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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种群，其中，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已达近3000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已达2800余种。新时期我国学术事业的巨大发展，学术期刊功不可没。但是，与学术体制已发生深刻变化不同，脱胎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学术期刊体制并未有实质性改变，数十年前形成的学术期刊的特点不仅一如既往，而且因期刊数量的激增被无形地放大了，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期刊结构方面，新增的学术期刊基本沿袭了综合性的老路，整个期刊格局仍然是以综合性为主。当综合性期刊的数量达到一定比例和量级后，学科边界不清晰和内向性特点使其根本无法拥有自己的“忠实读者”。第二，经过期刊大扩容后，以高校学报一校一刊为代表的期刊布局使学术期刊呈现更为分散而非聚合的样态，从而决定了期刊制作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并且无法形成合理的期刊体系。第三，新增的被深深打上主办单位烙印的学术期刊不仅内向性的特点依然如旧，而且高校间门户壁垒更严，期刊作为学术交流平台的作用被大大弱化。第四，尽管形成了职业编辑队伍，但编研分离和综合性期刊的编辑必须面对一个甚至几个一级学科使期刊编辑的素质下降。第五，与学术期刊数量激增相伴随的是个别期刊发行量急剧萎缩，缺乏个人订户始终是综合性期刊的问题。上述所有矛盾叠加，造成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即学者与期刊日渐疏离。
经过百余年一代代学人不懈努力之后，我国学术研究已告别单纯与国际接轨的幼稚时期而步入学术国际化的成熟时期，然而，学术期刊并没有跟上这一步伐，仍保留着诸多童年时代的特征，从结构到布局、从稿源到传播都与现代学术的要求大相径庭。现代学术发展除了综合研究的特征以外，更呈现出学科边界清晰的专业研究特征，与之相对应，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在结构上，除了少量顶级的综合性期刊外，大多是专业边界清晰的专业或专题期刊；在布局上，不断向科研力量强大的名校和大型出版集团集结；在稿源上，向全世界学者开放，是名副其实的公共学术平台；在编辑队伍上，拥有十分专业的职业化编辑队伍；在发行渠道上，拥有遍及全球的发行网络。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学术刊物的背后，都是一个空前活跃的学术社群，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共同体……而学术刊物通常就是这些学术社群的标志，体现了他们独特的学术价值、问题意识、学科倾向和专业尺度”（许纪霖：《学术期刊的单位化、行政化和非专业化 》，《文汇报》2004年12月12日）。
对比一下中西学术期刊的差异，不难发现，我国学术期刊的综合性、分散性、内向性等特征与现代学术的发展已经格格不入。
学术期刊面临的挑战
如果说，学术期刊的综合性、分散性、内向性是缘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那么，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学术期刊还面临着来自外部的种种挑战。
来自学术国际化的挑战。近年来，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学术界也不例外，学术无国界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国际化除了表现在方法和规则方面继续与国际接轨外，还表达了强烈的输出愿望，即要使我国的知识产品走向世界，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要实现这一愿望，有两个办法：一是我国的学术期刊走向世界；二是直接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然而，与国际学术期刊从形式到内容都存在巨大差异的我国学术期刊，一时还难以担当这一重任，于是，第二个办法遂成为唯一选择。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的发文量成倍增长，“1980年前后，中国科研人员每年发表的论文中被SCI收录的大约只有500篇。30年过去，2009年中国的SCI论文数量已经突飞猛进到11.2万篇，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黄永明：《中国学术期刊的尴尬与梦想》，《南方周末》2010年9月10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国学者在SSCI和AHCI收录的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也在迅速增长。带着国际化的迫切愿望，各名校及著名科研院所，几乎无一不将在SCI、SSCI和AHCI等国际学术榜期刊发表论文作为科研人员考核的最重要指标，这在客观上加速了优秀稿源的外流。
