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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1960年的11月初，我调来上海天马电影厂只有一个多星期，还没有下摄制组，每天就呆在助导场记组的办公室里看书。一天上午，一位身材修长、英俊而又显得十分儒雅的中年人踱进了办公室，我不觉眼睛一亮，他不就是我在银幕上见过多次的刘琼吗？
他径直朝我走过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被他看得低下头来，只听他问道：“你就是陈蝉的爱人？”
我点点头，他又笑着说：“你找到一个好对象，她可是电影厂的五朵金花之一呀……”
我没有答话，只觉得脸上有一点火辣辣的。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后来我玩味着这句“玩笑话”，这分明是要求我很好地努力，不要辜负大家——包括自己的老婆。
他是我的岳父陈翼青的老同事、老朋友，自然长我一辈。从此，在我每次见到他时，总会叫他一声“阿叔”。后来，又在阿叔上面加了一个“老”字成了“老阿叔”。而他也往往回敬我一句“他妈的！”但这决不是骂人，也并无粗野的成分。在我听起来，这三个字中包含了“熟稔”、“亲切”与浓郁的情感，就像赵丹与我见面时，也喜欢用这三个字作开场白一样。
2004年春节过后不久，上海影协在上海新城举行新春聚会，当我与陈蝉来到二楼一号放映厅外时，远远地看到他站在咖啡室内一张台子旁，嘴里正在品尝什么。我俩忙走过去与他打招呼，他却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嘴巴馋了，吃点冰激凌！”因为春节刚刚过去，我连忙给他拱手“拜晚年”，祝老阿叔“健康长寿、阖府安康！”心想，他今年已是90高龄（虚岁），但腰板还是那么挺，面色又那么好，还不时骑着自行车出去逛逛，活到100岁应该不成问题。却没有料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这一年的4月28日，他与世长辞了！从此，就再也不能叫他一声“老阿叔”和听到他面带笑容，用极其亲昵的语调说一声“他妈的”了……
得知他辞世的消息，我马上备了一只花篮，与陈蝉一起来到吴兴路他的寓所。
小客厅已布置成灵堂，他的照片围上了黑纱，在亲切地凝视着我们。书法家张森写的“影自沉浮”四个字放在灵堂正中。这四个字是他的自我形容，概括了这位著名表演艺术家与电影导演的一生。我们在敬献了花篮后，向他的遗像鞠躬，然后听他的夫人狄梵说起他这次从生病到病情恶化的过程，不禁潸然泪下。
与狄梵道别前，我们劝慰她要保重身体，然后又向他的遗像鞠躬致敬，我心里在说：“老阿叔，您老走好！”
灵堂内除了张森写的“影自沉浮”外，还有他自书的“菊残犹有傲霜枝”。我曾听说，他在给一位观众回信说到自己的银幕生涯时，其中用了“影自沉浮”这句话，表明自己的心迹。而另一句话，则是与一位友人谈起他晚年创作生活时他回答这位友人的话。这两句话，都分明透露了他艺术生涯中的坎坷与辛酸，也刻划了他性格中的坚定、执着、顽强的那一面。直到晚年，他仍然像傲霜的残菊，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贰
“影自沉浮”，是有丰富的内涵，并掺杂着他的自豪。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两件大事，是他在银海中最为突出的沉浮。
1934年，当他还在上海法学院读书时，这位原籍湖南湘阴、出生于北平的大学生“投笔从影”，进入了联华影业公司，就在孙瑜导演的《大路》中担任角色。接着，又参加了《小天使》《迷途的羔羊》《自由天地》等影片的拍摄。由于他的表演为众多影坛人士认可，到1937年，他应震华电影社之邀，在费穆导演的《北战场精忠录》中担任主角，以此为始，他先后与当时著名的红星顾兰君、袁美云、王熙春、王人美、陈云尚、陈燕燕、秦怡、夏霞等人担任男女主角，拍摄了多部影片，其中《岳飞精忠报国》等，都是在抗日时期抒发爱国情怀，表露报国之志的作品。他已从为联华服务转而为很多电影制片公司服务；他塑造的不同角色，受到观众的广泛欢迎；他已成为上海滩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但就在他雄踞上海影坛，与舒适、梅熙、吕玉堃、严化、顾也鲁等人各领风骚的时候，他却退出了新华影业公司，原因是：他不愿与张善琨继续合作，拒绝参加媚日影片《万世流芳》和《春江遗恨》的拍摄。
