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声慢(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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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声慢,读《生日信札》天色暗下来,隐约的雷声在炸响,惊蛰后,蛇和蟾蜍渐次从冬眠中醒来,幽灵般出没的蚂蚱,有草丛的黄绿肤色,而疫情继续发酵,隔离者囚在家的笼子里,刷手机,饭来张口,忍着管制的煎熬。在我的窗外,榆叶梅接了西府海棠,两者之间本无罅隙存在,还是被压枝的碧桃夺了花魁,美艳如染了新冠病毒。我乃老住户,有出入证,进出刷健康码,自由如小南风,不像河中草鲢闷在水底,左看右瞧,摇摆的钓竿和诱饵尽是陷阱。至于火车,它偶尔飞过天空,水里投下倒影,总不若白云有情,能酿春雨,也带来晴空丽日。你继续高枕入梦,为家国虑,而我一事无成,身子骨蜷作母腹中的样子,或散步途中停下,读几页《生日信札》,想象特德·休斯和西尔维娅的爱恨与纠缠——他用二十五年时光倾诉衷情,反复地回忆和洗白(这并不妨碍他与更多的异性同床共枕)。她写下:“死亡是一门艺术,我令它分外精彩……”被圣化的西尔维娅非圣女,如同涂污的休斯也不是恶棍和虐待狂。她也曾尽力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作家。坏脾气却比伦敦的坏天气更令人难以捉摸。想一想,如果不爱,哪一个男人能够二十五年持续收拾婚姻的碎片,独自疗伤,秘密地承受。“……我们躺在你的死亡里,在已落的雪中,正落的雪下。”(这是与儿女们,还是不停变换的情人?一个男人的暴戾要词语来掩埋?)我从书页间移开目光,看见砖红色绿道在向前延伸——如果走下去,它将通向另一个世界。这样我可从疫情的烦躁中脱离出来,同时出离愤怒、屈辱、无所适从,在飘忽的情绪和花香满径之间,筑起一道野草的防火墙。我知道,個体的愤怒,不可能形成摧毁的力量,出离集体的反抗,只能像蝉留下壳子,响亮的呜叫,也仅能维持到入秋——串起来的回忆,成为黑白或彩色胶片,被时间还原和放映。公共空间愈加逼仄,在这个春天,疫情迫使我拒绝了所有聚会站在集体主义的对面,任他雨疏风急,还是红瘦绿肥,我只要自由地活——自由的意义即是无意义,它等同于你目睹了一切,又拒绝以诗见证和指认。
  香椿树随记
  在我家的门前有两棵树左边一棵是香椿树,右边一棵也是香椿树屋后还有一棵更大的香椿树但我只在吃香椿的春天才记得起它们其他时间就忽略了它们的存在我拿来自制的钩子够下枝头新抽出的叶芽把它们逼回冬天光秃的老样子我像所有饕餮之徒那样吃得满口生津夏天到了,它们仍然叶繁荫稠只有这会儿它们站在阳光下把稀疏的影子投到水泥路上让我忽然想起了什么,不由自主地抬起头,看它们隐忍在阳光里生生不息,又在抽出新芽。
  在诗歌的缝隙里
  谷禾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这个古老的星球上,诗歌是一个先于小说诞生并且肯定会比小说活得更长久的存在。无论是东方的《诗经》,还是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无不是各自文化和文学的最初源头,所以它理当享有比小说更高的尊荣。
  “史诗”几乎是人类给予一部伟大小说的最高评价,而不是相反。这至少可以确证,即便在被讥讽为“诗人比诗的读者还多”的当下,诗歌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并不亚于小说。作为诗歌写作者,我对此有着近乎固执的坚持。但也毋庸置疑,相比于小说,在和歌分道扬镳后,现代诗越来越成为一种“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西门内斯)的艺术,但我们不能因此去否定诗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对我个人来说,写诗更多是一种自言自语,或者语言之光对自我的照耀,它带有强烈的私密性。这不同于在小说里,我总可以任性地把自己分为不同的几个人,并把他们置于特设的故事和场景中,通过制造和拆解其性格和内心的矛盾冲突,来反映世界的真实。但在最后,小说还是实现了与诗歌的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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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做一名作家,就和做一名侦探一样危险,须得行过坟场,对视鬼魂。   ——摘自波拉尼奥《最后的访谈》一  柯雨洛是近年我小说里常常用到的一个女性名字,如果你们读过我的小说,你们会知道她的。至于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人物,你们应该有所了解。但这个人物是我虚构的。这个人物的命名权不属于我。她是属于韦宁的。  有一天,我在写作,突然想给小说里的一位女性起个名字。写作这么多年,给人物起名字对我来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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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穿着浅蓝色短袖衫的老人靠在码头栏杆上,右臂肘弯里横着一根扁担,扁担两头各担着一只竹筐,竹筐落在地上,每只筐里蹲着四五只鸡,白的,黑的,公的,母的。码头外就是长江,满满一江水,拍打着堤岸,哗哗作响,快要没过码头。那些鸡似乎没听见这浪涛声,仍旧缩着脖子,眯着眼睛打盹,一副万事不关心的样子。老人戴着顶旧草帽,草帽上像落了一层灰,和他的脸一样黑。过江的人都挤在码头上,只等着渡口的铁栅栏门一打开,就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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