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侥胜易生轻狂，挫折催人反思。回顾20世纪最后10年到21世纪头10多年的历史，人们目睹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从欣喜若狂到受挫沮丧的戏剧性变化。现在他们不得不思考两个沉重的问题：一是为什么会打大伤元气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二是为什么经济危机会如此严重？在这两大问题后面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既然他们认为西方民主体制是如此完美，为什么不能防止这些灾难发生？
民主光环下充斥着政治骗局
在出兵伊拉克前，美国媒体众口一词地喊打，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在国会里呢？美国《时代》周刊刊载文章说：“美国入侵伊拉克前不久，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议员、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在议员席上说：“这个议院大多数时候都沉默着，这是一种不祥的、可怕的沉默。没有争辩，没有讨论，没人打算为这个国家列出这场特殊战争的利弊，什么也没有。我们在美国参议院保持着被动的沉默！”……对此，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他的著作《戈尔的最后诱惑》中写道：“伯德提出的问题背后是我们无数人一直在问的大问题——今天，在美国人要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候，理智、逻辑和真相所起的作用为什么会急剧减少？”他忧心忡忡地说：“美国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我知道，不只我一个人觉得什么东西从根子上出了毛病。”
现在知道，当时处于癫狂状态的新保守主义权势集团，早就决定要打伊拉克了。不管萨达姆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管他与“基地”组织有没有联系，这个仗是非打不可的。因为这是他们控制中东从而独霸世界战略的一部分。
媒体喧嚣，参院沉默，老百姓上当，这一切都在民主的光环下发生。
民主成为富人的金钱游戏
再说说经济吧。德国《南德意志报》 2010年4月6日的文章说：“人们曾经这样认为：自由的民主政权与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是西方工业国的成功模式。这种结合当时不仅比计划经济和专制更有贯彻力，而且是唯一选项。”可是，今天美国、欧洲的现实却不能不使人另有想法。
人们在分析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原因时，都看到华尔街游说集团的魔力和蛮横。他们可以威胁利诱议会通过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以便放开手脚在虚拟市场上兴风作浪。金钱可以操纵政治，这是西方议会民主的癌症。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7年9/10月一期刊登了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赖克写的《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一文，他写道：“说得明白一点吧，民主的目的是要实现我们以个人之力所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是，假如公司利用政治来加强或维护它们的竞争地位，或者貌似肩负起它们实际上没有能力或权力去履行的社会责任，那么民主就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这样一来，社会就无法兼顾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社会难题这两者。”
“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就是对这种金钱霸权的抗议。但是这种霸权太强大又太隐蔽了，所以，看似每人手中都握有一张选票，却无法用它来改变现实。英国2010年发生了这么件事。媒体记者假装企业老总去试探议员能否帮企业疏通官场以影响政策的制定。工党前内阁大臣、议员斯蒂芬·拜尔斯满口答应，并称自己像“一辆出租车”一样为人帮忙，不过车费可不低，要每天5000英镑。这约等于一般人三个月的收入。还有一位前大臣暗示，只要肯掏钱，他就有机会见到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这场丑剧中一共有三名前大臣中招。
美国前总统卡特2007年5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要是活到今天，还能当上美国总统吗？！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备优秀总统潜质的人，就因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采取一种能够募集到大量竞选经费的政策，而永远与总统宝座无缘。”
政党恶斗影响决策效果
今天的美国政坛呈现两大怪象：一是难以做出正确的政治决定；二是因政党恶斗干脆做不出决定。美国《新闻周刊》2009年6月22日刊登法里德·扎卡里亚的文章说：“现代民主制度的弊病是：它不能为了长远利益而将短期痛苦强加于人。20年来，最严肃的结构性问题——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移民一直没有解决。”议员最关心的问题是自己下届还能不能当选。一味讨好选民、作出过高的许诺是他们的职业特点，其结果是政府债台高筑，市场竞争力大降，人民的长远利益被放在一边。
与此同时，人们批评说：“两党恶斗几乎让政府瘫痪。这个国家的领袖已经脱离人民。”曾因提出“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最近也对民主政体提出了质疑。《纽约时报》2012年4月22日文章说：“他（福山）的研究引导他针对美国当今的政治秩序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问题，即美国是否已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都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从而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
