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康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条中间道路
　　近30年是资本主义扩张的30年。苏东加入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和印度也随之加入，这一方面造就了自由资本主义最后的繁荣，同时也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没落的开始。自由资本主义意图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造就欧美式的大量中产阶级，以延续资本持续扩张的神话。但中国和印度的规模太大，它会迅速导致全球能源、资源的紧张和生物圈的紧张，也迅速导致全球范围内阶级关系的紧张，凡是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和地区无一幸免。
　　市场经济有它强势的一面，在配置资源、调动人的积极性、推动科技进步等方面有其优越性。但是市场经济很像赛道上的奔马，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标，不以人的幸福为目标。我以为要破解资本主义的困局，唯一的办法就是施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理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手段简单相加，而是为市场经济赋予价值目标，使市场经济的效率能够为人类的福祉提供服务。是对市场经济加上伦理、道德的控制。19世纪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曾提出以市场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今天欧洲许多国家奉行社会民主主义，对市场行为加以修正，这其实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某种实践形式。
　　今天的中国由于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导向，吸收了市场经济的长处，才取得了全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当然，由于在实践中的偏差，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许多方面坚持社会主义价值不够，由此导致贫富分化、社会分化等许多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成功实施市场经济的基础，中国革命所奠定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成功的前提。
　　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世界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智慧的结晶，是恪守中庸之道的产物，中庸之道就是大道。我以为我们应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儒释道的哲学方法。执两用中，阴阳平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条中间道路，它是中庸之道，是真正的第三条道路。它避免了今天世界上不同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的极端，因此，它是适合全人类发展的硬道理。
　　
　　
　　黄平
　　重新梳理社会主义理念
　　今天，我们应该从多个层面来解读社会主义。
　　理念层面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个很高的东西，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东西。现实可能距离理念很远，但并不能说理念无意义。今天我们讲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可以在前面加上诸多定语，来确定这个理念所指。
　　法理层面上，我们究竟是要在何种体制下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知识界流行的“宪政”，即使在西方国家也并不普遍。从法理层面考察的话，许多西方国家到今天仍然是君主立宪，美国可能是唯一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对不同的国家而言，法理层面的政体设想是不同的。中国能否形成一种特殊的民主合作体制？依法治国，朝法治民主社会的方向走。
　　在法理之下，我们的经济制度安排应该是多种经济并存，不是一个市场经济或一个计划经济，也不一定只能在公有还是私有之间作简单的二元选择。
　　此外，我们要重视社会组织形式的特性。中国的社会主义组织形式，一直是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组织生活和经济生产。而同时在中国的社会关系里面，“礼”的作用很大。市场经济虽然把社会关系简化为金钱关系，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农村有很多不识字的普通农民，在处理人际关系，包括生产生活中，都是按照这个“礼”来处理的。
　　
　　
　　周建民
　　发现社会——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启示
　　当前的中国改革和发展，到了重新发现社会、构建社会的时刻。
　　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制度，其前提和条件是三个重构：第一是核心价值的重构，第二是社会的重构，第三是政治体制的重构。
　　所谓核心价值的重构，是在肯定个人自由、私有财产的基础上，把社会公正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提出了社会和谐的理念。
　　社会重构是提出了劳资之间作为“社会伙伴”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强调劳资双方之间巨大的利益差别，而且还强调共同利益。在战后的联邦德国，由于倡导“社会伙伴”，在西方国家中，它是劳资冲突最少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德国社会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生命共同体。
　　政治体制的重构则是强调合作主义。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不可能消灭阶级的情况下，联邦德国力争做到任何一个阶级不再把统治其他阶级作为目标，而是通过合作主义把社会各阶层包容到体制中。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奠基者阿玛克就认为，不是资本家雇佣工人，而是双方合作生产；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均可获得利润，以实现社会的双赢。到了20世纪70年代，艾哈特政府实现了在2000人和5000人的公司的监事会里面设立职工代表。
　　德国经验的启示意义在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基本国家制度和核心价值来规定本国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而这种规定性，反过来应会决定这个国家在基本价值和社会建设、政治制度上的基本特点。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性，不仅在中国必须要发展市场经济，而且还规定了在中国发展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服从社会主义的性质。
