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成都市统筹委副主任秦代红、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
　　
　　《财经国家周刊》:对于成都户籍改革,业界有无预判?比如说放开以后有多少人会流到城市里来?有多少城里人到乡下去?
　　秦代红:我想说,对于改革的这种预判,所谓风险性评估,我们是做得非常慎重的。包括投入、财政承受能力,包括资源承受能力等问题,我们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
　　《财经国家周刊》: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不是很难,可能硬件比较好办,但是软件,比如教育,很好的师资他愿意到农村去吗?
　　秦代红: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让名校的老师到农村学校去“结队子”,还有远程教育。我们还实施了“常青树计划”,比如城镇里面老师要退休了,我们动员他们到乡镇去教学生。但是均等化还是有个过程。肯定有一个过程。
　　《财经国家周刊》:从2003年到现在,城乡之间的差距缩小了多少?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
　　秦代红:从公共服务指标本身来讲,目前全国没有一个明确的指标来说明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到底包含什么内容,差距怎么去算。
　　《财经国家周刊》: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一下城乡统筹给利益格局带来的一些变化?我想可能不仅仅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利益格局,可能很多也涉及到部门之间的利益格局。
　　秦代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原来在市农委当过副主任,以前,农业产业化的资金由农口来分配,后来专门成立了农业投资公司,资产归国资委管,我们只是业务指导。这笔资金每年6个亿,并且增长每年4%。
　　《财经国家周刊》:还有改革路径的问题,户籍改革大家知道有两个路线,一个是减法,一个是加法,减法就是把原来城市户籍上的福利给它减下来,加法就是把农村户籍没有的东西给它加上去,咱们选择了后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是不是前者的阻力更大?
　　秦代红:不是。我们判定这个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个户籍上面到底哪些是政府的责任,哪些是个人的责任,不是单纯的增减的问题,凡是政府的责任,该承担就得承担。
　　陈家泽:原来的户籍制度的设计,它是让农民应该得到的这种保障,放到土地上去了,让土地来承载这种保障功能,所以我们国家的农村土地有两种功能,一种叫做保障功能,一种叫做配置功能,配置功能就是效率。
　　但是我们的立法恰恰是限制了农村土地的流动,为什么?是因为它更看重这种保障功能,他觉得如果土地流动以后,土地也是生产要素,就可能发生兼并。中国社会几千年以来,所有社会动荡时期就是因为土地兼并。我们有不少的学者,包括有很多官员,依然现在是这种看法。所以他们强调农村土地的静态的安全,他几乎不考虑动态的效率。经济学永久的主题是对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农村的土地已经不讲这种规律了。
　　《财经国家周刊》:应该让农村的土地流动起来?
　　陈家泽:土地流动起来,才可以让农民参与到城市化进程当中,参与到对土地级差收益的共享。这个逻辑是完全成立的,只不过我们很少有人去把它像剥笋一样弄清楚。
　　《财经国家周刊》:是不是这样一个逻辑:农村就是因为没有效率,所以导致现在城乡之间的不公平?现在要做的就是用市场化来代替它?
　　陈家泽:它没有效率也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导致他没有效率。最重要的是给他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这个新的生产函数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农村产权明晰、产权激励,因为所有的激励当中最重要的激励就是产权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