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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我不禁又回忆起1979年初随行采访邓小平美国之行的那段难忘的经历。
一次里程碑式的访问
1978年10月中旬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前几天，新华社国际部领导提前向我们几个主管美国报道的编辑透露，两国已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将于建交后不久对美国进行一次重要的正式访问。不久，我接到通知，邓小平访美日程已定在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为期一周，社里决定派记者组全程随访，我也在其中。记者组由当时国际部主任陈伯坚带队，成员还有对外部的胡根康、李郁文，摄影部的谢丰泉、郭占英，及电务处的两位同志；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的于民生、夏兆龙、钱嗣杰将在华盛顿同我们会合，参加采访。当时的新华社副总编彭迪将出任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兼管有关的新闻报道。
邓小平的来访把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美国引起的“中国热”推向了一个高潮。早在宣布邓小平来访之初，美国就有20多个城市纷纷给白宫及中国驻美联络处写信，邀请邓小平前往做客，美国政要及各界名流也以会见这位中国领导人为荣。短短三天中，邓小平下榻的布莱尔国宾馆前车水马龙，前来拜访和请求会面的人络绎不绝。在国会山上，议员们争先恐后地同邓小平攀谈、索取签名。美国新闻界更是不甘落后：先是《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其1979年第一期的封面人物（这在美国和西方各国被认为是一种“殊荣”）；在邓小平结束对华盛顿的正式访问前，美国三大电视网联合对他进行了采访（这在新闻竞争激烈的美国也是少有的）；在邓小平去外地访问时，包括美国和西欧、日本的几乎所有主要新闻机构的代表在内的300多名记者合包两架专机全程随同采访（美国和外国记者包租飞机随美国总统出访是常有的，但用这种方式采访一位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则不多见）。
从2月1日至4日，邓小平一行先后访问了卡特总统的家乡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和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中国客人在这几个地方同样受到地方当局和各阶层人士热情、诚挚的欢迎。2月1日晚，佐治亚州州长巴斯比在其官邸为邓小平举行晚宴，出席作陪的来宾中不仅有当地各界名流，而且有10多位专程前来的其他州的州长，其中一位来自地处西北边陲、“满是冰山”的阿拉斯加，一位来自太平洋中部的“热带花园”夏威夷。这无疑是为了向人们显示在美国支持美中友好具有地域的广泛性。在休斯敦，主人为中国贵宾安排了一次当地群众喜爱的骑术表演。当扬声器里传出中国的尊贵客人来到现场，邓小平随和地接过鼓手们献给他的阔边牧人帽戴在头上，并乘坐100多年前拓荒者乘坐的双轮马车绕场一周向人们招手致意时，数百名观众以美国南方人所特有的豪放和热情，用响亮的口哨声和欢呼声，对中国客人表示最真挚的欢迎。
紧张的日程和严格的安全措施
我和胡根康、李郁文提前于1979年1月25日到达华盛顿，开始了十分繁忙、紧张的采访报道。代表团到达的前两天，我们忙于办理各种采访证件，参加白宫和国务院为这次访问举行的吹风会，阅读有关的报刊评论，熟悉环境，接触美国同行，晚上回到旅馆后还要交流情况和研究报道计划；正式访问开始后，我们更是马不停蹄，每天从早忙到深夜、凌晨，在华盛顿的几天我们每天睡眠不足3小时。
邓小平在华盛顿的3天正式访问是一次真正的旋风式访问。据粗略统计，3天之内至少安排了24项活动，日均8项左右，主要是要求会面的人太多——美国政界、企业界、外交界等各界头面人物及著名爱国华侨、华人都希望通过同这位中国领导人的会见进一步了解“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内外政策，而邓小平此行除了同卡特总统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举行会谈之外，也有意通过同美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接触宣传中国，扩大影响。因此，他不顾疲劳，在白天参加了一天的各种活动之后，晚上还要安排时间接待来访客人。
当时，旅美华侨、华人当中亲台、仇共的为数还不少，此外还有公开支持中国“四人帮”的极左小团体在活动，美国政府对代表团采取了最严格的安全保卫措施。尽管如此，在举行欢迎仪式时，场外不远处还有数百人举行示威，高呼反共口号；在场内记者席上，一名冒充记者的反华分子突然高呼反共口号（很快被保安人员押走）。此后，美方更加紧了安全措施，代表团车队出动不仅有数十辆摩托车开道护卫，还出动了骑警和直升飞机。由于我们文字记者被安排在由20多部小车组成的车队的最后，在一些短暂的活动中往往赶不上趟。以1月31日上午为例。邓小平一早就在国宾馆同卡特政府的内阁部长们共进早餐，接着在宾馆的一次短暂仪式上接受美国坦普尔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然后去市内宇航博物馆参观，第四项活动是到林肯纪念堂献花圈。在很是紧凑的四项活动中，我们只能按“接力”方式工作，我负责报道第二项和第四项活动。授予学位仪式的时间极短促，待我通过层层检查进入国宾馆时，仪式已近结束，我赶紧找人把主要情节核实清楚，把消息用电话传给在旅馆打字机旁守候的李郁文。这时，另一位记者随队参观宇航博物馆，而待我再赶到林肯纪念堂时，只见邓小平正缓步走下纪念堂高高的台阶，准备回到宾馆接见来访者……