脱离电影界，当然是他生命中的一次“沉浮”，但却不是“沉沦”。他从一池浊水中浮上水面，走向彼岸，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他先后参加了上海剧艺社、天风剧社等话剧团体，主演了《长恨歌》《蔡松坡》《海国英雄——郑成功》等。他在饰演郑成功时，运用他洪亮的嗓音，以抑扬顿挫的台词处理，将这位民族英雄的爱国情怀刻划得入木三分。这样一个艺术形象，自然引发了已沦为日寇控制的“租界”民众的“亡国之痛”，唤起他们的爱国良知。至于他对蔡锷将军的塑造，则让人们从这位中华民族精英的身上，感受到松坡将军的民族意识和过人的胆识，鼓舞着人们对日寇的抗争。
暂时失去银幕的他得到了舞台，这是他在这次“沉浮”中得到的大收获。
叁
他的另一次“沉浮”，应该是在香港。那时，他在地下党的影响下，加入了“读书会”，读到了一些进步书刊。在新中国成立时，他欢欣鼓舞，与齐闻韶（解放后任天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等十位同志，在香港的山顶，用人体组成了五角星，来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还与进步文化人一起，去广州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歌颂新中国的文章，带头认购国内发行的爱国公债，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表明了坚定跟共产党的决心。
所有这一切，都遭到港英当局的忌恨，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并于1952年初将他和齐闻韶等电影界爱国人士“驱逐”出境。刘琼被押上囚车时，手插在雨衣口袋里，那时的雨衣，是可以从并无袋底的斜插中，将手伸到西装口袋里的。那个口袋，藏着一份读书会人员的名单。这份名单一旦落入港英当局手中，会让读书会成员遭到与他同样的命运。于是，他借着雨衣掩盖，悄悄地将这份名单撕得粉碎……
此时的刘琼，已经在香港电影界拥有一大批观众，他的事业如日中天。这一切，他被迫放弃了，这是另一次“沉浮”吧。
然而，从这时开始，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因为，他失去了一个小天地，却得到了一个大天地，得到了为几亿中国观众服务的良机。他回到上海后，组织上为了帮他解决经济上可能出现的困难，要发钱给他，他问，别人也有吗？人家告诉他，这是照顾你 的，其他人没有。他一听，立即表示自己不会拿这个钱，坚决拒绝了组织上的好意。
他所说的“影自沉浮”，当然也包括了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但和他对待一生中那些“沉浮”一样，他是那么从容淡定。当我也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在“牛棚”里和他相遇时，他对我说：“干嘛愁眉苦脸？他们能把你整出什么名堂来吗？”让我心头感到分外温暖。他拉过大板车，也曾拿起铁锹挖河，还担任过“羊倌”，但我从未见到他拉长了脸在干活，而是显得十分潇洒。
他一生中拍过近七十部影片，从五十年代开始，又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导演工作上。粉碎“四人幫”以后，他在获得新生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还担任了第四创作室的主任，在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担负起艺术行政领导的工作。