　　
　　
　　孙歌
　　日本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化实践
　　我想借用日本战后思想史的材料来回应一下黄平和周建民先生的发言。194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过一场很大规模的讨论，这个讨论主题是把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作为两种民族主义来进行同一层面上的对比和讨论，其用意是为了化解冷战意识形态日益升级的危机。在日本思想界，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讨论，进行了非常广泛的回应。讨论中把当时以苏联为代表，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社会主义实践，视为一种民族主义的实践。而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内，他们都倾向于把这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看成是亚洲现代化的一个实践，而不是俄国革命在亚洲的延伸。
　　在这样一个视野里，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不借助于海外殖民和对外的经济掠夺，独立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过程，其最有可能使用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方式？他们认为，这不可能是欧美式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实践。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对于中国革命的讨论。一直到50年代末为止，中国革命在日本都具有非常强大的正面价值。日本人非常关注中国革命中所包含的中国式的要素。比如说：他们注意到延安整风时期开始的“说服与宽容”的政治教育模式，他们注意到毛泽东的“根据地”理论，以及毛泽东思想里面包含的高度相对主义的政治原理等等。这些原理，后来也被解释为亚洲寻找另外一种现代化的可能性。
　　
　　
　　讨论
　　创造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
　　戴志康：我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是说它是中国人自己的活法。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我的切身感受是市场经济不能给所有中国人带来富裕。因此，中国必须从过去30年学美国，转到从传统里面寻找我们自己立身、立命的意识形态。而这个意识形态，也应该用来重新指导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制度作出总结和重构。
　　
　　章百家：价值体系问题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有些西方学者经常会说起几代人小时候听的故事都是一样的，这些故事反映的是最基本价值观。但是我的孩子跟我、还有我父亲听的故事，完全不一样。这反映我们现在价值体系的混乱。中国最根深蒂固的是实用主义。中国人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就有很大的问题，应该说还是从封建的思想来理解现代西方的价值观：比如说认为个人主义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个人主义本身是有丰富内涵的：除了你个人可以去挣钱，但是同时你要为你所有的行为负责，而且它的宗教里面还有平等这一面的因素。个人主义也是一个比较均衡的体系。
　　我们现在强调创新国家，更重要的其实是生活方式的创新，生活方式对普通人最有吸引力。美国生活方式现在看来显然不能普及到全人类，中国要想办法创造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
　　现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矛盾冲突远远没有解决。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比较时兴的时候，曾有一个评论，说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要大于它们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我们现在就面临这种情况。对当代中国而言，最可怕的可能是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带来很多丑恶的东西。但更可怕的是权力、资本、知识三结合。
　　
　　韩德强：戴志康先生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涉及到思想价值体系的变更。这种思想价值体系，叫“遵循大道体系，回归中华文化”。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而如果遵循西方经济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没有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源于亚当· 斯密的经济学。经济学的基本假设都是人性是自私的。比如马克思认为资本阶级是资本的人格化，按照这个逻辑推理，官僚就是权力的人格化。这其实可以引申出完全相反的逻辑：如果说掌握权力可以为人民服务，那掌握资本也可以为人民服务；如果你不承认掌握权力可以为人民服务，你也不可能承认掌握资本也能为人民服务。这种思维只能通向冲突斗争，没有和谐社会的可能性。
　　要找到新道路，还是回到中国思想。我们呼唤共产党的好干部，也呼唤好的资本家。我们其实呼唤的是好的社会领导阶层。以经济人假设之下的市场竞争，人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币服务的。如果掌握权力和资本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只是经济人的观念，那么社会就会有对“造反有理”的需求；而假如他们持有的世界观与此相反，那社会就有可能达到和谐。
　　
　　
　　讨论
　　确立主导价值观
　　黄纪苏：有个问题很关键，那就是解决目前这个大问题，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在韩德强的思路中，一直是想进行“文化宣传”，把人人宣传成“尧舜禹”。这不失为一种办法。我想更迫切的是塑造英雄团体的问题。那么这个英雄集团怎么产生？
　　
　　韩德强：怎么才能形成英雄群体？或者说怎么样确立主导价值？确立这样一个英雄群体和主导价值，我认为首先是要对这60年进行认真的反省总结，把60年看成是一个执政党对社会运行规律的探索过程。
　　在前后这两个30年中，我们可能都犯过错误，但是要承认执政党对于社会运行规律探索的真诚态度。那么现在我们能不能从理论上、从历史上对60年进行认真的梳理，通过回顾和反思促使执政党的干部确立自己的理论自觉，认清楚自己要干的事情：也就是说，要担负事关13亿人的重大使命。
　　我认为第一步就是要通过这个历史反思确立新的主导价值；而在主导价值确立以后，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大公无私，在政党政治中，民主监督机制依旧需要。主导价值和民主监督机制相结合，可以为我们未来的60年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