的，包含音乐创作、展]与欣赏层次的概念名词。先秦音乐研究课题中，许多并未利用“先秦音乐”作为其寻找的关键词——例如音乐神话或者音乐考古，二者更多与文学（神话）及物质性（考古）相结合——显示这些主题，较少被利用为架构先秦文化样貌的素材。
（三）近年研究面向的扩大
２１世纪初期，中国音乐史学界，掀起了一阵重写中国音乐史的辩论，由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批评所引发的省思，也带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界，把关注点放在摆脱“哑巴音乐史”，重启音响考察思路，由曲调考证切入的写作内容；文献与考古上的新发现；以及对于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反思。⑨此外，中国古代音乐史内容中，对于虽然仅占中国总人口数５．４％，居住面积却占中国总面积５０％—６０％的５５个少数民族的关注，远远不够，{10}揭示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努力的另一个方向。
２００５年秦序发表了对于２０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面向范围的文章{11}。文中提及了Ａ．通史性论著；Ｂ．音乐史学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包括文献、音响及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古代音乐文献的考订、整理与打印／出版普及性文献注释本；Ｃ．专题、断代研究，包括谱的解译研究／音乐考古研究／地方、边疆及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研究／中外音乐交流史研究／其他专题专史研究等课题。
２００８年郑祖襄探讨了近十年内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现况{12}，归理出四个研究方向与问题，分别为：Ａ．学科领域进一步拓展，各个研究分支相对独立。例如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制度研究、音乐史学史的分支，渐趋明显。其中例如考古学对于青铜乐器的研究，从双音甬钟深入到钮钟、编铙、镈钟等；音乐文献学则从一种文献，扩大到对于一部史书乐志的研究；Ｂ．学术队伍新老更替，学术研究此消彼长；Ｃ．文化的研究形成热潮，艺术的研究趋向冷落。此段落，郑祖襄看到了许多架构音乐文化面向的研究，但对于音乐本体的研究，则渐趋减少；Ｄ．学术综述仍需提高，科学精神更待发扬。 ２０１１年王安潮亦试图归纳１９９０年代开始，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的扩展面向，提出了Ａ．乐器研究；Ｂ．宫廷音乐与仪式音乐研究；Ｃ．曲调考；Ｄ．文人音乐和历史人物研究；Ｅ．口述史与妓乐史研究；Ｆ．音乐起源新论；Ｇ．传统音乐名词考；Ｈ．专题史研究等八个近二十年来的热门研究课题。承接２００５年秦序所提出的研究面向，王安潮的归纳显示，其中除了一些在传统文字与乐谱文献的扩张下，出现更深入而多样的课题（例如Ｂ、Ｄ、Ｅ、Ｇ、Ｈ），大量考古文物的发现，推动了Ａ、Ｆ、Ｇ、Ｈ等项目的蓬勃发展。{13}
总结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先秦部分的研究，大量考古文物的出土，对于此阶段内容的充实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当代音乐生活样貌的架构，也透过更多不同类型文献的大批研究成果，能够进一步的勾勒出当时音乐生活样貌。但由于这个阶段，除了《礼记·投壶》中所呈现的鼓谱，不见旋律性乐谱，而活传统的追溯也无法延续至两千多年，甚至更早以前的先秦时代。对于欲摆脱“哑巴音乐史”的学界而言，先秦阶段的实际声响，仅能以现存民间旋律，借由]奏考古文物（或复制品）获得。
二、新视角与概念——神话
即使近年来，学者不断在先秦音乐的范围内添加新的内容，但一些新的研究视角与概念仍为新课题的开发提供了可能性。以下将从神话这个面向，探讨其在音乐史研究中的概念方法，并试举一例，加以探讨。
（一）真？假？
杨荫浏对于原始音乐传说部分，已经怀疑其真实性，并采取了一些辨识，他认为有些神话：已打上阶级的烙印，歪曲了原来的基本精神……和他们[按：指统治者]的封建思想糅合在一起……把一些不利于他们的原始音乐传说排斥掉，使它们不能保存下来。{14}
但杨荫浏还是利用相关文献的音乐神话记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原则指导下”，{15}诠释了远古社会中的劳动生产、农业发展、天灾人祸、宗教祭祀等内容。另外，神话题材在其他的古代音乐史专著中，还会被利用以说明音乐起源问题，以及例如伊耆氏、葛天氏、朱襄氏等的神话传说，是对于远古传说时期的音乐生活描绘。刘再生与秦序就是利用这些神话，想象描绘出远古音乐生活样貌。