从导演《两个小足球队》开始，他迷上了这个“新行当”，不过论新也不新，他说：“在水银灯下‘混’了这么长时间，看到了人家是怎么导的，如果叫不出‘开麦啦’，那就是个大笨蛋了。”其实，他说的并不全对，因为，光看不悟那是成不了导演的。他的成功其实全靠他的悟性。果然，在他导演的第四部戏《乔老爷上轿》中，就把他的导演才能显示出来，给全国观众贡献了一部十分出彩的好影片。接着，他又成功地导演了第六部影片《51号兵站》，“小老大”因此而闻名全国。
他导演的《阿诗玛》，无疑是一部音乐片中的经典。他曾这样表述他的创作意图——
“这么一部抒情之作，在搬上银幕的时候，如果要做到行云流水般的情景交融，能不能不让对白去干扰这种艺术气氛，将所有对话删去，以达到一气呵成的那种境界呢？”
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作曲葛炎，又跟这位作曲家讨论了好多次，终于形成了用音乐替代对话的设想，全片除了两处有三个字的对白外，没有出现人物之间的对话，从而达到了他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开创了音乐舞蹈片新的表现形式。在这部影片问世后，有人称赞《阿诗玛》是一首格调清新的长诗，给人以“情的感染、景的享受、美的熏陶”！
他在导演《李慧娘》时，已担负着第四创作集体主任一职。一次，我去创作室找人，恰巧碰到了他。这时，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他当然忙得不可开交，已经六十大几的人了，我不免担心他的身体，便说了一句：“这么忙，可要注意身体呦！”他瞪了我一眼：“怎么啦，领导关心起我这个老头儿啦！”当时，我已调到厂部担任厂长助理，这分明是对我的调侃，我便反讥道：“狗咬吕洞宾……”他也不示弱：“别忘了，我还是古花篮球队的主力哩！小看人……”
我已看过《李慧娘》的剧本和剧组的总排，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美丽而动人的故事，但又是一部鬼戏，便试探地问他：“这是一部鬼戏，能不能拍得像《阿诗玛》那么美呢？”
他显得十分认真地说：“你是看过总排的，胡艺风饰演的李慧娘，用她的唱腔、她的身段、她的舞姿，将一个可爱、美丽并且极其倔强的冤魂，描绘得细致而生动。我会充分运用镜头的长、短、远、近；推、拉、摇、移，来表现她的舞蹈动作中特别美的部分。这个艺术形象，会给予观众以特殊的美感。鬼戏又怎么啦？！”
记得在审查“双片”（即一条经过剪辑的、纪录了全部影像的胶片，一条录有全部音乐、唱腔、对话的磁片。如审查人提出修改意见，摄制组可以采用重拍、补拍、修剪等方法加以弥补。直到审查通过后，才经过混合录音，将双片以及其它音响元素合成于一条完成片）的时候，小放映间内所有的人，都被这部影片的艺术成就震慑住了。坐在第一排的厂长徐桑楚，对陪坐在一旁的刘琼一会儿说：“这个镜头用得好！”一会儿又说：“这一组镜头，把人物的内在情绪烘托出来了。”……当银幕上全片放映完毕、场灯亮起时，徐桑楚拉着刘琼的手，说了句：“好戏！”大家也纷纷向刘琼道喜。
审查下来，大家的意见不多，只要小动几处就可进入混录，于是双片就这么顺利通过了，这在上影还是少有的。但此时的刘琼，并没有显露出特别的表情，还是如往常一样地平静和淡定。
肆
在我率上海明星艺术团访问新加坡时，他也是艺术团的台柱之一。在组团的过程中，他特地到电影局来找我并对我流露出他不太想再去新加坡的想法，我问他：“这是为什么？”
他揭下头上的帽子，指指自己的头，我明白了。
他在前一阵，患上了俗称“鬼剃头”的毛病，头上有几处头发全部脱落，露出了光光的头皮，虽经诊治，但未恢复原貌，担心去新加坡时还未痊愈。
他是位很注意自己仪表的人，对于出国就格外讲究了——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形象而有损国家形象呀！更何况，他已去过新加坡，结识了一些人，过去给人家美好的印象如果因此而受到损害，何苦呢！
我劝他放宽心，以积极的态度加紧治疗。离出发还有个把多月哩，应该可以康复的。他这才改变了态度。果然，经过华东医院专家们的努力，他的头发很快生了出来，顾虑完全打消了。
仪表，也牵涉到服装。多少年来，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穿着都十分“挺括”，就连进了“牛棚”，着装也异常整洁。出国，当然就格外注意衣着了。
