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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的再创造：
更深、更广、更丰富
《齐鲁周刊》：怎么会接下《红高粱》？
赵冬苓：这次受命是“被裹挟”，开始时并没有什么想法。一开始山东卫视找到我的时候，我非常不愿意。毕竟珠玉在前，无论是小说和电影的影响力太大了。
山东卫视选择我，出于三个考虑。一是我熟悉莫言及其作品；二是充分了解山东的风土民情，能写出独有的齐鲁风情；三是因为我是圈内著名的“快手”。高粱红只有每年10月一个月左右的成熟期，山东卫视3月底拿到改编权，要想赶上2013年的红高粱，编剧必须手快、质高。为此，山东卫视多次派人到上海与我所签约的影视公司协商沟通，我手头的其他几个项目也被迫“让路”。编剧合同签订仅仅20多天后，我便完成了10万字的剧本大纲。
《齐鲁周刊》：电影《红高粱》已经是一个高度，导演郑晓龙也承认电影关于人文精神的东西非常好，从人的本源开始讲故事。为什么还要拍电视剧？看点在哪里？
赵冬苓：电视剧和电影是不能放在一块儿比的，它是两个不同的载体，电视剧更注重通过影像讲好故事，更注重对原来小说中一些其它方面的开拓。电影是短篇，精神上跟小说一致就可以了。电视剧是长篇不但要在精神上一致，其它方面的内容要更多一些，人物也更复杂。
“改编难度”在于文学跟电视剧比起来，其受众的文化水准更高。把文学这种比较成熟和精致的艺术所要追求的内涵，完整地转变成影像表达，肯定会有一些原著艺术养分的流失。
《齐鲁周刊》：电视剧版有什么突破之处？人物更细腻了，还是重新的创造？
赵冬苓：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我们觉得他们都比较注重意向，他们在艺术追求上写意。一个是莫言写小说时候有意的，充满了浪漫情怀，意向比较鲜明。在电视剧里，意向这方面的追求比较少，电视剧的容量大，我们可能更追求丰富性，对人性剖析的深度，对生态的剖析，对社会反映的广度。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不光是更细腻了，比如小说中很有光彩、但电影中并未出现过的重要人物——曹梦九，在电视剧中就被延展开来了。原著的灵魂人物“九儿”的故事将被前延，增加她出嫁前的生活。对九儿和余占鳌的关系，我特别注意到，莫言先生在后记里说到他对男女爱情的理解，大概有这意思，其实既是爱又是恨。
我们把九儿和余占鳌写成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战争，互相征服，爱恨交加这种关系。所以我给九儿的故事往前延伸了一段，她原是单纯的、相信爱情的女孩，结果经历一系列波折，成长为个性鲜明、敢爱敢恨的女人。余占鳌则是从一个“吃杠子饭”的轿夫，后来成为“吃拤饼的”土匪首领，再后来拿起枪为亲人复仇……
不敢说重新创造，莫言是一个巨人的肩膀。我们在这个肩膀上，重新制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无疑比原小说更丰富的。因为原小说不是这种创造方法。我们的方法放到小说里更现实主义，因为我们把整个的地域扩大到从三十里铺到高密县，到山东省。在时间上，横跨上世纪30年代抗战这个时间段。在广度和深度我们都做了很多。空间和地理上更广。
写完了，他们给我数了数，58个角色，我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么多。58个角色，绝大多数都是性格鲜明，都是活的而不是符号。
从《沂蒙》到《红高粱》，大时代里小人物命运的史诗
《齐鲁周刊》：作为这个戏的编剧，您是怎么理解“红高粱”精神的？
赵冬苓：莫言在写红高粱的时候，其实正是中国的一个人性或者人道主义大解放的时候。莫言那个时候推出了红高粱，其实他是有人性解放、思想解放那么一个重大的意义，也是一个对社会的启蒙。
我们现在做《红高粱》，和莫言在精神内核上保持着这种一致，就是人性的张扬，强悍的生命力，狂野的精神。
《齐鲁周刊》：您怎么理解《红高粱》里面的苦难精神？