当我国学术期刊还在纠结于是否应该对外稿（非本单位作者稿件）开放的时候，国际学术期刊早已对全世界学者敞开了大门（当然有质量门槛）。上述国际学术期刊中，虽然也有少量中国期刊，但其主体是西方国家期刊。尽管许多有紧迫感的期刊试图加入这一行列，但却遭遇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重重困难，首先就是这些期刊榜将综合性和内向性期刊一概拒之门外。
来自期刊评价的挑战。实际上，有心进入国际学术期刊榜的只是学术期刊中实力相对较强的少部分期刊，大多数期刊眼下还没有如此雄心壮志，对它们来说，更现实的挑战来自期刊评价。现行评价机制由两方面构成：其一是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几年一次的质量检查和期刊评级，这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对期刊学术质量评判所占比重不大；其二是已为各学术单位普遍接受的期刊影响力评估，由专业评价机构发布，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各种“核心期刊”和“来源（数据源）期刊”排行榜。让期刊界纠结的主要是后者，因为这类排行榜直接导致了学术管理的简单化，是否榜上有名，对学术期刊来说已成为天差地别的事，马太效应十分明显。因此，本应为学术研究和学者服务的学术期刊，却把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如何迎合评价机构的偏好上。但无论如何，上榜的期刊只能占期刊总数的20%左右，不能上榜则意味着好稿源基本枯竭，难逃沦为许多学者眼中“学术垃圾场”的命运。
排行榜给期刊带来的灾难还不仅于此。排行榜所导致对量的追逐必然冲淡对质的要求，就此引发了种种学术不端行为，而不端行为多在论文发表环节暴露，期刊也因此被卷入了舆论的漩涡。
来自数字化潮流的挑战。期刊数字化浪潮使学术期刊正经历着一场革命。这场肇始于传播，继而扩展至整个编辑出版流程的革命，使学术期刊抛掉了纸本载体而实现了更为迅捷的网上编辑和传播，至少在传播流程中，数字化传播已成为学术期刊的主流渠道。完成这一革命性转变的并不是学术期刊自身，而是像“中国知网”这样的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学术期刊以综合性为主的结构和分散的布局导致以原期刊为单位的数字化传播意义不大，而经过汇集和重新编排后更能适应读者的需求，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但是，期刊数据库的建库模式、标准，特别是作者著作权和期刊版权保护以及利益分配等与学术期刊密切相关规则的制定，均由数据库网站一手操作，学术期刊基本没有参与，这导致学术期刊在数字化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当由期刊数据库网站基本垄断期刊数字化传播、“读库”成为读者阅读期刊论文习以为常模式后的今天，学术期刊幡然醒悟，再想收回自己的权利，建立属于自己的数字化传播渠道时才发现，那将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当以综合性、分散性和内向性为特征的学术期刊遭遇来自学术国际化、评价数量化和传播数字化的挑战时，处境更是日益艰难，而自然科学期刊尤甚，每年以10万篇计的优秀稿源的流失，使得像《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这样的国内顶尖学术期刊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稿源荒，更遑论一般期刊了。优稿的外流必然带来学术前沿的失守和读者的流失，这从近年来著名院校和科研机构订阅外刊和国外期刊数据库的费用成倍增长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对学术期刊而言是致命问题。因语言和意识形态等原因起步稍晚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已出现了明显的路径依赖，社科类学术期刊也有着重蹈自然科学期刊覆辙的危险。如果说，学术期刊内部结构性的矛盾造成了学者与期刊的疏离，那么，来自学术国际化的挑战则使优秀学者与中国学术期刊不仅仅是疏离，而且是渐行渐远了；而不合理的学术评价和数字化主动权的失去，则使学术期刊面临在数字化时代既无自主权又无发行收入的窘境。
学术期刊的发展趋势
以上分析，都是基于与国际学术期刊的比较，如果抛开这一比较，我国的学术期刊尽管可能丢失学术前沿，但并不因此而出现生存危机。原因在于，在单纯追求数量的学术评价机制下，数以百万计的专业人员为了职称和绩效，以及众多硕士、博士研究生为了学位而发表论文的“刚性”需求，使学术期刊的版面仍是稀缺资源。
因此，从发展趋势来看，大致可有两种前景：其一，如果一切不予改变，我国学术期刊在相当时期内生存虽不成问题，但处境尴尬，不仅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中难觅踪影，无法争取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而且随着外刊的大举“入侵”，在国内学术界的话语权也岌岌可危，纵然有一些锐意进取的期刊人也难以摆脱体制的羁绊。其二，通过改革，解决困扰学术期刊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以切实可行的措施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使学术期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第一种前景，管理部门不会答应，学术界不会答应，而学术期刊中的许多同仁也不会甘心。“一个国家有没有好的科学体系、这种科学体系是否健全，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没有高水平的科学期刊。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大国，会有世界级的科学期刊”（《改革中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愿与中国科学一起成长》，《科学时报》2008年9月9日）。因此，第二种前景将是必然选择。