观看至今为止我国音乐史学界对待神话的态度，既极端怀疑神话的真实性，但又不得不依赖其内容，建立证据难寻的上古音乐生活样貌。学者们关心的问题重点常为：到底这些人物与事迹的真实性有多少，到底这些传说可以成为诠释信史的内容，抑或仅仅为虚幻之言。长期从事音乐考古研究的学者王子初，就曾感叹“从叶伯和到杨荫浏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的音乐史始终是拄着古代神话传说这根拐棍彳亍（笔者：蹒跚）前行。”{16}
（二）“神话的真实”可以追求？
其实，传说与神话本身多不是真实的，因此探讨其为真实的可能性意义并不大。神话大师乔瑟夫·坎伯（Ｊｏｓｅｐｈ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则认为，神话可把“心灵结构和今日人类客观的生存环境连结起来”，“神话里的意向都不是事实，而是隐喻，是对超越者的指涉”；神话“把生活的事实抽取出来，与心灵的事实连接起来。”{17}
寻找远古音乐起源的真相，既是如此不切实际，那应该如何看待我国远古的这些神话？邹明华在《古史传说与华夏共同体的文化建构》一文中，赋予神话传说一定的地位。他认为神话反映了先民的生活状况与心灵思维。因此即使神话无法解决音乐起源问题，但它传续的是代代相继的远古生活记忆，是族群的各种可传之事。例如三皇五帝即使只是汉朝时人所创造，但其却是族群一种集体性以专有名词为其叙述内容核心，以集体记忆为其中介，以口耳相传为其手段的传说。{18}因此神话与传说不但不应被丢弃，反而是更需珍惜的文化资产。
为了显示自己的共同体是独立自足的，共同体的自我叙述会上溯到文明的初始期……这样的话，共同体的时间深度才达到了原点。共同体的时间深度造就民众的历史感，这样是文明程度的一种标志。所以，传说时代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文化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学术界在认识发展过程中曾经因为偏重“信史”而忽略了早期传说的价值，我们今天的研究应该对此有所弥补。{19}
因此对待音乐相关神话时，对于其内容深层意义与象征意涵的探讨，在不同历史长流中的时间性变化，或同一个时间阶段共时性的地域性差异，应都可成为音乐史学界重新看待远古音乐神话的新视角。
（三）追求“真实的神话”：以女娲造笙簧{20}为例
既然神话的真实性是不可追求的，那将神话仍视为神话（亦即真实的神话），从它历史的原真面貌，推至现代对于这则神话的认知，寻找其在历史长流中意义的改变，成为另一种观看神话的可能性。
受“五四”运动影响，顾颉刚创立了反封建思想之史学与经学研究学术流派：古史辩派。此派别缘起于１９２３年５月，顾颉刚在《努力周报》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顾颉刚认为应该透过考据年代与审辨史料，去除古史中不同时代之伪托，重新将其放置回原真的时代样貌。{21}这种寻找原来样貌的方法，可以剥去神话本身在日后被合理化的外衣。因此透过对于不同时代赋予其合理性原因的探究，以及对于族群集体记忆形成的观察，可逐渐揭开神话的面纱。
下面以女娲造笙簧为例，对于这则神话进行抽丝剥茧，从神话开端的时间点，至女娲在中国人心目中形象的改变，到最后探讨乐器象征隐喻的形成，以认识女娲造笙簧这一神话在不同历史阶段被观看的样貌，并以重建其在不同时间下的意义性。
１．远古至前汉：神话的开端
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１９８５）一书中提出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的部族分布，大致可分为以黄帝、炎帝为代表的华夏；包括太皞、少皞等的东夷；以及伏羲、女娲为代表的苗蛮三个集团。{22}这三大集团“互相斗争，后又和平共处，终结完全同化”{23}。女娲一词，最早出现在《楚辞·天问篇》。{24}在《楚辞·天问篇》中，屈原问及“登立为帝，熟道尚之？女娲有体，熟制匠之？”屈原感到疑问的是：女娲以神女而为帝，其实尚无人类，有谁传述其登立为帝之事？而女娲既是创物主，其本身之形体又从何而来。《山海经·大荒西经》亦提及女娲神话 “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楚辞》作者屈原的所在地，正归属徐旭生所折射的苗蛮集团地域范围。女娲有可能是苗蛮集团的部落首领。只是这提及女娲最古老的文献，并未有女娲制造笙簧一事。最早提及女娲造笙簧的文献，一般公认为是汉代之《礼记·明堂位》“垂之和钟，叔之离磬，女娲之笙簧。”{25}虽然如此，女娲造笙簧的传说，暗示笙簧这件乐器有可能源于屈原所在的地域范围。另外时至今日，苗蛮所属的西南中国仍有许多吹笙的族群，他们很有可能仍保持着在信史以前即存在的音乐传统。
２．至宋朝：女娲形象的转换
