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修订教科书，广泛征求意见。有教师提出，“能不能把教参编得厚一些”，比如，“文本分析”更细一些，“参考资料”更丰富一些，可提供给教师的“教学建议”更全一些，教科书上专题的“练习与思考”的“参考答案”更具体一些，再如“作文提示”，是不是可以多提供一些“思路”、范例，等等。
　　对此，我感到费解，也无可奈何。听说教育发达的国家，中小学的教科书是不给教师配什么“教参”的，也没有什么“配套光盘”或“示范课录像”可以照葫芦画瓢；教师备课必须自己想办法查找资料，独立设计。这可能也是他们的业务素养较高的原因之一。我们习惯为教师提供统一的“教参”，教师手持这个“参”去“教”，不但难有自己的创造，教出的学生也只能一个呆样。
　　多年前曾应邀担任某区公开课比赛的评委，两天时间，16名老师上同一课文，至少有12人的教学思路、问题设计和教参上的“教学建议”是一样的。我做记录，才记到第三人，就不想再记了。所以我一直很佩服那些自告奋勇当评委的专家，他们的耐心与心理承受力，我实在比不了。
　　所谓“教参”，不过是初上讲台者的一点支撑，路有点滑，走不稳，怕摔跤，要用根手杖；新教师上课没什么把握，有本书参考一下，有个“模子”仿制一下，庶几得点启发，至少算不上错。几轮教下来，教参便成鸡肋，放在那里“备用”而已。而如果没有教参，往往才能看出教师的真功夫。
　　二十多年前，有位语文老师的教学引起非议，学校找学生调查，开座谈会。学生反映，这位老师上课时手不离“教参”，串解古文时，一手拿教科书，一手在桌上压住“教参”，逐句读译文，还要学生在课本上记，不让学生抬头看他的窘相。学生厌烦，认为他的课听与不听无所谓，也看到他是在凭一本“教参”上课。那时没有什么教辅书，学校从不发，新华书店专设“教育书店”偶有供应。学生逛书店发现“教师用书”柜里有“教参”，营业员也卖给学生，于是买来，上课时放在抽屉里偷偷对照。老师读一段，他们勾一段，从“课文分析”直到“练习答案”，一节课下来，竟然没几句是老师自己的话，于是拿了那本教参向教务处反映。教务处顾面子，对老教师也不好意思批评。曾有人问我怎么办，我说，到那样的年纪，是来不及改的，教研活动时提醒大家：“教参”价格便宜，学生也有，大家注意点。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要发财，吃小孩”。时下出版业更乱，“教参”之外，还有“学参”及各种“宝典”，这让我对“教参”有了新的认识，我甚至觉得学生确实可以配“教参”——“教参”不过是教师的“教辅”，不是秘密文件、内部资料，为什么不能给学生看？再说，提倡自主学习，学生能自学了，不就“达到不需要教”了吗？如果学生有“教参”，老师总得拿出点自己的东西，上课不至于再公然照本宣科了吧？
　　1994年，我所在的教研组决定先走一步，放弃陈1日的“统编本”教科书，换用“实验教材”。在权衡利弊时，我们认为，实验教材的“没有教参”是个优点，对教师大有好处——教材没有配套的“教参”，无依无靠，有利于检验教师的教学素养，逼使我们去探索、去创造、去改革。在众说纷纭中，大家摸索着教过一轮，老师们有点“底”了，于是应出版社之约，自己动手，编配套“教参”。后来，在交流会上，我看到外校有老师备课时拿了“教参”在“参”，我不敢告诉他：有些“文本分析”和“教学建议”执笔者是“二级教师”。
　　教师没有这类“依靠”，业务长进快，长得壮实，会有真功夫。有朝一日，由老师们自觉提出废除“教参”，禁止“教辅”，专业修养高了，“提高待遇”才是顺理成章的事。离了“教参”就没法教书的教师，能算“专业技术人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