赵冬苓：电视剧里真没有过多的强调苦难，因为其实我们在这里面最主要是弘扬“我爷爷”，“我奶奶”所在的那个上世纪30年代，民国那个时期，所谓的黄金十年不是吗？这个时期内，在高密这个地方，“我爷爷”、“我奶奶”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悍的红高粱一样的生长，我们侧重的这一点。过多的苦难没有去强调，诗意肯定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我没特别意识到我是个女作家，很多人也不觉得我是个女性，我不大关注自己的性别色彩，女性作家特别擅长的题材我不大擅长，我更关注大历史的人物。
《沂蒙》中，我将很多故事题材，抗战元素结合在一起。但它不是简单的集中，我把它作为我创造的素材，在我创造的世界里面，又重新表达出来。我觉得《红高粱》也是这样，不是一个简单的集中。
每个作家都应写出史诗式的作品，就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小人物折射大时代。在写《红高粱》时，我觉得莫言不止是对苦难进行描述，而是对人性的认识非常深刻，这种复杂和选择性是我要写的，说明了写作者的态度。
《齐鲁周刊》：其实《沂蒙》也有这个特点，人物性格比较多元。你怎么看待《沂蒙》和《红高粱》里两种不同的抗日？
赵冬苓：我写过很多抗日题材的剧，比如《沂蒙》。重点不在于写谁在抗日，而是避免传统抗日题材里的人物脸谱化。写抗日是写一种民族精神，气质。就我来说，我愿意选择那样一个时代。
比如《沂蒙》，他们原先提炼的时候是把故事提炼了，而我去做的时候是去提炼人，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区别。所以尽管有些事情都发生过，《红高粱》的故事传承很久，依旧可以有自己的话语表达。
至于视角，《红高粱》和《沂蒙》以及其他都不一样，这个视角是原著带来的，它更代表狂野狂放的精神，强悍的生命力。这个视野在别的作品里不是太多。莫言的文本其实并没有想过自觉的写大时代的小人物，他张扬的是人的精神。这也是另外一种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具有史诗的品格。
过去我往往用小人物去表现大历史，我这次侧重写小人物，写完了也折射出了一个大历史，那时候中国人的精神。区别于《沂蒙》，我把重点放在张扬人的精神，丰富人性上。角度有所不同。
更深、更广、更丰富
《齐鲁周刊》：怎么会接下《红高粱》？
赵冬苓：这次受命是“被裹挟”，开始时并没有什么想法。一开始山东卫视找到我的时候，我非常不愿意。毕竟珠玉在前，无论是小说和电影的影响力太大了。
山东卫视选择我，出于三个考虑。一是我熟悉莫言及其作品；二是充分了解山东的风土民情，能写出独有的齐鲁风情；三是因为我是圈内著名的“快手”。高粱红只有每年10月一个月左右的成熟期，山东卫视3月底拿到改编权，要想赶上2013年的红高粱，编剧必须手快、质高。为此，山东卫视多次派人到上海与我所签约的影视公司协商沟通，我手头的其他几个项目也被迫“让路”。编剧合同签订仅仅20多天后，我便完成了10万字的剧本大纲。
《齐鲁周刊》：电影《红高粱》已经是一个高度，导演郑晓龙也承认电影关于人文精神的东西非常好，从人的本源开始讲故事。为什么还要拍电视剧？看点在哪里？
赵冬苓：电视剧和电影是不能放在一块儿比的，它是两个不同的载体，电视剧更注重通过影像讲好故事，更注重对原来小说中一些其它方面的开拓。电影是短篇，精神上跟小说一致就可以了。电视剧是长篇不但要在精神上一致，其它方面的内容要更多一些，人物也更复杂。
“改编难度”在于文学跟电视剧比起来，其受众的文化水准更高。把文学这种比较成熟和精致的艺术所要追求的内涵，完整地转变成影像表达，肯定会有一些原著艺术养分的流失。
《齐鲁周刊》：电视剧版有什么突破之处？人物更细腻了，还是重新的创造？
赵冬苓：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我们觉得他们都比较注重意向，他们在艺术追求上写意。一个是莫言写小说时候有意的，充满了浪漫情怀，意向比较鲜明。在电视剧里，意向这方面的追求比较少，电视剧的容量大，我们可能更追求丰富性，对人性剖析的深度，对生态的剖析，对社会反映的广度。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不光是更细腻了，比如小说中很有光彩、但电影中并未出现过的重要人物——曹梦九，在电视剧中就被延展开来了。原著的灵魂人物“九儿”的故事将被前延，增加她出嫁前的生活。对九儿和余占鳌的关系，我特别注意到，莫言先生在后记里说到他对男女爱情的理解，大概有这意思，其实既是爱又是恨。