他拿了一件西服上衣来找我，说：“你最近刚去过美国，这种不开叉的是否又可以穿了？”我在美国发现，不开叉的又流行起来了，便如实地告诉了他。他乐哈哈地说：“这套衣服可以穿，就不必花钱重做了。”这个细节告诉我，在注意仪表的同时，他还挺注意节约呢。
这位“老阿叔”，在新加坡二十多天中，对我的工作十分支持。谢晋提出，请几位老艺术家各主持一台演出，当我将这个想法征求他意见时，他不假思索地应允了。那一天，他穿着一套浅灰色的西服上场了。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他那一头银发与银灰色的着装相互辉映，浑然一体；他挺立的身姿与音韵铿锵的串连词迸发出“不老松”般的活力，全场观众用热烈而持久的掌声送给这位中国大牌明星。事后，谢晋对我说：他真是“宝刀不老”，他与舒适一样，称得上“雄风犹在”！
到新加坡没几天，有位知名度很高的艺术家，因为没有担任团的领导工作，主人在安排时，便没有让他与具有同等艺术造诣和名气的艺术家一同坐在主桌，这当然使他感到不快，并萌生了提前离团的想法。我得知这一信息后，心想刘琼与他共事多年，让这位“老阿叔”去做工作肯定比我出面要有效得多。当我与刘琼说明这个情况后，他一口应承下来，没有费多大劲就解开了这位艺术家的心结，并愉快地在舞台上将自己准备的、也是新加坡观众特别欢迎的节目奉献给热情的新加坡人。事后，我对刘琼说：“老阿叔，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他当然也按惯例回敬我一句“他妈的！”
尽管我们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但在回国的总结會上，他却“辣辣交”地对这次出访提了十分尖锐的意见，真的是“一点面子也不给”了。这些意见都是针对团领导的，当然主要是针对我的。这表明“老阿叔”把我当做“自家人”，虽然乍听有点“刺耳”，但仔细一想，这些话是拿金子也买不到的真心话，对我今后的工作有好处，心里反而有暖洋洋的感觉了。
“老阿叔”艺德、人品都具有很大的感召力与生命力，这也是他的身影仍不时浮现在我眼前的原因！我真希望再叫他一声“老阿叔”，再听到一句“他妈的！”
1960年的11月初，我调来上海天马电影厂只有一个多星期，还没有下摄制组，每天就呆在助导场记组的办公室里看书。一天上午，一位身材修长、英俊而又显得十分儒雅的中年人踱进了办公室，我不觉眼睛一亮，他不就是我在银幕上见过多次的刘琼吗？
他径直朝我走过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被他看得低下头来，只听他问道：“你就是陈蝉的爱人？”
我点点头，他又笑着说：“你找到一个好对象，她可是电影厂的五朵金花之一呀……”
我没有答话，只觉得脸上有一点火辣辣的。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后来我玩味着这句“玩笑话”，这分明是要求我很好地努力，不要辜负大家——包括自己的老婆。
他是我的岳父陈翼青的老同事、老朋友，自然长我一辈。从此，在我每次见到他时，总会叫他一声“阿叔”。后来，又在阿叔上面加了一个“老”字成了“老阿叔”。而他也往往回敬我一句“他妈的！”但这决不是骂人，也并无粗野的成分。在我听起来，这三个字中包含了“熟稔”、“亲切”与浓郁的情感，就像赵丹与我见面时，也喜欢用这三个字作开场白一样。
2004年春节过后不久，上海影协在上海新城举行新春聚会，当我与陈蝉来到二楼一号放映厅外时，远远地看到他站在咖啡室内一张台子旁，嘴里正在品尝什么。我俩忙走过去与他打招呼，他却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嘴巴馋了，吃点冰激凌！”因为春节刚刚过去，我连忙给他拱手“拜晚年”，祝老阿叔“健康长寿、阖府安康！”心想，他今年已是90高龄（虚岁），但腰板还是那么挺，面色又那么好，还不时骑着自行车出去逛逛，活到100岁应该不成问题。却没有料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这一年的4月28日，他与世长辞了！从此，就再也不能叫他一声“老阿叔”和听到他面带笑容，用极其亲昵的语调说一声“他妈的”了……