遥想1630年，第一批欧洲清教徒乘船在茫茫大西洋中向新大陆驶去时，基督教领袖约翰·温斯罗普以上帝的名义在船上与全体移民庄严约定：“我们处世行事有两条规则——公义和慈悲……公共的利益，必须高于私人的利益。”美国的今天，还是当年那些胸怀壮志的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美国吗？
民主光环下充斥着政治骗局
在出兵伊拉克前，美国媒体众口一词地喊打，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在国会里呢？美国《时代》周刊刊载文章说：“美国入侵伊拉克前不久，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议员、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在议员席上说：“这个议院大多数时候都沉默着，这是一种不祥的、可怕的沉默。没有争辩，没有讨论，没人打算为这个国家列出这场特殊战争的利弊，什么也没有。我们在美国参议院保持着被动的沉默！”……对此，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他的著作《戈尔的最后诱惑》中写道：“伯德提出的问题背后是我们无数人一直在问的大问题——今天，在美国人要做出重要决定的时候，理智、逻辑和真相所起的作用为什么会急剧减少？”他忧心忡忡地说：“美国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我知道，不只我一个人觉得什么东西从根子上出了毛病。”
现在知道，当时处于癫狂状态的新保守主义权势集团，早就决定要打伊拉克了。不管萨达姆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管他与“基地”组织有没有联系，这个仗是非打不可的。因为这是他们控制中东从而独霸世界战略的一部分。
媒体喧嚣，参院沉默，老百姓上当，这一切都在民主的光环下发生。
民主成为富人的金钱游戏
再说说经济吧。德国《南德意志报》 2010年4月6日的文章说：“人们曾经这样认为：自由的民主政权与市场经济制度相结合是西方工业国的成功模式。这种结合当时不仅比计划经济和专制更有贯彻力，而且是唯一选项。”可是，今天美国、欧洲的现实却不能不使人另有想法。
人们在分析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原因时，都看到华尔街游说集团的魔力和蛮横。他们可以威胁利诱议会通过有利于自己的法律，以便放开手脚在虚拟市场上兴风作浪。金钱可以操纵政治，这是西方议会民主的癌症。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7年9/10月一期刊登了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赖克写的《资本主义是怎样扼杀民主的》一文，他写道：“说得明白一点吧，民主的目的是要实现我们以个人之力所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是，假如公司利用政治来加强或维护它们的竞争地位，或者貌似肩负起它们实际上没有能力或权力去履行的社会责任，那么民主就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这样一来，社会就无法兼顾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社会难题这两者。”
“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就是对这种金钱霸权的抗议。但是这种霸权太强大又太隐蔽了，所以，看似每人手中都握有一张选票，却无法用它来改变现实。英国2010年发生了这么件事。媒体记者假装企业老总去试探议员能否帮企业疏通官场以影响政策的制定。工党前内阁大臣、议员斯蒂芬·拜尔斯满口答应，并称自己像“一辆出租车”一样为人帮忙，不过车费可不低，要每天5000英镑。这约等于一般人三个月的收入。还有一位前大臣暗示，只要肯掏钱，他就有机会见到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这场丑剧中一共有三名前大臣中招。
美国前总统卡特2007年5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地说：“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要是活到今天，还能当上美国总统吗？！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有多少具备优秀总统潜质的人，就因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采取一种能够募集到大量竞选经费的政策，而永远与总统宝座无缘。”
政党恶斗影响决策效果
今天的美国政坛呈现两大怪象：一是难以做出正确的政治决定；二是因政党恶斗干脆做不出决定。美国《新闻周刊》2009年6月22日刊登法里德·扎卡里亚的文章说：“现代民主制度的弊病是：它不能为了长远利益而将短期痛苦强加于人。20年来，最严肃的结构性问题——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移民一直没有解决。”议员最关心的问题是自己下届还能不能当选。一味讨好选民、作出过高的许诺是他们的职业特点，其结果是政府债台高筑，市场竞争力大降，人民的长远利益被放在一边。
与此同时，人们批评说：“两党恶斗几乎让政府瘫痪。这个国家的领袖已经脱离人民。”曾因提出“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教授，最近也对民主政体提出了质疑。《纽约时报》2012年4月22日文章说：“他（福山）的研究引导他针对美国当今的政治秩序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问题，即美国是否已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从一种旨在防止当政者集中过多权力的制度，变成了一个谁都无法集中足够权力从而作出重要决定的制度？”
遥想1630年，第一批欧洲清教徒乘船在茫茫大西洋中向新大陆驶去时，基督教领袖约翰·温斯罗普以上帝的名义在船上与全体移民庄严约定：“我们处世行事有两条规则——公义和慈悲……公共的利益，必须高于私人的利益。”美国的今天，还是当年那些胸怀壮志的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美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