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悉那个只靠粥和野菜充饥，却苦读不辍的模范生范仲淹；我们熟悉那个主导庆历新政的政治家范仲淹；我们更熟悉那个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学家范仲淹。然而作为军事家的范仲淹，您可熟悉？】
　　善于担当 审时度势
　　宋夏战争初期，宋军不断失利，北宋西北边境战云密布，军心不定，国家岌岌可危。西夏首领赵元昊剽悍傲慢又野心勃勃，继位不久便陈兵十万，不断进军北宋，凉州、瓜州、肃州等边城不堪一击、土崩瓦解……
　　宋軍的惨败让朝廷十分震惊，仁宗皇帝大怒，几次换统帅均无济于事，险情无法扭转。以文御武的祖宗家法，让仁宗拥有一百五十万官兵的军队屡战屡败。这时，仁宗采纳了宰相吕夷简的意见，让范仲淹官复原职，拜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范仲淹，到任不久便从西安北上延州一线。在延州，他看到满目凄凉的战争疮痍，看到缺乏训练又毫无斗志的将士，尤其是导致官兵不识、国防瘫痪的制度弊端，内心深处焦急不安。他最担心的是朝廷内意见分歧。一派主战，一派主和，仁宗一时也拿不定主意，这对边防形势极为不利。范仲淹到延州后，先视察了边防，分析了宋夏两方的情况。他认为宋军数量虽多，但外强中干，缺乏战斗力，而且山路崎岖狭窄，车辆难行，辎重运输困难，一时难以抵御骁勇剽悍、来势凶猛的西夏军，一旦轻举妄动，必遭惨败。权宜之计，只有对内修固边城，精练士兵；对外坚壁清野、多修城堡、封锁交通，以挫败敌方锐气，然后等待时机，巧取制胜。他认为只要对西夏进行经济封锁，多则两三年，西夏必然不战而溃。
　　范仲淹的积极防御、伺机反击的战略主张，却被一部分主战派评价为怯懦无能的表现。年轻气盛的韩琦，极力主张进攻决战。急于求成的仁宗皇帝，顺势采纳了韩琦等人的主张。于是，庆历元年（1041）初，韩琦调集了所辖全军人马出击，赵元昊则仅用一部分将士迎战。交战不久，西夏军佯败而逃，韩琦率全部人马乘胜而追，结果被诱入西夏军在好水川设下的包围圈内。一场恶战，宋军伤亡六千余人，韩琦被迫率残兵败将撤退。返回的路上，阵亡士兵的家属拦路痛哭，使韩琦惭愧不已，伤感地流下了眼泪。
　　好水川的惨败，将士用鲜血和生命教训了韩琦和朝廷主战派，也教训了仁宗皇帝，盲目进攻的主张被放弃。实践证明了范仲淹稳健的战略主张的现实性、正确性，仁宗开始采纳了范仲淹审时度势、知己知彼、战之必胜的战略思想。
　　范仲淹以延州为管道，启动和平谈判程式。因元昊书信中有侮辱朝廷之语，为不使皇帝受辱，范仲淹焚烧了来信，另写副本上报朝廷，并及时复书西夏。他的这种苦心体现其勇于负责的担当精神，尽管触犯了“人臣无外交”之天条被贬职，但这种以国事为重、军事与外交手段双管齐下的虑深思远，较之那些无视国力军力总想硬拼的主战派，成熟许多，也高明许多。
　　善于改革 运筹帷幄
　　在延州前线，范仲淹与韩琦同心协力互相配合，大胆改革。首先整顿改编了延州的军队编制，淘汰老弱残兵，强化精兵强将。军纪严谨，赏罚严明，对有功者奖，有罪者罚，罪大恶极和克扣军饷的贪污官吏，一经查实，当众斩首。这样一来边防官兵人人心悦诚服。不久，范仲淹等统帅训练出了一支勇猛善战、纪律严明的作战劲旅。军队练好了，边防巩固了。
　　范仲淹创造性地提出了议攻与议守二策。所谓“议攻”，就是浅攻，攻其近，集中优势兵力，拔其要寨，占其地后再修城寨，然后守以士兵，步步为营。“议守”就是在分析敌我双边实力态势之基础上，采用《孙子兵法》之“分建诸侯”之策，仿效隋唐屯田之法，“因置营田，据亩定课，兵获余羡，中粜于官，人乐其勤，公收其利”。攻与守的总体策略就是“用攻，则宜进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溃”。不仅如此，还对西夏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之后，范仲淹便开始寻找战机，突袭制胜，很快收复了灵州、夏州等重要边城。
　　一边巩固边防城堡，一边强化军队素质。与此同时，范仲淹采取多种措施，利用各种渠道，积极做好边境少数民族的工作。维护边境少数民族的利益，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保障他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争取边境少数民族对宋朝的信赖和拥护。范仲淹亲自看访或接见少数民族酋长，和他们推心置腹，促膝谈心。分给他们土地、粮食和生产工具，帮助他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并对一切有功人员给予奖励。酋长和边境少数民族，人人心悦诚服。不久，羌族部落纷纷前来归顺宋朝。这样一来，西夏越来越被孤立，北宋边防越来越巩固。