今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勾画出了“十二五”时期学术期刊的发展蓝图：将推出“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培育20种国际一流学术水平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优秀学术期刊”，“建设专业学科领域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学术期刊群”，以此“推动我国学术期刊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显然，《规划》的着眼点在于高端学术期刊，而绝大多数学术期刊今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报刊体制改革的结果。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那就是“进一步推动报刊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转变”。应该说，这对引导学术期刊走出困境是极有意义的，它所针对的是学术期刊综合性、分散性和内向性的问题；据此推论，改革的目标当是建立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和需要的合理的学术期刊体系。
但是，必须看到，改革的动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在业界有些人看来，学术期刊的危机都是虚构的；而即使不否认存在某种危机的人，对改革的可行性也深表怀疑，毕竟，在目标与现实之间横亘着的巨大鸿沟是谁都可以看得到的。此外，业界中也不乏对改革的目标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人，诸如通过论证综合性期刊的作用和我国学术期刊的传统来否定专业化转型的必要；通过论证每个学术单位都有权主办内向性学术期刊来否定规模化、集约化的必要，等等，不一而足。要驳倒这些观点并不困难，难的是改变持有如此观点的人的立场。
不管最终会采取怎样的办法来实现学术期刊体制的改革，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必须将改革前体制中的人纳入改革后的新体制中去。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他们也就有不同的定位。如果新的学术期刊体系以另起炉灶的方式来建构，他们就是新体系必须甩掉的包袱；如果通过整合现有的学术期刊来构建，那他们就是新体系可以倚重的对象。显然，完全采用前一种方式，改革会十分简单，但却是不现实的；而采取后一种方式，改革会非常复杂，最根本的难题是：在不抛弃现有学术期刊的前提下，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学术期刊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以达到构建合理期刊体系的目标？
从新闻出版总署报刊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有关领导关于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到对大型出版集团可能发挥作用的重视，这无疑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路径，但走通这条路也殊为不易。与出版畅销书不同，品牌学术期刊的打造是一件费时、费力、费钱而短期内难有经济回报的事，即使有大型出版集团愿意投入，它们能容纳多少期刊加盟？分散于各地的期刊又以什么方式加盟？这些都还是值得追问的问题。因此，期刊改革可能需要多个路径。
今年2月，17家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的综合性学报作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尝试，联合在中国知网以对纸本学报进行同步重组的方式推出了数字化“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包括《文学学报》、《历史学报》、《哲学学报》、《经济学报》等一级学科专业期刊共10种。该系列期刊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方兴未艾的“云出版”。“云出版”的诞生，意味着“聚合”——内容的聚合、平台的聚合、渠道的聚合——必将成为今后出版业最显著的特征。该专业期刊系列体现出“云出版”的诸多优势。