如此一天奔走下来真是精疲力竭，然而，按分工，到晚上我还要发一条新闻特写，综合介绍邓小平当天的主要活动。其他同志也是在白天跟着邓小平和代表团紧张地忙了一天之后，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因此，午夜过后彭迪参加完代表团的汇报会回到旅馆向随行记者们“吹风”时，往往还没有谈上几句，室内已经是东倒西歪、鼾声四起了。
邓小平离开华盛顿到外地访问后，日程安排比较宽松了，需要抢发的动态消息也减少了，但是，白天我们得跟随邓小平参观工厂企业或出席其他活动，一天的活动日程结束已经很晚。次日一早又要早早起床收拾行李上飞机赶往下一站，因此深感紧张、疲劳。到邓小平访问结束前夕，我在西雅图旅馆浴室的磅秤上一称，发现自己在10天之内体重减轻了整整5公斤，其他同志大概也差不多。
初到美国，我真想尽可能多地看一看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然而等我返回北京，有的单位请我作美国见闻的报告时，我却不得不敬谢不敏。不是我故作谦虚，而是因为在那段日子里，我的眼睛只紧紧盯着邓小平，无暇他顾，对美国的见闻少得可怜，所以无从谈起。
访问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1979年2月5日，邓小平圆满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离开西雅图经东京回国。卡特总统对邓小平的此次访问的评价是：“影响深远，坦诚，亲切，和谐，极其有益和富于建设性。”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邓小平此行的确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其后30年中，中美两国关系尽管有过很多曲折，但总的来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大有成效；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对总的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中美建交后迅即奠定了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这是邓小平在外交战线上建立的又一历史性功勋，而且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外交的范围。
30年过去了。每当我忆及这段经历时，我总忘不了邓小平在离开西雅图时的疲劳神情——的确是太劳累了，对于一位75岁高龄的老人来说，这是多么紧张的一周啊!邓小平不顾年迈，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工作的精神令我终生难忘；他在同美方高层人士交往中所展示的高瞻远瞩的伟人气概和开朗坦荡的广阔胸怀，以及明快犀利而又不失友善风趣的谈吐，都曾使人仰慕不已，他的这种大政治家、大外交家的风范也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本文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推荐）
（责任编辑 谢文雄）
一次里程碑式的访问
1978年10月中旬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前几天，新华社国际部领导提前向我们几个主管美国报道的编辑透露，两国已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将于建交后不久对美国进行一次重要的正式访问。不久，我接到通知，邓小平访美日程已定在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为期一周，社里决定派记者组全程随访，我也在其中。记者组由当时国际部主任陈伯坚带队，成员还有对外部的胡根康、李郁文，摄影部的谢丰泉、郭占英，及电务处的两位同志；新华社联合国分社的于民生、夏兆龙、钱嗣杰将在华盛顿同我们会合，参加采访。当时的新华社副总编彭迪将出任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兼管有关的新闻报道。
邓小平的来访把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美国引起的“中国热”推向了一个高潮。早在宣布邓小平来访之初，美国就有20多个城市纷纷给白宫及中国驻美联络处写信，邀请邓小平前往做客，美国政要及各界名流也以会见这位中国领导人为荣。短短三天中，邓小平下榻的布莱尔国宾馆前车水马龙，前来拜访和请求会面的人络绎不绝。在国会山上，议员们争先恐后地同邓小平攀谈、索取签名。美国新闻界更是不甘落后：先是《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其1979年第一期的封面人物（这在美国和西方各国被认为是一种“殊荣”）；在邓小平结束对华盛顿的正式访问前，美国三大电视网联合对他进行了采访（这在新闻竞争激烈的美国也是少有的）；在邓小平去外地访问时，包括美国和西欧、日本的几乎所有主要新闻机构的代表在内的300多名记者合包两架专机全程随同采访（美国和外国记者包租飞机随美国总统出访是常有的，但用这种方式采访一位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则不多见）。
从2月1日至4日，邓小平一行先后访问了卡特总统的家乡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和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中国客人在这几个地方同样受到地方当局和各阶层人士热情、诚挚的欢迎。2月1日晚，佐治亚州州长巴斯比在其官邸为邓小平举行晚宴，出席作陪的来宾中不仅有当地各界名流，而且有10多位专程前来的其他州的州长，其中一位来自地处西北边陲、“满是冰山”的阿拉斯加，一位来自太平洋中部的“热带花园”夏威夷。这无疑是为了向人们显示在美国支持美中友好具有地域的广泛性。在休斯敦，主人为中国贵宾安排了一次当地群众喜爱的骑术表演。当扬声器里传出中国的尊贵客人来到现场，邓小平随和地接过鼓手们献给他的阔边牧人帽戴在头上，并乘坐100多年前拓荒者乘坐的双轮马车绕场一周向人们招手致意时，数百名观众以美国南方人所特有的豪放和热情，用响亮的口哨声和欢呼声，对中国客人表示最真挚的欢迎。