得知他辞世的消息，我马上备了一只花篮，与陈蝉一起来到吴兴路他的寓所。
小客厅已布置成灵堂，他的照片围上了黑纱，在亲切地凝视着我们。书法家张森写的“影自沉浮”四个字放在灵堂正中。这四个字是他的自我形容，概括了这位著名表演艺术家与电影导演的一生。我们在敬献了花篮后，向他的遗像鞠躬，然后听他的夫人狄梵说起他这次从生病到病情恶化的过程，不禁潸然泪下。
与狄梵道别前，我们劝慰她要保重身体，然后又向他的遗像鞠躬致敬，我心里在说：“老阿叔，您老走好！”
灵堂内除了张森写的“影自沉浮”外，还有他自书的“菊残犹有傲霜枝”。我曾听说，他在给一位观众回信说到自己的银幕生涯时，其中用了“影自沉浮”这句话，表明自己的心迹。而另一句话，则是与一位友人谈起他晚年创作生活时他回答这位友人的话。这两句话，都分明透露了他艺术生涯中的坎坷与辛酸，也刻划了他性格中的坚定、执着、顽强的那一面。直到晚年，他仍然像傲霜的残菊，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贰
“影自沉浮”，是有丰富的内涵，并掺杂着他的自豪。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两件大事，是他在银海中最为突出的沉浮。
1934年，当他还在上海法学院读书时，这位原籍湖南湘阴、出生于北平的大学生“投笔从影”，进入了联华影业公司，就在孙瑜导演的《大路》中担任角色。接着，又参加了《小天使》《迷途的羔羊》《自由天地》等影片的拍摄。由于他的表演为众多影坛人士认可，到1937年，他应震华电影社之邀，在费穆导演的《北战场精忠录》中担任主角，以此为始，他先后与当时著名的红星顾兰君、袁美云、王熙春、王人美、陈云尚、陈燕燕、秦怡、夏霞等人担任男女主角，拍摄了多部影片，其中《岳飞精忠报国》等，都是在抗日时期抒发爱国情怀，表露报国之志的作品。他已从为联华服务转而为很多电影制片公司服务；他塑造的不同角色，受到观众的广泛欢迎；他已成为上海滩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但就在他雄踞上海影坛，与舒适、梅熙、吕玉堃、严化、顾也鲁等人各领风骚的时候，他却退出了新华影业公司，原因是：他不愿与张善琨继续合作，拒绝参加媚日影片《万世流芳》和《春江遗恨》的拍摄。
脱离电影界，当然是他生命中的一次“沉浮”，但却不是“沉沦”。他从一池浊水中浮上水面，走向彼岸，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他先后参加了上海剧艺社、天风剧社等话剧团体，主演了《长恨歌》《蔡松坡》《海国英雄——郑成功》等。他在饰演郑成功时，运用他洪亮的嗓音，以抑扬顿挫的台词处理，将这位民族英雄的爱国情怀刻划得入木三分。这样一个艺术形象，自然引发了已沦为日寇控制的“租界”民众的“亡国之痛”，唤起他们的爱国良知。至于他对蔡锷将军的塑造，则让人们从这位中华民族精英的身上，感受到松坡将军的民族意识和过人的胆识，鼓舞着人们对日寇的抗争。
暂时失去银幕的他得到了舞台，这是他在这次“沉浮”中得到的大收获。
叁
他的另一次“沉浮”，应该是在香港。那时，他在地下党的影响下，加入了“读书会”，读到了一些进步书刊。在新中国成立时，他欢欣鼓舞，与齐闻韶（解放后任天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等十位同志，在香港的山顶，用人体组成了五角星，来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还与进步文化人一起，去广州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步报刊上发表歌颂新中国的文章，带头认购国内发行的爱国公债，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表明了坚定跟共产党的决心。
所有这一切，都遭到港英当局的忌恨，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并于1952年初将他和齐闻韶等电影界爱国人士“驱逐”出境。刘琼被押上囚车时，手插在雨衣口袋里，那时的雨衣，是可以从并无袋底的斜插中，将手伸到西装口袋里的。那个口袋，藏着一份读书会人员的名单。这份名单一旦落入港英当局手中，会让读书会成员遭到与他同样的命运。于是，他借着雨衣掩盖，悄悄地将这份名单撕得粉碎……