女娲的形象，本是一个独立的始母神，在中国历史文献上经过变化，成为成双的配偶神。造人的方式，也由早期文献的独立造人，到与男性神伏羲成为配偶，孕育人类。文献记载更将女娲从女神转化成为一位圣王。{26}至于造笙簧一事，宋代以前，文献均记载为女娲独立造笙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认为“古者随做笙”。宋代罗泌《路史·后纪》卷二中，则引汉代宋衷对于古《世本》之注，认为随为女娲之臣，{27}由女娲任命随所制造。
女娲造笙簧，初始源于女娲为始母神。女娲为始母神的形象，中国许多民族都有相关传说，各地也有女娲庙、女娲山、女娲洞等等相关自然景观。因托其造笙簧，让此乐器更显得古老。此外，女娲的始母神以及圣王形象，亦彰显了其所制造这项乐器的礼乐教化意义。
３．先秦——唐——２０世纪：乐器隐喻象征的形成
中国周代即建立的乐器分类制度，将当时乐器依照材质，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所谓的“八音”。笙属于其中的匏类。匏即葫芦，指的是笙的笙斗部分。观之目前出土最早的笙实物：曾侯乙编钟的五件笙，笙斗正是以匏制造。
葫芦在外型上，类似于女性生殖器以及孕育期的母体，加以其多籽，象征着子孙繁衍。常州、壮族以及彝族等地神话中，女娲与伏羲以兄妹身份乘坐葫芦，逃过大洪水的劫难，并成为人类的繁衍者，{28}显示葫芦象征生育现象和妊娠母体。
至于笙苗部分，《说文》中，竹部的汉字有１４７个之多，因我国有３７０种竹子，占世界竹类的三分之一。{29}女娲造笙簧神话中，这种以竹苗为发声体的乐器，显示了神话内容与传统生活相结合的文化内涵。此外，笙苗竹子的柱条状，类似男性生殖器，置放于有母体象征意义的葫芦形笙斗之上，其繁衍意义极浓。{30}
虽然许慎《说文解字》中已提及笙与生的关系，以为笙属于正月之音，万物开始生长，正是笙的本意；但在许慎的文献中，造笙的并不是女娲。而将女娲、笙与生三个概念相相连结，首见于三国魏人张揖《广雅》中引《世本》“女娲作笙簧。笙，生也，象物贯地而生，以匏为之，其中空而受簧也”；五代马缟在《中华古今注》中，更强调“笙”与“生”的关系。其中问曰：“上古音乐未和，而独制笙簧，其义云何？”答曰：“女娲，伏羲妹，蛇身人首，断鳌足而立四极，欲人之生而制其乐，以为发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31}这些文献，将女娲造笙簧的诠释与其乐器字音产生连结，将女娲造笙簧中的笙簧解释为笙这种乐器，并以“笙”与“生”二字谐音，取向人类繁衍与大地滋生。我国陕北与黄土高原等地，长期流行在洞房中张贴代表生殖繁衍的抓髻娃娃，有一种造型就是抓髻娃娃坐在一个笙形的凳子上，{32}正表现笙这种乐器的民俗意义。
结 语
透过以上的例子可见，神话本身是文化的部分，是族群集体记忆的折射，透过神话在历史发展中的追寻与剖析，我们看到人们在不同时间中，赋予神话象征及隐喻，并试图建构与巩固它与族群之间的关系。女娲造笙簧这则神话在东周的开端，揭露了乐器可能的来源地域与族群，这些族群，至今甚至仍然保存有吹奏笙这种乐器的音乐传统。随着女娲被神圣化及形成配偶神，乐器的象征意义于焉而生，并被加以巩固确立。时代长流中乐器神圣性、古老性以及繁衍意义的层叠覆盖，形成今日中国人[中对于笙这件乐器的复杂情感与隐喻内涵。神话象征的形成过程，在古典文献及考古挖掘中都可寻得证据，甚至延续并渗透至今日的民俗文化中。透过对于音乐神话历史脉络的研究，从而建构远古音乐事物的发展与变化，正是上例所做的尝试，而这也许可以成为今日先秦音乐史中，一个继续深入探究的课题。
①黄翔鹏《论中国古代音乐的传承关系——音乐史论之一》，《传统是一条河流》，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１６页。
②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２０１１年研究生报考指南》，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５１页。
③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④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⑤秦序《中国音乐通史简明教程》，长春：吉林音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⑥李纯一《先秦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⑦秦序《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重大收获——简评〈先秦音乐史〉》，《音乐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⑧中国知网，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５日查询。