　　范仲淹通过采取不同对策，区别对待羌族“熟户”与“生户”，恩威并施，安抚笼络，取得了实效。对于一向归顺宋廷的“熟户”，乘借修筑堡寨之机给予安抚与慰劳，让其守边御敌。对这一措施的功效，苏轼有文曰：“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战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非一道。藩篱即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对所谓“生户”，范仲淹则多方给以招纳与争取，以分化瓦解敌国。对于陕西泾原路与西夏关系密切的明珠、灭藏、康奴三大部落，采取“北取细腰、葫芦众泉为保障，以断贼路”的策略，首先从地理上切断了他们与西夏的联系，然后再派人予以收编。此后，环庆路内的六百多个部落的羌民大都为宋所用，使当地的民族关系逐渐走向缓和。
　　当时，边境上流传着“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民谣。一贯骄横狂妄、不听劝告的赵元昊并不死心，他几次率部来犯，都是损兵折将大败而归。战事屡遭败绩，粮食日渐紧缺，物资来源枯竭，西夏的国力逐渐消耗殆尽，迫使赵元昊不得不向宋朝求和。
　　范仲淹的战略思想避免了不必要的战争伤亡，减少了大批物资消耗，团结了少数民族关系，因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的胜利，西北边境战云密布的紧张局面缓和了下来……
　　善于用才 深谋远虑
　　御夏用兵，范仲淹胸有成竹。他遵照“兵者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古训，一贯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为了持久的国泰民安，他制定了“筑城”与“营田”的军事策略。 　　先筑青涧城，再筑大顺城。为了迅速把城筑好，范仲淹事先秘密做好一切准备，然后派他年仅19岁的长子范纯佑和一名归顺的番将，先去攻占马铺寨，随即快速运来砖石，立即秘密筑城，十余天的工夫城就筑好了。赵元昊得到消息非常恼火，立即布置兵力，派遣三万西夏军前来争夺。范仲淹亲自督战，当战斗正处激烈时刻，西夏军突然败退，范仲淹下令切勿追赶，收兵回城，始终没有中敌人的诱兵之计。
　　范仲淹受命抗夏时，一贯知人善任、荐拔良将，起用大批人才，像种世衡、狄青、张亢、王信、范全等有勇有谋之士，都是熟悉边境地理、了解边境少数民族情况又深得边民之心的人才，委以重任后凭借其智慧和才能，在御夏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庆历元年（1041），范仲淹两次上奏朝廷，调种世衡知环州，最后朝廷答应了奏请。种世衡在修建和管理青涧城时，宽待保护羌人，深得羌民之心，在羌族百姓中享有很高威望。种世衡知环州后，不负众望，深入调查，特别是深入到羌族内部，宣抚朝廷恩意，身体力行，以心交心，团结羌人，取得羌人的信任，共同抵御西夏侵扰。
　　营田和筑城是范仲淹抗御西夏入侵、巩固宋朝边防战略方针重要组成部分。边境城堡的防守，采取轮流值勤的办法。士兵不训练值勤时，一律回家种地，发给口粮，每人还可以分到赋田八十亩，自己能备马的，另外多分赋田四十亩。轮到值勤时，官方发给兵器，成为强人弓手。守城士兵都受到了很好的训练，又得到优厚的待遇，因而他们守卫边城，防御西夏都很卖力。营田的推行，不但加强了边城的防守实力，还团结了边境少数民族，安定了民心。
　　范仲淹深谋远虑，在全力对付西夏的同时，对辽也“安不忘危”。范仲淹深知“羌戎素诈，边鄙多虞”——这是他对辽、夏本质的基本了解。“西北二方，复相交搆”，夹困中国——这是他对辽、夏外交政策的准确估计。因此，即使在议和过程中，也应“建御悍之谋，以待二虏，不必求二虏真伪之情”。除此之外，他提出营修西京洛阳的主张，惟“外亦設险，使四夷不敢生心”。又连上二札，乞修京城，可沮北敌（辽）“南牧之志”。东西京城修缮完固，可“表里山河，接应东京之事势，连属关陕之形胜。又河阳据大川之险，当河朔、河东之会要，为西洛之北门；又长安自古兴王之都，天下胜地，皆愿朝廷留意”。
　　范仲淹秉承宋太祖的遗愿，充分利用山川、地形的条件，加大对京城的防卫，构筑有纵深度的立体防御体系。不幸的是，鼠目寸光的皇帝未能采纳这些极具远见和战略目光的建议。北宋末，金兵铁骑分两路南下，长驱直入，失去犄角相援的城防优势，赵宋政权演出了一幕国破家亡、玉石俱焚的历史悲剧。北宋灭亡的深层原因很复杂，但重要城池的不设防无疑是军事失败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