首先，对综合性学报进行按专业同步重组是对分散资源的有序聚合；其次，体现了“云出版”共享的精髓；再次，充分利用了“云出版”通畅的传播渠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期刊编辑与出版发行的分离，形成了全系列整体传播的全新模式，为打造数字化时代学术期刊品牌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已经启动的今天，这个尝试提示我们，期刊体制改革如果能与最新技术相结合，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对期刊改革而言，这个尝试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分散的综合性期刊的专业化转型和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由此可见，技术革命也可以成为解决体制问题的钥匙。学术期刊改革或许可以绕过纸本，直接从数字化重组开始，通过“云平台”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目标。对于近6000家学术期刊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更为可行的通往理想彼岸的路径。
作者系《南京大学学报》执行主编
经过百余年一代代学人不懈努力之后，我国学术研究已告别单纯与国际接轨的幼稚时期而步入学术国际化的成熟时期，然而，学术期刊并没有跟上这一步伐，仍保留着诸多童年时代的特征，从结构到布局、从稿源到传播都与现代学术的要求大相径庭。现代学术发展除了综合研究的特征以外，更呈现出学科边界清晰的专业研究特征，与之相对应，发达国家的学术期刊在结构上，除了少量顶级的综合性期刊外，大多是专业边界清晰的专业或专题期刊；在布局上，不断向科研力量强大的名校和大型出版集团集结；在稿源上，向全世界学者开放，是名副其实的公共学术平台；在编辑队伍上，拥有十分专业的职业化编辑队伍；在发行渠道上，拥有遍及全球的发行网络。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学术刊物的背后，都是一个空前活跃的学术社群，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共同体……而学术刊物通常就是这些学术社群的标志，体现了他们独特的学术价值、问题意识、学科倾向和专业尺度”（许纪霖：《学术期刊的单位化、行政化和非专业化 》，《文汇报》2004年12月12日）。
对比一下中西学术期刊的差异，不难发现，我国学术期刊的综合性、分散性、内向性等特征与现代学术的发展已经格格不入。
学术期刊面临的挑战
如果说，学术期刊的综合性、分散性、内向性是缘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那么，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学术期刊还面临着来自外部的种种挑战。
来自学术国际化的挑战。近年来，全球化浪潮席卷全世界，学术界也不例外，学术无国界的时代真正到来了。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国际化除了表现在方法和规则方面继续与国际接轨外，还表达了强烈的输出愿望，即要使我国的知识产品走向世界，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要实现这一愿望，有两个办法：一是我国的学术期刊走向世界；二是直接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然而，与国际学术期刊从形式到内容都存在巨大差异的我国学术期刊，一时还难以担当这一重任，于是，第二个办法遂成为唯一选择。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的发文量成倍增长，“1980年前后，中国科研人员每年发表的论文中被SCI收录的大约只有500篇。30年过去，2009年中国的SCI论文数量已经突飞猛进到11.2万篇，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黄永明：《中国学术期刊的尴尬与梦想》，《南方周末》2010年9月10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国学者在SSCI和AHCI收录的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也在迅速增长。带着国际化的迫切愿望，各名校及著名科研院所，几乎无一不将在SCI、SSCI和AHCI等国际学术榜期刊发表论文作为科研人员考核的最重要指标，这在客观上加速了优秀稿源的外流。
当我国学术期刊还在纠结于是否应该对外稿（非本单位作者稿件）开放的时候，国际学术期刊早已对全世界学者敞开了大门（当然有质量门槛）。上述国际学术期刊中，虽然也有少量中国期刊，但其主体是西方国家期刊。尽管许多有紧迫感的期刊试图加入这一行列，但却遭遇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重重困难，首先就是这些期刊榜将综合性和内向性期刊一概拒之门外。
来自期刊评价的挑战。实际上，有心进入国际学术期刊榜的只是学术期刊中实力相对较强的少部分期刊，大多数期刊眼下还没有如此雄心壮志，对它们来说，更现实的挑战来自期刊评价。现行评价机制由两方面构成：其一是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几年一次的质量检查和期刊评级，这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对期刊学术质量评判所占比重不大；其二是已为各学术单位普遍接受的期刊影响力评估，由专业评价机构发布，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各种“核心期刊”和“来源（数据源）期刊”排行榜。让期刊界纠结的主要是后者，因为这类排行榜直接导致了学术管理的简单化，是否榜上有名，对学术期刊来说已成为天差地别的事，马太效应十分明显。因此，本应为学术研究和学者服务的学术期刊，却把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如何迎合评价机构的偏好上。但无论如何，上榜的期刊只能占期刊总数的20%左右，不能上榜则意味着好稿源基本枯竭，难逃沦为许多学者眼中“学术垃圾场”的命运。
