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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曾经被称作“中国精神”的东西久久被历史的废墟埋没着。随着时光的推移，今天的文化挖掘者从—堵堵红墙的残砖断瓦背后终于找到了它们存在过的某种确凿的证据，并且欣然指出，这种被遗忘了的中国精神就叫做“礼”。
但是，“礼”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表象。如果我们加以思索的话，更确凿无疑的意见肯定是指导这种伟大现象发生并持续的必定是一种更加伟大的东西。礼是有形的，它是无形的。这种无形的东西，应该才是真正的中国精神。
道，作为礼的灵魂
这种精神就叫做“道”。中国最古老的经典告诉我们：“道”就是“阴阳”和“尊卑”，譬如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为什么要选择“道”这个名称呢？因为“道”就是人所要走的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生存发展，首先要解决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中国文化不是空玄的东西，因为“道”总是致用的，不必要的东西常被人们称作“无用”。“道”不仅有用，而且是第一等要确定的问题。因此，选择“道”作为民族根本精神的象征，作为民族灵魂的象征，作为民族世界观的象征，一点也不奇怪。
有了道，就有礼。今天交通要道上的红绿灯，就是道上的“礼”，现在叫交通规则，哲学书上叫秩序。礼为道之用，道为礼之本。既然道路的意义在于来往，来往就是阴阳；来往总有先后与避让，而这就是尊卑。
“道”就是阴阳，“礼”就是尊卑，有阴阳就有尊卑。
“礼”作为红绿灯确定先后和避让，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一套东西。中国精神与中国文化系统的源泉就在这里。我们要真正认识中国文明的大义，就必须仔细认识这种源流关系。
为什么中国文化中会出现“阴阳”这种观念呢？为什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呢？
礼,作为治的根本
当我们民族诞生在这个星球上时，上天赋予我们的是一块与众不同的土地。
关于它的地理位置，掀开任何一本中国地理教科书都会一目了然。然而，最为独特而本质之处却在于它的寒来暑往。它是世界上同一纬度地区中四季最为分明的地区。譬如它的夏天最高气温和冬天最低气温，都超过同纬度的其他国家。季节的分明又伴随着一种称为季风的周期性现象，这是由于这块大地既依托着广阔的内陆，又面对着广阔的海洋的缘故。
秋冬季节，阳光直射点南移，南部海洋气压降低而寒冷的北部内陆气压增高，这时，干燥的北部气流呼啸而至，形成所谓冬季风；到了春夏，阳光直射点北迁，北部内陆复暖，气压降低，南部海洋气压则由低升高，于是海洋上的暖气流夹带着大量水分北上，又形成湿润的夏季风。冬季风会造成寒潮，而当夏季风和撤退缓慢的北方冷气流相遇，又会带来连绵的淫雨。我们的祖先在开发人类最早的产业——农业时，面对的(并且世世代代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块土地。阴阳观念的出现就是对这种寒来暑往及其季风气候对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的影响的概括和总结。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阴一阳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而它所以会在中国成为一种根本的观念，则是因为它与农业生产的紧密关系。农业的收成与否，对于一个古代国家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全世界没有一块土地像中国这样置于深广的大陆与海洋之间；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受着季风的最深切影响；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季风影响细致到分为二十四个节气，中国是世界上四季最分明的国家。
在中国，只要不遵循农时节气，农作物就会颗粒无收。由于这个原因，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自古以来就把掌握好阴阳的变化当作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而且永远寄希望于寒暑的均衡分布，四时的顺畅应节，并且使人的劳动和休息紧密配合于这种微妙的变化。这就叫做“致阴阳之气和”。
“致阴阳之气和”的观念，由土地，气候和人的关系，进而成为社会普遍的意识形态。《老子》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实践的过程。在这个实践过程中，人懂得了，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才有稳定的农业生产秩序；而稳定的社会秩序，则来源于某种等级序列的永恒不变。这种等级所规定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有如一种楼梯状态，每一级只能固定在这一级，每一级对上是低的，对下是高的；而每一级在整栋楼梯中又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在整个序列的完成中，实现着其实际上相互平等的价值。这就是不平等与平等在楼梯式的社会等级秩序中的本质关系。现在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尊卑关系的确定，就叫做“礼”。