我们把九儿和余占鳌写成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战争，互相征服，爱恨交加这种关系。所以我给九儿的故事往前延伸了一段，她原是单纯的、相信爱情的女孩，结果经历一系列波折，成长为个性鲜明、敢爱敢恨的女人。余占鳌则是从一个“吃杠子饭”的轿夫，后来成为“吃拤饼的”土匪首领，再后来拿起枪为亲人复仇……
不敢说重新创造，莫言是一个巨人的肩膀。我们在这个肩膀上，重新制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无疑比原小说更丰富的。因为原小说不是这种创造方法。我们的方法放到小说里更现实主义，因为我们把整个的地域扩大到从三十里铺到高密县，到山东省。在时间上，横跨上世纪30年代抗战这个时间段。在广度和深度我们都做了很多。空间和地理上更广。
写完了，他们给我数了数，58个角色，我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么多。58个角色，绝大多数都是性格鲜明，都是活的而不是符号。
从《沂蒙》到《红高粱》，大时代里小人物命运的史诗
《齐鲁周刊》：作为这个戏的编剧，您是怎么理解“红高粱”精神的？
赵冬苓：莫言在写红高粱的时候，其实正是中国的一个人性或者人道主义大解放的时候。莫言那个时候推出了红高粱，其实他是有人性解放、思想解放那么一个重大的意义，也是一个对社会的启蒙。
我们现在做《红高粱》，和莫言在精神内核上保持着这种一致，就是人性的张扬，强悍的生命力，狂野的精神。
《齐鲁周刊》：您怎么理解《红高粱》里面的苦难精神？
赵冬苓：电视剧里真没有过多的强调苦难，因为其实我们在这里面最主要是弘扬“我爷爷”，“我奶奶”所在的那个上世纪30年代，民国那个时期，所谓的黄金十年不是吗？这个时期内，在高密这个地方，“我爷爷”、“我奶奶”他们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悍的红高粱一样的生长，我们侧重的这一点。过多的苦难没有去强调，诗意肯定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
我没特别意识到我是个女作家，很多人也不觉得我是个女性，我不大关注自己的性别色彩，女性作家特别擅长的题材我不大擅长，我更关注大历史的人物。
《沂蒙》中，我将很多故事题材，抗战元素结合在一起。但它不是简单的集中，我把它作为我创造的素材，在我创造的世界里面，又重新表达出来。我觉得《红高粱》也是这样，不是一个简单的集中。
每个作家都应写出史诗式的作品，就是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小人物折射大时代。在写《红高粱》时，我觉得莫言不止是对苦难进行描述，而是对人性的认识非常深刻，这种复杂和选择性是我要写的，说明了写作者的态度。
《齐鲁周刊》：其实《沂蒙》也有这个特点，人物性格比较多元。你怎么看待《沂蒙》和《红高粱》里两种不同的抗日？
赵冬苓：我写过很多抗日题材的剧，比如《沂蒙》。重点不在于写谁在抗日，而是避免传统抗日题材里的人物脸谱化。写抗日是写一种民族精神，气质。就我来说，我愿意选择那样一个时代。
比如《沂蒙》，他们原先提炼的时候是把故事提炼了，而我去做的时候是去提炼人，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区别。所以尽管有些事情都发生过，《红高粱》的故事传承很久，依旧可以有自己的话语表达。
至于视角，《红高粱》和《沂蒙》以及其他都不一样，这个视角是原著带来的，它更代表狂野狂放的精神，强悍的生命力。这个视野在别的作品里不是太多。莫言的文本其实并没有想过自觉的写大时代的小人物，他张扬的是人的精神。这也是另外一种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具有史诗的品格。
过去我往往用小人物去表现大历史，我这次侧重写小人物，写完了也折射出了一个大历史，那时候中国人的精神。区别于《沂蒙》，我把重点放在张扬人的精神，丰富人性上。角度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