排行榜给期刊带来的灾难还不仅于此。排行榜所导致对量的追逐必然冲淡对质的要求，就此引发了种种学术不端行为，而不端行为多在论文发表环节暴露，期刊也因此被卷入了舆论的漩涡。
来自数字化潮流的挑战。期刊数字化浪潮使学术期刊正经历着一场革命。这场肇始于传播，继而扩展至整个编辑出版流程的革命，使学术期刊抛掉了纸本载体而实现了更为迅捷的网上编辑和传播，至少在传播流程中，数字化传播已成为学术期刊的主流渠道。完成这一革命性转变的并不是学术期刊自身，而是像“中国知网”这样的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学术期刊以综合性为主的结构和分散的布局导致以原期刊为单位的数字化传播意义不大，而经过汇集和重新编排后更能适应读者的需求，大型期刊数据库网站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但是，期刊数据库的建库模式、标准，特别是作者著作权和期刊版权保护以及利益分配等与学术期刊密切相关规则的制定，均由数据库网站一手操作，学术期刊基本没有参与，这导致学术期刊在数字化过程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当由期刊数据库网站基本垄断期刊数字化传播、“读库”成为读者阅读期刊论文习以为常模式后的今天，学术期刊幡然醒悟，再想收回自己的权利，建立属于自己的数字化传播渠道时才发现，那将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
当以综合性、分散性和内向性为特征的学术期刊遭遇来自学术国际化、评价数量化和传播数字化的挑战时，处境更是日益艰难，而自然科学期刊尤甚，每年以10万篇计的优秀稿源的流失，使得像《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这样的国内顶尖学术期刊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稿源荒，更遑论一般期刊了。优稿的外流必然带来学术前沿的失守和读者的流失，这从近年来著名院校和科研机构订阅外刊和国外期刊数据库的费用成倍增长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对学术期刊而言是致命问题。因语言和意识形态等原因起步稍晚的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已出现了明显的路径依赖，社科类学术期刊也有着重蹈自然科学期刊覆辙的危险。如果说，学术期刊内部结构性的矛盾造成了学者与期刊的疏离，那么，来自学术国际化的挑战则使优秀学者与中国学术期刊不仅仅是疏离，而且是渐行渐远了；而不合理的学术评价和数字化主动权的失去，则使学术期刊面临在数字化时代既无自主权又无发行收入的窘境。
学术期刊的发展趋势
以上分析，都是基于与国际学术期刊的比较，如果抛开这一比较，我国的学术期刊尽管可能丢失学术前沿，但并不因此而出现生存危机。原因在于，在单纯追求数量的学术评价机制下，数以百万计的专业人员为了职称和绩效，以及众多硕士、博士研究生为了学位而发表论文的“刚性”需求，使学术期刊的版面仍是稀缺资源。
因此，从发展趋势来看，大致可有两种前景：其一，如果一切不予改变，我国学术期刊在相当时期内生存虽不成问题，但处境尴尬，不仅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中难觅踪影，无法争取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而且随着外刊的大举“入侵”，在国内学术界的话语权也岌岌可危，纵然有一些锐意进取的期刊人也难以摆脱体制的羁绊。其二，通过改革，解决困扰学术期刊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以切实可行的措施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使学术期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第一种前景，管理部门不会答应，学术界不会答应，而学术期刊中的许多同仁也不会甘心。“一个国家有没有好的科学体系、这种科学体系是否健全，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有没有高水平的科学期刊。一个世界级的科学大国，会有世界级的科学期刊”（《改革中的〈中国科学〉与〈科学通报〉愿与中国科学一起成长》，《科学时报》2008年9月9日）。因此，第二种前景将是必然选择。
