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8日，收到王振良主编的《问津文库》第54种，在“朋友圈”里发了这一段话：“留在《口述津沽》篇末的拉页，所弥散的感染力是不言而喻的。只有民间文化的归纳与梳理凝结成一份力量，才会生成更有效的见证力与干预力。于区域文化的发掘与传承而言，王振良和‘问津’是北方的高山——‘林泉高致’；方韶毅和‘瓯风’是江南的高山——‘可舟可居’。”
　　我与振良兄相识，始于2013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我们俩被分派在一个房间。晚上聊天，知道振良兄从南开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今晚报》，为了发一组天津老房子和公寓的专题文章，开始深入结缘津沽文化，并结成建筑遗产保护志愿者团队，由此展开了其“天津记忆”的民刊书写。问津文库“天津记忆第二种”为《荏苒芳华：洋楼背后的故事》，大抵就是那个时候的成果！
　　我与振良兄“亲近”，是因为我在2002年主持《青岛早报》文娱部时，也开始做“人文青岛”的系列连载，最早的100期就是《青岛老房子揭秘》。振良兄是实干家，而我只是策划人。而实干的，总会走得更远。
　　那天晚上，振良兄就提到编辑“天津地方文献集成”的想法。说到“文献”，我还给振良兄看了博客里的青岛文学文献，但看着振良兄有所疑惑，我明白此间的工作方法是不一样的——我所立足的文献，是通过民间文献的发掘呈现时代和文化的路径，而振良兄的文献工作，是对于地方文献的收纳与整理，这种工作通常是由高校和地方社科院发起，围聚多个门类的学者来完成。
　　振良兄继续说他的构想与概念，并且说如果政府预算没有几百万元是做不成的，他这个几十万元大概就可能实现。因为此前并不明晰振良兄的积累状况，所以有点将信将疑。
　　那晚印象深的，还有振良兄所描述的工作状态——因为家离报社较近，他一早就到单位，中午可以回家休息一会儿，晚上干到八九点钟才回家。振良的这几句话，一直是我相信他的工作量是其丰硕成果的根本支撑。
　　2015年年初，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见到振良时，他说已经调去主持《今晚报》副刊部了。我知道，一定不是振良多适合当官儿，而是体制也绕不过他的影响力和工作实绩。在新的报业竞争格局下，传统的报社要出学者或作家，已经越来越难。一方面，有工作和经营的催迫；另一方面，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深入的自觉已成为对青年一代的挑战。
　　第二年四月，振良在天津张罗第十三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回来不久，我就开始收到他寄来的“问津文库”。
　　翻找“问津文库”最早的出版印记，是刘景周著《沽帆远影》，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印行于2014年8月。这也应是振良收集“天津记忆”最早的成果。从这个时间看，在上海年会我们相遇后，振良兄已经开始稳步推进他的“文献工程”了。2008年“天津记忆”的民刊时代，其资金完全来自民间，有相当一段时间，是由振良自掏腰包维持的。
　　顺着“问津文库”的书目看下去，会发现文库是以民间研究为根基的，对学院派的研究也有适当兼顾。而这种“打通的力量”殊为难得，它也使得文库的视野有了多元的融合。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乡邦文化的研究，是最能够体现“学术在民间”表征的，但也必须看到民间学术在学术视野上的局限性。文献和实证是民间学术的长处，学术视野和思想性则是其潜在的“短板”。从这个意义看，振良在选题上的“兼容并蓄”，也使得民间学术与学院研究有了一个对话的路径和管道，相互印证、相互因成又共同发展。
　　2015年在天津举办的第十三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对我的触动，并不在“藏书票”的情趣关注上——情趣再好也只是情趣，风雅的极致也只是添置几分生动罢了。尽管是锦上添花的美事和好事，但格局的延宕总是有些局限的。倒是来新夏一系列著述的分享，使我分明感受到了力量。是所谓“空林雪相待，古道人独还”——没有孤绝就高的勇气，只能徒看“一片青山”。也就是，作为“天津记忆第九种”的《忆弢盦：来新夏先生纪念文集》，看似是仰望先师，其实也是一份知识分子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双重梳理。而这种梳理，所可能生发的引导力，是无法估量的。我想，此间对振良兄的鼓舞与指引，也一定有某些隐隐之力吧——无论报人、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民刊主编、文库执行策划人，都会有一个旨归。这个旨歸，往往也是先贤的愤途。
　　在我看，较之于来新夏先生，振良和“问津”正在通向一条更为公共化的路途。这条路途，与学问的“深处”相比，有一番另外的力量和格局。
　　而这力量，大约就是敞开的力量。
　　（作者系青岛文学馆馆长、作家、独立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