⑨李方元《关于“重写音乐史”的几点思考——历史与教育双重视角的审视》，《天籁》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５页。
{10}毛继增《中国音乐史应当是一部多民族的音乐历史》，《人民音乐》１９９４年第５期，第１８—１９页。
{11}秦序《半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１—１９页。
{12}郑祖襄《十年一回首——漫话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现状》，《音乐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
{13}王安潮《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看其发展方向和动因》，《镇江高专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２４／２期，第１０３—１１１页。
{14}{15}同④，第５页。
{16}王子初《略论中国音乐史的改写》，《音乐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１９页。
{17}〔美〕菲尔·柯西诺（Ｐｈｉｌ Ｃｏｕｓｉｎｅａｕ）（主编）《英雄的旅程》（Ｔｈｅ Ｈｅｒｏ’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Ｊｏｓｅｐｈ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ｏｎ ｈｉｓ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台北县新店市：立绪文化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９页。
{18}邹明华《古史传说与华夏共同体的文化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１５３页。
{19}同{18}，第１５６页。
{20}笙簧，有认为是笙这件乐器，也有认为是笙管中的簧片。本论文采用中国神话研究者袁珂的观点，将笙簧与笙这件乐器画上等号。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第６０页；另可参见王少华《女娲作笙簧的神话意蕴》，《音乐艺术》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８６—９１页。
{21}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一》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２３，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９—６５页。
{22}{23}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５页。
{24}范佳琪《论女娲形象的嬗变：以文献学为考察中心》，东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硕士论文２００７年，第２０页。
{25}同{24}，第２７页。
{26}同{24}，第１９页。
{27}[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年版；王少华《女娲作笙簧的神话意蕴》，《音乐艺术》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９１页。
{28}同{17}，第９７—９８页。
{29}刘青《汉字的民族文化透视》，《教学与管理》２００９年第４期，第８９页。
{30}李建《“女娲作笙簧”神话的文化解读》，《南通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１期，第１０７页。
{31}[五代]马缟撰，李成甲校点《中华古今注》，沈阳：辽宁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４页。
{32}靳之林《中华民族的保护神与繁衍之神——抓髻娃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８—１９页；靳之林《中国民间剪纸与民族本原文化》，《中国美术馆》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８０页。
吕钰秀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荣英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