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与诗意的“人”：
　　尤凤伟的文化自觉
　　“七爷的队伍无声无息朝大山进发，沿途的村庄渐渐隐没于夜色中……”在作家尤凤伟的小说《石门夜话》中，一干土匪的山路，竟是那样的蒙太奇。
　　匪首二爷为了将一个有杀亲灭家之仇的女人黄家儿媳“和平过渡”到床上，滔滔不绝说了三个晚上，最后竟然得逞。《石门夜话》多少改变了人们对土匪这样一种群态生存的传统定性的看法，是对过去只认为是杀人不眨眼心冷手辣的这一群落的另一种文化解说。
　　女人眼中：“被掳上山之前她从未见过强盗土匪，想象中的歹人个个都青面獠牙，恶鬼一般。而眼前这个杀人魔王却是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像个满腹经文的书生。”
　　尤凤伟借二爷的话表达对世道和人心的穿透。“世上干哪行哪当的没罪过？且说官府，正大光明的杀人，堂而皇之的作恶……这个世界本来便昼夜不分善恶不明荒诞无比。”
　　尤凤伟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胶东土匪的民间传说伴随着他的童年。一次，老人给他讲述了一个“土匪媳妇买龟放生”的故事，这让他感到了一种触动，而前苏联文学和海明威的深刻影响，让他对于人性有着深刻的思考。
　　作为一个小说家，尤凤伟的创作在80年代末有一个转型，“当时的文坛也处于一个清冷期”，他从当代跃入了历史，表面上看是题材的变化，但也包含了文化的自觉。这一时期的的“石门系列”、土匪人系列，便是对上世纪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的另类梳理。
　　1994年出版的《石门夜话》后记，他是这样写的：曾几何时，作家们怀着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试图充当“医生”、“法官”和“代言人”的角色，而后经过一个漫长的历程。便开始意识到这仅是作家的一厢情愿，生活并没因那么多“深刻”小说的“干预”而改变步履，这很叫作家们困惑，无奈与自卑。于是只好以退为进，回归文学的“本土”。
　　纠结于尤凤伟内心中的那种无奈，是历史尚不得解的一块旧伤疤。
　　而诸如此类的历史旧伤，却默默地存于他的心里：“回顾苦难是一桩痛苦不堪的事， 而忘记这种苦难有可能使之重演，两相比较， 还是记住了为好。我是这样想的。”
　　战争“极境”下的草根图景：对英雄主义和血性的呼唤
　　“乡野民众的哲学就是活着，但我想表达活着哲学中的一种血性。”
　　尤凤伟的抗战文学，离不开小说《生存》，小说开篇讲的是饥饿，先是全村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陷入昏睡，然后是老人被饿死，更悲惨的是一对孪生子因饥饿偷吃供品双双被撑死。对山东崩溃的乡村表达，构成了战争下的大时代图景。
　　他们的人生在战争这个特殊的“极境”下大放异彩，从《战争往事》里的高金豹，《姥爷是个好鞋匠》里的姥爷……被生活阉割的卑微平庸的他们俱无可选择地被置身于战争、置身于苦难与死亡的境地。但他们选择了自己石破天惊的行为方式，尽管与死亡连结在一起。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尤凤伟勾划给人们的是新的“人”的面孔。
　　之前的抗战文学中，如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他们的描绘主体是敌后武装人员，有很深的意识形态烙印，尤凤伟打破了传统抗日小说的叙述模式和言说方式，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大的战争背景下的个体。
　　从《生命通道》中的医生苏原，《五月乡战》中的高凤山、高金豹父子，《生存》中以赵武为首的一村子人，还有“二爷”、“五爷”等，这些称呼与符号在人文意义上带有20世纪以前的中国家族文化特征，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老百姓。小说中，他们却被赋予了显赫的位置，主人的位置。就是这样一些无名无姓的人，组合成了一个民族。
　　“这是一种对英雄主义的呼唤。”尤凤伟说，他对现在这个趋利避害、物欲横流的时代感到陌生。战争远去，一度曾大放光彩的英雄主义也随之远去。在没有战争的岁月里人们的精神将以什么作为支撑？
　　“与影视相比，寂寞的是文字；与影视、文学作品相比，寂寞的是历史。” 尽管“文以载道”在许多人眼里已成过时皇历，但尤凤伟依然认为作家应该介入历史，并具有一种清醒，通过作品将这种清醒传递出来。在真正的史学家缺席的情况下，这种传递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