此时的刘琼，已经在香港电影界拥有一大批观众，他的事业如日中天。这一切，他被迫放弃了，这是另一次“沉浮”吧。
然而，从这时开始，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质”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因为，他失去了一个小天地，却得到了一个大天地，得到了为几亿中国观众服务的良机。他回到上海后，组织上为了帮他解决经济上可能出现的困难，要发钱给他，他问，别人也有吗？人家告诉他，这是照顾你 的，其他人没有。他一听，立即表示自己不会拿这个钱，坚决拒绝了组织上的好意。
他所说的“影自沉浮”，当然也包括了他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迫害。但和他对待一生中那些“沉浮”一样，他是那么从容淡定。当我也被造反派“揪”了出来，在“牛棚”里和他相遇时，他对我说：“干嘛愁眉苦脸？他们能把你整出什么名堂来吗？”让我心头感到分外温暖。他拉过大板车，也曾拿起铁锹挖河，还担任过“羊倌”，但我从未见到他拉长了脸在干活，而是显得十分潇洒。
他一生中拍过近七十部影片，从五十年代开始，又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导演工作上。粉碎“四人幫”以后，他在获得新生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还担任了第四创作室的主任，在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担负起艺术行政领导的工作。
从导演《两个小足球队》开始，他迷上了这个“新行当”，不过论新也不新，他说：“在水银灯下‘混’了这么长时间，看到了人家是怎么导的，如果叫不出‘开麦啦’，那就是个大笨蛋了。”其实，他说的并不全对，因为，光看不悟那是成不了导演的。他的成功其实全靠他的悟性。果然，在他导演的第四部戏《乔老爷上轿》中，就把他的导演才能显示出来，给全国观众贡献了一部十分出彩的好影片。接着，他又成功地导演了第六部影片《51号兵站》，“小老大”因此而闻名全国。
他导演的《阿诗玛》，无疑是一部音乐片中的经典。他曾这样表述他的创作意图——
“这么一部抒情之作，在搬上银幕的时候，如果要做到行云流水般的情景交融，能不能不让对白去干扰这种艺术气氛，将所有对话删去，以达到一气呵成的那种境界呢？”
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作曲葛炎，又跟这位作曲家讨论了好多次，终于形成了用音乐替代对话的设想，全片除了两处有三个字的对白外，没有出现人物之间的对话，从而达到了他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开创了音乐舞蹈片新的表现形式。在这部影片问世后，有人称赞《阿诗玛》是一首格调清新的长诗，给人以“情的感染、景的享受、美的熏陶”！
他在导演《李慧娘》时，已担负着第四创作集体主任一职。一次，我去创作室找人，恰巧碰到了他。这时，筹备工作正在进行，他当然忙得不可开交，已经六十大几的人了，我不免担心他的身体，便说了一句：“这么忙，可要注意身体呦！”他瞪了我一眼：“怎么啦，领导关心起我这个老头儿啦！”当时，我已调到厂部担任厂长助理，这分明是对我的调侃，我便反讥道：“狗咬吕洞宾……”他也不示弱：“别忘了，我还是古花篮球队的主力哩！小看人……”
我已看过《李慧娘》的剧本和剧组的总排，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美丽而动人的故事，但又是一部鬼戏，便试探地问他：“这是一部鬼戏，能不能拍得像《阿诗玛》那么美呢？”
他显得十分认真地说：“你是看过总排的，胡艺风饰演的李慧娘，用她的唱腔、她的身段、她的舞姿，将一个可爱、美丽并且极其倔强的冤魂，描绘得细致而生动。我会充分运用镜头的长、短、远、近；推、拉、摇、移，来表现她的舞蹈动作中特别美的部分。这个艺术形象，会给予观众以特殊的美感。鬼戏又怎么啦？！”
