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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对企业尤其大型企业的保护、优待甚至纵容，已经表现出带有某种关涉“政治正确性”的惯性，致使一些企业越来越能够“视利润如生命，视生命如草芥”。这种发展理念不作改变，没有足够密度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来对抗日益横暴的企业权力，中国经济的未来受制于内需的局面将越演越烈
在“两会”召开之际，在又一个“3·15”即将来临之际，以这样的题目来疾呼实属无奈之举，只因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之被忽视或践踏，已经远远超过“谋财”之限，更有“害命”之虞。衣有“偶氮染料”、致癌服装，食有三聚氰胺、有毒豇豆，住的是“楼歪歪”、“楼脆脆”，行的是“问题车”、“糨糊桥”，衣食住行的日常事务竟成为生活冒险，若是细细数来，恐怕又是一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了。
严峻的是，把日常生活变成冒险的企业，相当部分并非“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小作坊，而是盘踞上海、北京等大都市多年，长期处于现代城市商业监管之下的大单位；更严峻的是，这些企业的决策人及相关人员，在“践踏消费者生命”的时候甚至还某种程度地“理直气壮”。
三聚氰胺事发暴露出来的涉案情况在中国几乎是全行业性的，自不待言。近日上海工商部门检测出十余种冰箱为不合格产品，实际耗电量、总有效容积等与国际标准存在较大误差，涉嫌虚假宣传，牵涉的企业也包括了海信、美菱、松下、东芝、美的等知名品牌。这些不合格产品往往存在“致使财产或人身安全损失”的隐患。相关公司本应该含耻负疚、战战兢兢，承担他们对于市场和消费者的责任。然而，他们的首要任务却似乎是“与质监部门沟通”。美的内部销售人士甚至还越俎代庖地声称“流水线上众多型号的众多批次中偶尔出现点个体毛病也情有可原”，似乎需要被原谅的不是他们，而是消费者。这样一来，倒真有些让消费者“诚惶诚恐，震怖不知所出”了。
“企业利益压倒消费者生命”这样的商业伦理氛围之下，出现夏普冰箱的“相关召回产品不涉及中国区”，出现丰田汽车的召回对美国和中国实施差别待遇，在逻辑上其实不难理解。丰田章男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得很直白，道路不同、地区不同、消费者不同，其直白程度与晏子使楚时直言“南橘北枳”、将良民沦为盗贼归咎于水土不相上下。采访丰田章男的芮成钢还在自己的博客上将丰田章男表达为“受害者”。受害者?在美国的听证会上或许是吧，在中国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内心很坚定”，“选择7直面危机”，有如演讲嘉宾。
在中国，一些企业何以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甚至“敢于冒绞刑的危险”?根据马克思的解释，那是因为利润足够高，他形象地断言，高于100％～30％，很直观，但在中国或许还不止于此。因为在一些地方，它高得足以抽出部分来收买知情人三缄其口、拒绝作证，收买当地监管者忽视或放弃自己的公共职责，收买媒体壅塞大众特别是更高级别行政当局知情的渠道，收买一部分受害者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甚至收买制度外暴力迫使相关当事人“委曲求全”。
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似乎很多。例如政府与企业尤其部分国有企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监管和惩处不到位、不透明，而消费者利益保护机构又缺乏权威、公信力和为消费者利益打拼的内生激励，由此形成了低消费者权益保护密度的低成本经济环境等等。
就惩处而言，虽然对一些情节恶劣、影响重大的事件，主要责任人得到了严格处理，但这些企业的其他知情人、利益相关的不作为者或面对自己企业的败德行为无动于衷者，却仿佛机器、厂房等不动产一样清白无辜，被保护了下来。或许从法律的层面上，我们不能追究他们的罪责，然而行业性、社会性惩罚的缺失，甚至他们内心深处良知惩罚的缺失，会让消费者权益处于愈加危险的境地。对他们而言，无非换一批企业领导者，对于继任者的悖德指令，完全可以毫无责任和道德负累地执行甚至为之辩护。然他们的存在，又让企业领导者违法行事时的“不义性”有所消解，形成对违背更大范围内的公共责任或社会伦理的行为的某种“道义”支持。
众多原因中最根本的一项，是我们的经济发展理念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进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从短缺中走出，当务之急是搞活企业、增加供给、提振经济。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中国经济也为之起飞。
然而，不能将某一个阶段的经验当成经济发展的全部真理，不能将经济优先不容置辩地等同于企业优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供给的瓶颈基本解除，市场的短板由产品短缺转向内需不足，仍将企业优先作为地方行政和社会发展的共识，无疑会加剧当前的矛盾。但是长期对企业尤其大型企业的保护、优待甚至纵容，已经表现出带有某种关涉“政治正确性”的惯性，致使一些企业越来越能够“视利润如生命，视生命如草芥”。这种发展理念不作改变，没有足够密度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来对抗日益横暴的企业权力，中国经济的未来受制于内需的局面将越演越烈。
