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的个别化或个体化，其内在含义是，学生作为个体在不同阶段、不同方面具有差异性，个体与个体之间具有差异性，所以，为了尽量开拓学生发展的可能性，必须给他们的个性以发挥的余地，在语文教育中要针对学生的这种差异性区别对待，个别对待，使我国传统的因材施教原则真正落到实处。“尊重个人、尊重个性这一思想的关键是在时间、空间这一纵横广阔的环境里，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存在着。”
　　古人设帐授徒，以个别传授为主，因而做到个别对待相对容易一些。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班级授课制”的理论后，班级授课制便逐渐为各国学校所采用。然而，班级授课制也在教育实践中暴露出严重的划一化与同步化的局限性，那就是不利于发展学生个性，甚至是抹煞学生个性。前苏联实验教学论体系的倡导者赞可夫说：“个性的东西是共性的东西的存在形式。因此，要求一律，就会压制个性，从而也就压制了学生的精神力量，阻碍了学生发展可能性的发现与形成，也阻碍了学生的一般发展。”在没有找到另外一种更好的教育形式取代班级授课制以前，有一些教师对因材施教还存有不同程度的误解，步入了赞可夫所批评的个性发展简单化的误区，以为给优等生做难题、让差生多做题就是根据不同对象进行个别对待与分别教育了。这简直是对差生的摧残。
　　其实，语文教育是最有利于发展学生个性的。前苏联教育科学院在本世纪70年代末编拟的《发展语言教学大纲》认为：“语言——这是人的个性赖以形成的最基本的因素。”语文教育的个别化或个体化，不能简单理解为使学生的语文水平整齐划一，让所有学生都变为优等生，而是使优等生与差等生在各自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最大的发展。因而，要实现语文教育的个别化或个体化，就必须注意个体在不同年龄的个性差异与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这两个方面。
　　学生作为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具有不同的心理特点，那么，语文教育就要根据这种特点来进行，使语文教育呈现出相对的阶段性。乌申斯基对儿童发展的不同年龄阶段作过心理学的阐释。他说：“幼年时期，从６岁或７岁开始到14岁与15岁止，可以称为机械记忆最强烈的时期。到这个时期，记忆已具有很多痕迹，而且利用词的大力支持，儿童可以迅速地和巩固地掌握新痕迹和新联想；但是内心活动即阻碍这种掌握的联想之重新组织与改造，还很微弱。这就是为什么幼年时期可以称为学习时期，而教师就应当利用人生的这一短促时期来丰富他的内心世界，使能运用思维能力所需要的表象和表象的联想。”乌申斯基所说的“幼年时期”的后期，即13岁到15岁阶段，相当于我国的初中阶段。初中学生，机械记忆力强，作为保持在记忆中的具体事物的形象——表象逐渐丰富起来，再现与重构表象的联想能力开始发达起来，而抽象概念较少，对抽象概念的联想能力不是特别强。因而，初中语文教育应当以学习形象性较强的记叙类课文为主，以诵读背诵的学习方法为主，以写作记叙文为主，而不可过分拔高地让初中生去大量阅读和写作深奥玄远的论说文。关于青年时期的心理特点，乌申斯基写道：“在想象发展的历史中，没有一个时期会有青年时期那样重要。到青年时期，一些个别的，或多或少丰富的表象联串，组成一个网。到这时候，青年已积累很多的表象联串把他的心灵占据住，而也正是在这时候对这些表象联串进行着强烈的改造。
　　语文教育个别化或个体化，还必须注意不同学生个体的差异性，提倡“自由选择”。自由选择并非漫无目的胡选乱择，而是在实践中让不同水平、不同爱好的学生都能发挥特长为目的。“课本里所附的问题和作业题，其用意并不在于要求每一个问题都得到直接的透彻的回答。我们的意图在于激发学生的多种多样的思想和感情，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并且在课堂上结合所读的东西展开生动的谈话。我们不是把文艺作品的阅读看作是简单地感知和理解作品，而是看作思想、感情和内心感受的源泉。”“我们避免两种极端的作法：一种是关于课文的意思一定要让学生说出来，另一种是教师一个人解说课文内容，说明艺术形象，却没有给儿童留下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机会，而儿童的这些思想和感情正是能够反映他们对课文的理解和体会的。”阅读教学如此，作文训练亦应如此。题目不必死板统一，可以同时出几个练笔题目让学生任选一个，也不必规定学生去怎样开头、过渡、结尾、取材立意、布局谋篇等，写一些千人一面的八股文，而要给学生一定的选择度。提倡让学生自由选择，还应该鼓励“超前”，正确对待“滞后”。对于语文学习水平不高的差生，增强其学习信心，而不是采用无休无止的补课，更不必以惩罚性的多做习题来增加差生的负担。对“行有余力”、“学有专长”的学生，可以创造条件让他们超前学习内容更深刻、范围更广阔的语文材料，如四书五经、《史记》、《老子》、《庄子》、《红与黑》、《哈姆莱特》等，鼓励他们超前投入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