紧张的日程和严格的安全措施
我和胡根康、李郁文提前于1979年1月25日到达华盛顿，开始了十分繁忙、紧张的采访报道。代表团到达的前两天，我们忙于办理各种采访证件，参加白宫和国务院为这次访问举行的吹风会，阅读有关的报刊评论，熟悉环境，接触美国同行，晚上回到旅馆后还要交流情况和研究报道计划；正式访问开始后，我们更是马不停蹄，每天从早忙到深夜、凌晨，在华盛顿的几天我们每天睡眠不足3小时。
邓小平在华盛顿的3天正式访问是一次真正的旋风式访问。据粗略统计，3天之内至少安排了24项活动，日均8项左右，主要是要求会面的人太多——美国政界、企业界、外交界等各界头面人物及著名爱国华侨、华人都希望通过同这位中国领导人的会见进一步了解“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内外政策，而邓小平此行除了同卡特总统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举行会谈之外，也有意通过同美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接触宣传中国，扩大影响。因此，他不顾疲劳，在白天参加了一天的各种活动之后，晚上还要安排时间接待来访客人。
当时，旅美华侨、华人当中亲台、仇共的为数还不少，此外还有公开支持中国“四人帮”的极左小团体在活动，美国政府对代表团采取了最严格的安全保卫措施。尽管如此，在举行欢迎仪式时，场外不远处还有数百人举行示威，高呼反共口号；在场内记者席上，一名冒充记者的反华分子突然高呼反共口号（很快被保安人员押走）。此后，美方更加紧了安全措施，代表团车队出动不仅有数十辆摩托车开道护卫，还出动了骑警和直升飞机。由于我们文字记者被安排在由20多部小车组成的车队的最后，在一些短暂的活动中往往赶不上趟。以1月31日上午为例。邓小平一早就在国宾馆同卡特政府的内阁部长们共进早餐，接着在宾馆的一次短暂仪式上接受美国坦普尔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然后去市内宇航博物馆参观，第四项活动是到林肯纪念堂献花圈。在很是紧凑的四项活动中，我们只能按“接力”方式工作，我负责报道第二项和第四项活动。授予学位仪式的时间极短促，待我通过层层检查进入国宾馆时，仪式已近结束，我赶紧找人把主要情节核实清楚，把消息用电话传给在旅馆打字机旁守候的李郁文。这时，另一位记者随队参观宇航博物馆，而待我再赶到林肯纪念堂时，只见邓小平正缓步走下纪念堂高高的台阶，准备回到宾馆接见来访者……
如此一天奔走下来真是精疲力竭，然而，按分工，到晚上我还要发一条新闻特写，综合介绍邓小平当天的主要活动。其他同志也是在白天跟着邓小平和代表团紧张地忙了一天之后，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因此，午夜过后彭迪参加完代表团的汇报会回到旅馆向随行记者们“吹风”时，往往还没有谈上几句，室内已经是东倒西歪、鼾声四起了。
邓小平离开华盛顿到外地访问后，日程安排比较宽松了，需要抢发的动态消息也减少了，但是，白天我们得跟随邓小平参观工厂企业或出席其他活动，一天的活动日程结束已经很晚。次日一早又要早早起床收拾行李上飞机赶往下一站，因此深感紧张、疲劳。到邓小平访问结束前夕，我在西雅图旅馆浴室的磅秤上一称，发现自己在10天之内体重减轻了整整5公斤，其他同志大概也差不多。
初到美国，我真想尽可能多地看一看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然而等我返回北京，有的单位请我作美国见闻的报告时，我却不得不敬谢不敏。不是我故作谦虚，而是因为在那段日子里，我的眼睛只紧紧盯着邓小平，无暇他顾，对美国的见闻少得可怜，所以无从谈起。
访问成果丰硕影响深远
1979年2月5日，邓小平圆满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离开西雅图经东京回国。卡特总统对邓小平的此次访问的评价是：“影响深远，坦诚，亲切，和谐，极其有益和富于建设性。”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邓小平此行的确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其后30年中，中美两国关系尽管有过很多曲折，但总的来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经济、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大有成效；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对总的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中美建交后迅即奠定了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这是邓小平在外交战线上建立的又一历史性功勋，而且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外交的范围。
30年过去了。每当我忆及这段经历时，我总忘不了邓小平在离开西雅图时的疲劳神情——的确是太劳累了，对于一位75岁高龄的老人来说，这是多么紧张的一周啊!邓小平不顾年迈，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工作的精神令我终生难忘；他在同美方高层人士交往中所展示的高瞻远瞩的伟人气概和开朗坦荡的广阔胸怀，以及明快犀利而又不失友善风趣的谈吐，都曾使人仰慕不已，他的这种大政治家、大外交家的风范也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本文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推荐）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