记得在审查“双片”（即一条经过剪辑的、纪录了全部影像的胶片，一条录有全部音乐、唱腔、对话的磁片。如审查人提出修改意见，摄制组可以采用重拍、补拍、修剪等方法加以弥补。直到审查通过后，才经过混合录音，将双片以及其它音响元素合成于一条完成片）的时候，小放映间内所有的人，都被这部影片的艺术成就震慑住了。坐在第一排的厂长徐桑楚，对陪坐在一旁的刘琼一会儿说：“这个镜头用得好！”一会儿又说：“这一组镜头，把人物的内在情绪烘托出来了。”……当银幕上全片放映完毕、场灯亮起时，徐桑楚拉着刘琼的手，说了句：“好戏！”大家也纷纷向刘琼道喜。
审查下来，大家的意见不多，只要小动几处就可进入混录，于是双片就这么顺利通过了，这在上影还是少有的。但此时的刘琼，并没有显露出特别的表情，还是如往常一样地平静和淡定。
肆
在我率上海明星艺术团访问新加坡时，他也是艺术团的台柱之一。在组团的过程中，他特地到电影局来找我并对我流露出他不太想再去新加坡的想法，我问他：“这是为什么？”
他揭下头上的帽子，指指自己的头，我明白了。
他在前一阵，患上了俗称“鬼剃头”的毛病，头上有几处头发全部脱落，露出了光光的头皮，虽经诊治，但未恢复原貌，担心去新加坡时还未痊愈。
他是位很注意自己仪表的人，对于出国就格外讲究了——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形象而有损国家形象呀！更何况，他已去过新加坡，结识了一些人，过去给人家美好的印象如果因此而受到损害，何苦呢！
我劝他放宽心，以积极的态度加紧治疗。离出发还有个把多月哩，应该可以康复的。他这才改变了态度。果然，经过华东医院专家们的努力，他的头发很快生了出来，顾虑完全打消了。
仪表，也牵涉到服装。多少年来，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穿着都十分“挺括”，就连进了“牛棚”，着装也异常整洁。出国，当然就格外注意衣着了。
他拿了一件西服上衣来找我，说：“你最近刚去过美国，这种不开叉的是否又可以穿了？”我在美国发现，不开叉的又流行起来了，便如实地告诉了他。他乐哈哈地说：“这套衣服可以穿，就不必花钱重做了。”这个细节告诉我，在注意仪表的同时，他还挺注意节约呢。
这位“老阿叔”，在新加坡二十多天中，对我的工作十分支持。谢晋提出，请几位老艺术家各主持一台演出，当我将这个想法征求他意见时，他不假思索地应允了。那一天，他穿着一套浅灰色的西服上场了。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他那一头银发与银灰色的着装相互辉映，浑然一体；他挺立的身姿与音韵铿锵的串连词迸发出“不老松”般的活力，全场观众用热烈而持久的掌声送给这位中国大牌明星。事后，谢晋对我说：他真是“宝刀不老”，他与舒适一样，称得上“雄风犹在”！
到新加坡没几天，有位知名度很高的艺术家，因为没有担任团的领导工作，主人在安排时，便没有让他与具有同等艺术造诣和名气的艺术家一同坐在主桌，这当然使他感到不快，并萌生了提前离团的想法。我得知这一信息后，心想刘琼与他共事多年，让这位“老阿叔”去做工作肯定比我出面要有效得多。当我与刘琼说明这个情况后，他一口应承下来，没有费多大劲就解开了这位艺术家的心结，并愉快地在舞台上将自己准备的、也是新加坡观众特别欢迎的节目奉献给热情的新加坡人。事后，我对刘琼说：“老阿叔，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他当然也按惯例回敬我一句“他妈的！”
尽管我们有如此亲密的关系，但在回国的总结會上，他却“辣辣交”地对这次出访提了十分尖锐的意见，真的是“一点面子也不给”了。这些意见都是针对团领导的，当然主要是针对我的。这表明“老阿叔”把我当做“自家人”，虽然乍听有点“刺耳”，但仔细一想，这些话是拿金子也买不到的真心话，对我今后的工作有好处，心里反而有暖洋洋的感觉了。
“老阿叔”艺德、人品都具有很大的感召力与生命力，这也是他的身影仍不时浮现在我眼前的原因！我真希望再叫他一声“老阿叔”，再听到一句“他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