治，作为道的核心
于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精神中，“礼治”恰恰不是“礼治”，即礼并不是用来治人的，或者说它归根结底不是用来治人的。礼的实际是“致天地阴阳之气和”，这就是“道’的大义所在。可以说，“礼治”就是“礼致”，这也就是古代治理国家的根本办法。
因为有阴阳，所以天地有生杀养藏。自然界的一切无不依时而至，依时而返。这种生杀养藏直至影响于人的社会活动，同时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所能从事的，就是以“持中”来把握阴阳两极的变迁，以“随时”来适应阴阳相互的往来。《周易》讲述的道理，无非就是“持中”与“随时”。
“道”所揭示的真理对于中国来说是绝对的。因为春夏秋冬在中国大地上是绝对的。这种绝对无疑的世界观，正是这个民族实践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们不是某种假定作出的东西，也不是“可能这样，可能不这样”的东西。
就像“四大发明”中排列首位的指南针一样：指南针指示的方向一定就是南方：你可以不使用它，但既然使它，你就不能说它可能并不指南；你可以不按照它指示的方向走，但你选择的方向一定错误。指南针作为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首，有着根本的象征意义。西方精神中的绝对意义在宗教王国，中国精神中的绝对意义在现实之中，实践之中。这就是“道”的绝对无疑性。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这个特点来源于“道”的绝对无疑性。如果“道”是假定性的，可以这样走，也可以那样走，那么它就不是人所必然要选择的“道”。“道”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此。
有一个民族，就有一块生存的空间；有一块生存的空间，就有一种关于生存的选择，这就是人法地；地的变化来源于天，因此地法天；天不变，道怎么可能变？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为什么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结论毫不复杂。
中国精神，一字以括之，就是“道”。对于中华文明、文化的探讨，必须从这个源泉出发，由此才可能揭示出历史的必然性，进而“温故知新”，找出当代文明前进的必由之路来。
（作者单位：广东省电影公司）
但是，“礼”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表象。如果我们加以思索的话，更确凿无疑的意见肯定是指导这种伟大现象发生并持续的必定是一种更加伟大的东西。礼是有形的，它是无形的。这种无形的东西，应该才是真正的中国精神。
道，作为礼的灵魂
这种精神就叫做“道”。中国最古老的经典告诉我们：“道”就是“阴阳”和“尊卑”，譬如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为什么要选择“道”这个名称呢？因为“道”就是人所要走的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生存发展，首先要解决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中国文化不是空玄的东西，因为“道”总是致用的，不必要的东西常被人们称作“无用”。“道”不仅有用，而且是第一等要确定的问题。因此，选择“道”作为民族根本精神的象征，作为民族灵魂的象征，作为民族世界观的象征，一点也不奇怪。
有了道，就有礼。今天交通要道上的红绿灯，就是道上的“礼”，现在叫交通规则，哲学书上叫秩序。礼为道之用，道为礼之本。既然道路的意义在于来往，来往就是阴阳；来往总有先后与避让，而这就是尊卑。
“道”就是阴阳，“礼”就是尊卑，有阴阳就有尊卑。
“礼”作为红绿灯确定先后和避让，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一套东西。中国精神与中国文化系统的源泉就在这里。我们要真正认识中国文明的大义，就必须仔细认识这种源流关系。
为什么中国文化中会出现“阴阳”这种观念呢？为什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呢？
礼,作为治的根本
当我们民族诞生在这个星球上时，上天赋予我们的是一块与众不同的土地。
关于它的地理位置，掀开任何一本中国地理教科书都会一目了然。然而，最为独特而本质之处却在于它的寒来暑往。它是世界上同一纬度地区中四季最为分明的地区。譬如它的夏天最高气温和冬天最低气温，都超过同纬度的其他国家。季节的分明又伴随着一种称为季风的周期性现象，这是由于这块大地既依托着广阔的内陆，又面对着广阔的海洋的缘故。