今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勾画出了“十二五”时期学术期刊的发展蓝图：将推出“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建设工程”，“培育20种国际一流学术水平的国家重点学术期刊，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优秀学术期刊”，“建设专业学科领域内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学术期刊群”，以此“推动我国学术期刊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显然，《规划》的着眼点在于高端学术期刊，而绝大多数学术期刊今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报刊体制改革的结果。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明确的，那就是“进一步推动报刊业向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转变”。应该说，这对引导学术期刊走出困境是极有意义的，它所针对的是学术期刊综合性、分散性和内向性的问题；据此推论，改革的目标当是建立符合学术发展规律和需要的合理的学术期刊体系。
但是，必须看到，改革的动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在业界有些人看来，学术期刊的危机都是虚构的；而即使不否认存在某种危机的人，对改革的可行性也深表怀疑，毕竟，在目标与现实之间横亘着的巨大鸿沟是谁都可以看得到的。此外，业界中也不乏对改革的目标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人，诸如通过论证综合性期刊的作用和我国学术期刊的传统来否定专业化转型的必要；通过论证每个学术单位都有权主办内向性学术期刊来否定规模化、集约化的必要，等等，不一而足。要驳倒这些观点并不困难，难的是改变持有如此观点的人的立场。
不管最终会采取怎样的办法来实现学术期刊体制的改革，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必须将改革前体制中的人纳入改革后的新体制中去。采取不同的方法，对他们也就有不同的定位。如果新的学术期刊体系以另起炉灶的方式来建构，他们就是新体系必须甩掉的包袱；如果通过整合现有的学术期刊来构建，那他们就是新体系可以倚重的对象。显然，完全采用前一种方式，改革会十分简单，但却是不现实的；而采取后一种方式，改革会非常复杂，最根本的难题是：在不抛弃现有学术期刊的前提下，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学术期刊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以达到构建合理期刊体系的目标？
从新闻出版总署报刊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有关领导关于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讲话中，可以看到对大型出版集团可能发挥作用的重视，这无疑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路径，但走通这条路也殊为不易。与出版畅销书不同，品牌学术期刊的打造是一件费时、费力、费钱而短期内难有经济回报的事，即使有大型出版集团愿意投入，它们能容纳多少期刊加盟？分散于各地的期刊又以什么方式加盟？这些都还是值得追问的问题。因此，期刊改革可能需要多个路径。
今年2月，17家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刊工程的综合性学报作出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尝试，联合在中国知网以对纸本学报进行同步重组的方式推出了数字化“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包括《文学学报》、《历史学报》、《哲学学报》、《经济学报》等一级学科专业期刊共10种。该系列期刊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方兴未艾的“云出版”。“云出版”的诞生，意味着“聚合”——内容的聚合、平台的聚合、渠道的聚合——必将成为今后出版业最显著的特征。该专业期刊系列体现出“云出版”的诸多优势。首先，对综合性学报进行按专业同步重组是对分散资源的有序聚合；其次，体现了“云出版”共享的精髓；再次，充分利用了“云出版”通畅的传播渠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期刊编辑与出版发行的分离，形成了全系列整体传播的全新模式，为打造数字化时代学术期刊品牌形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已经启动的今天，这个尝试提示我们，期刊体制改革如果能与最新技术相结合，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对期刊改革而言，这个尝试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分散的综合性期刊的专业化转型和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由此可见，技术革命也可以成为解决体制问题的钥匙。学术期刊改革或许可以绕过纸本，直接从数字化重组开始，通过“云平台”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目标。对于近6000家学术期刊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更为可行的通往理想彼岸的路径。
作者系《南京大学学报》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