在“两会”召开之际，在又一个“3·15”即将来临之际，以这样的题目来疾呼实属无奈之举，只因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之被忽视或践踏，已经远远超过“谋财”之限，更有“害命”之虞。衣有“偶氮染料”、致癌服装，食有三聚氰胺、有毒豇豆，住的是“楼歪歪”、“楼脆脆”，行的是“问题车”、“糨糊桥”，衣食住行的日常事务竟成为生活冒险，若是细细数来，恐怕又是一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了。
严峻的是，把日常生活变成冒险的企业，相当部分并非“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小作坊，而是盘踞上海、北京等大都市多年，长期处于现代城市商业监管之下的大单位；更严峻的是，这些企业的决策人及相关人员，在“践踏消费者生命”的时候甚至还某种程度地“理直气壮”。
三聚氰胺事发暴露出来的涉案情况在中国几乎是全行业性的，自不待言。近日上海工商部门检测出十余种冰箱为不合格产品，实际耗电量、总有效容积等与国际标准存在较大误差，涉嫌虚假宣传，牵涉的企业也包括了海信、美菱、松下、东芝、美的等知名品牌。这些不合格产品往往存在“致使财产或人身安全损失”的隐患。相关公司本应该含耻负疚、战战兢兢，承担他们对于市场和消费者的责任。然而，他们的首要任务却似乎是“与质监部门沟通”。美的内部销售人士甚至还越俎代庖地声称“流水线上众多型号的众多批次中偶尔出现点个体毛病也情有可原”，似乎需要被原谅的不是他们，而是消费者。这样一来，倒真有些让消费者“诚惶诚恐，震怖不知所出”了。
“企业利益压倒消费者生命”这样的商业伦理氛围之下，出现夏普冰箱的“相关召回产品不涉及中国区”，出现丰田汽车的召回对美国和中国实施差别待遇，在逻辑上其实不难理解。丰田章男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得很直白，道路不同、地区不同、消费者不同，其直白程度与晏子使楚时直言“南橘北枳”、将良民沦为盗贼归咎于水土不相上下。采访丰田章男的芮成钢还在自己的博客上将丰田章男表达为“受害者”。受害者?在美国的听证会上或许是吧，在中国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内心很坚定”，“选择7直面危机”，有如演讲嘉宾。
在中国，一些企业何以敢于“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甚至“敢于冒绞刑的危险”?根据马克思的解释，那是因为利润足够高，他形象地断言，高于100％～30％，很直观，但在中国或许还不止于此。因为在一些地方，它高得足以抽出部分来收买知情人三缄其口、拒绝作证，收买当地监管者忽视或放弃自己的公共职责，收买媒体壅塞大众特别是更高级别行政当局知情的渠道，收买一部分受害者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甚至收买制度外暴力迫使相关当事人“委曲求全”。
造成这样的局面，原因似乎很多。例如政府与企业尤其部分国有企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监管和惩处不到位、不透明，而消费者利益保护机构又缺乏权威、公信力和为消费者利益打拼的内生激励，由此形成了低消费者权益保护密度的低成本经济环境等等。
就惩处而言，虽然对一些情节恶劣、影响重大的事件，主要责任人得到了严格处理，但这些企业的其他知情人、利益相关的不作为者或面对自己企业的败德行为无动于衷者，却仿佛机器、厂房等不动产一样清白无辜，被保护了下来。或许从法律的层面上，我们不能追究他们的罪责，然而行业性、社会性惩罚的缺失，甚至他们内心深处良知惩罚的缺失，会让消费者权益处于愈加危险的境地。对他们而言，无非换一批企业领导者，对于继任者的悖德指令，完全可以毫无责任和道德负累地执行甚至为之辩护。然他们的存在，又让企业领导者违法行事时的“不义性”有所消解，形成对违背更大范围内的公共责任或社会伦理的行为的某种“道义”支持。
众多原因中最根本的一项，是我们的经济发展理念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进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从短缺中走出，当务之急是搞活企业、增加供给、提振经济。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中国经济也为之起飞。
然而，不能将某一个阶段的经验当成经济发展的全部真理，不能将经济优先不容置辩地等同于企业优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供给的瓶颈基本解除，市场的短板由产品短缺转向内需不足，仍将企业优先作为地方行政和社会发展的共识，无疑会加剧当前的矛盾。但是长期对企业尤其大型企业的保护、优待甚至纵容，已经表现出带有某种关涉“政治正确性”的惯性，致使一些企业越来越能够“视利润如生命，视生命如草芥”。这种发展理念不作改变，没有足够密度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来对抗日益横暴的企业权力，中国经济的未来受制于内需的局面将越演越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