秋冬季节，阳光直射点南移，南部海洋气压降低而寒冷的北部内陆气压增高，这时，干燥的北部气流呼啸而至，形成所谓冬季风；到了春夏，阳光直射点北迁，北部内陆复暖，气压降低，南部海洋气压则由低升高，于是海洋上的暖气流夹带着大量水分北上，又形成湿润的夏季风。冬季风会造成寒潮，而当夏季风和撤退缓慢的北方冷气流相遇，又会带来连绵的淫雨。我们的祖先在开发人类最早的产业——农业时，面对的(并且世世代代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块土地。阴阳观念的出现就是对这种寒来暑往及其季风气候对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的影响的概括和总结。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阴一阳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而它所以会在中国成为一种根本的观念，则是因为它与农业生产的紧密关系。农业的收成与否，对于一个古代国家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全世界没有一块土地像中国这样置于深广的大陆与海洋之间；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受着季风的最深切影响；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季风影响细致到分为二十四个节气，中国是世界上四季最分明的国家。
在中国，只要不遵循农时节气，农作物就会颗粒无收。由于这个原因，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自古以来就把掌握好阴阳的变化当作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而且永远寄希望于寒暑的均衡分布，四时的顺畅应节，并且使人的劳动和休息紧密配合于这种微妙的变化。这就叫做“致阴阳之气和”。
“致阴阳之气和”的观念，由土地，气候和人的关系，进而成为社会普遍的意识形态。《老子》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实践的过程。在这个实践过程中，人懂得了，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才有稳定的农业生产秩序；而稳定的社会秩序，则来源于某种等级序列的永恒不变。这种等级所规定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有如一种楼梯状态，每一级只能固定在这一级，每一级对上是低的，对下是高的；而每一级在整栋楼梯中又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在整个序列的完成中，实现着其实际上相互平等的价值。这就是不平等与平等在楼梯式的社会等级秩序中的本质关系。现在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尊卑关系的确定，就叫做“礼”。
治，作为道的核心
于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精神中，“礼治”恰恰不是“礼治”，即礼并不是用来治人的，或者说它归根结底不是用来治人的。礼的实际是“致天地阴阳之气和”，这就是“道’的大义所在。可以说，“礼治”就是“礼致”，这也就是古代治理国家的根本办法。
因为有阴阳，所以天地有生杀养藏。自然界的一切无不依时而至，依时而返。这种生杀养藏直至影响于人的社会活动，同时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所能从事的，就是以“持中”来把握阴阳两极的变迁，以“随时”来适应阴阳相互的往来。《周易》讲述的道理，无非就是“持中”与“随时”。
“道”所揭示的真理对于中国来说是绝对的。因为春夏秋冬在中国大地上是绝对的。这种绝对无疑的世界观，正是这个民族实践精神的集中体现。它们不是某种假定作出的东西，也不是“可能这样，可能不这样”的东西。
就像“四大发明”中排列首位的指南针一样：指南针指示的方向一定就是南方：你可以不使用它，但既然使它，你就不能说它可能并不指南；你可以不按照它指示的方向走，但你选择的方向一定错误。指南针作为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之首，有着根本的象征意义。西方精神中的绝对意义在宗教王国，中国精神中的绝对意义在现实之中，实践之中。这就是“道”的绝对无疑性。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这个特点来源于“道”的绝对无疑性。如果“道”是假定性的，可以这样走，也可以那样走，那么它就不是人所必然要选择的“道”。“道”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此。
有一个民族，就有一块生存的空间；有一块生存的空间，就有一种关于生存的选择，这就是人法地；地的变化来源于天，因此地法天；天不变，道怎么可能变？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所体现出来的精神，为什么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结论毫不复杂。
中国精神，一字以括之，就是“道”。对于中华文明、文化的探讨，必须从这个源泉出发，由此才可能揭示出历史的必然性，进而“温故知新”，找出当代文明前进的必由之路来。
（作者单位：广东省电影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