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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活动”的南海自主开发者，潭门渔民近年来因大量捞取砗磲等珍贵海产常为人诟病，从南海捍卫者变成海洋生态平衡的重要破坏者。被贴上“破坏者”这一标签，潭门渔民丁之乐不服，认为“采摘和捕捞砗磲贝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环保问题。对珊瑚的破坏，也不能都算在潭门人头上，因为小时候采完珊瑚，它还会继续长。‘现在不长’，是因为海水污染、水温升高导致的”。在阵阵声讨中，丁之乐的辩解显然太脆弱，更多的渔民则只能以沉默应对。
但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SFP）的韩寒认为，与其指责渔民及其捕捞方式多么不负责任，不如积极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渔民未见得是这条产业链上获利最大的群体，但因为直接和资源打交道，因此也往往最容易成为靶子。”
韩寒认为，“人和资源竞争的问题都不是那么简单。今天咱们欠下的环境账很难简单算到某一类群体的身上，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比如渔民挖砗磲，首先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市场需求。而人都是趋利的，渔民也要生存。”
捕捞之衰的“中国式纠结”
事实上，因资源枯竭而引发一系列矛盾和争议的，中国并非独此一家。“国外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像英国和北欧国家的鳕鱼之争，当时甚至引发了战争。”韩寒说，随着生产能力过剩和现代化渔具的普遍使用，世界各国几乎都面临近海渔业资源被“一网打尽”的困境。
为了压减捕捞强度，中国自1987年便开始实行对海洋捕捞渔船数量和功率数实行总量控制制度。不过，这种被指为“一刀切”的管控办法存在着严重缺陷，时至今日已被认为失效。近年来，有学者不断呼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与其投入大量精力去控制渔船功率，不如直接控制渔获量，实行捕捞配额制度。
而所谓捕捞配额制度，即将过去普遍采取的限制渔船数量、设置禁渔区、禁渔期等被动式的管理，转变为根据渔业资源量来确定捕捞量并进行合理分配的主动式管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均在采用这一管理方式。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捕捞配额制度是否能在中国落地，至今依然是个未知数。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常务副会长崔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渔业资源批量小品种多，渔民基数大，无法进行分配。“我们不像俄罗斯，鳕鱼年产150万吨，每条船都能分几万吨。你看大黄鱼一年最多才5万吨，几万条船怎么分？”水产专家樊旭兵则认为，采用配额制是个长痛还是短痛的问题。科学测算出来的配额一定会比实际捕捞能力低得多，这需要政府做决定——让不让渔民失业。在各方利益博弈里，政府左右为难。
水产养殖的“内外交困”
随着近海捕捞产量下跌，养殖成为中国渔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调节杠杆，许多渔民从此“洗脚上岸”。2013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占国内渔业总产量的73%。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不少水产品出口到海外。但风光的背后，是近十年饲料、人工、塘租等养殖成本不断增长，相应的产品价格增长却不成正比。
多年来，罗非鱼，这种引自非洲的淡水养殖杂交品种，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出口水产品一直靠数量赢市场，几乎没有定价权。在“海南罗非鱼大王”周勤富的记忆中，自2010年开始，海南罗非鱼出口价格一路下滑，2010年时曾卖到5.1元/斤， 2013年上半年的卖价仅3.8元/斤。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常务副会长崔和则表示：中国不仅仅在罗非鱼这一市场缺乏话语权，在“其他海鲜产品也面临类似问题。”
韩寒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出口水产品缺少自有品牌，缺乏靠质量去争取定价权的竞争力；二是中国企业缺乏与国际社会和行业组织的沟通，从业者们常常在重大的全球行业战略性决策形成过程中缺席。与此同时，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水产品零售商对其供应商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求，以是否达到认证标准作为“放行”的依据，给本就缺乏出口竞争力的许多国内水产企业雪上加霜。
养殖规模在过去二十年的无序扩张，往往导致供过于求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问题。包括海南在内的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水产养殖多以散户小规模生产为主。受养殖水域限制，水产养殖设施只能设置在风浪较小的内湾、近岸或内陆水源较丰富地区，使不少网箱、池塘的布局密集，随之而来的生产负荷容易超过当地环境承载力。由于很多区域不具备经常更换养殖用水的条件，或者海湾沿岸养殖与自然水体交换性差，长年累月地高密度生产，水体很容易富营养化，从而滋生病菌，导致所养水产品大量死亡，进而不得不频繁用药，药残超标等一系列问题也就难以避免。许多国外消费者和零售商就因对中国水产品的食品安全和环境影响方面有质疑，而全面拒绝任何来自中国的水产品。
盲目的扩张，退化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缺乏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日益激烈的国内外市场都使得中国水产养殖户、企业面临内外交困的严峻挑战。
供应链两端的对话
20世纪90年代末期，全球鳕鱼资源储备告急。世界最大的连锁餐饮集团麦当劳公司担心其热卖的鳕鱼汉堡包所用的鳕鱼食材供应难以为继，开始寻找后备资源，刺少肉嫩的罗非鱼最有可能替代。2008年，受麦当劳和国外慈善基金会资助，一些国际组织开展了全球罗非鱼养殖和加工情况调研。
三年后，一个专注于推进罗非鱼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在海南落地，“这个项目着眼于行业整体改善，不是针对单个企业、养殖场的问题，把目标放在整体行业水平提高上。”韩寒说，这种创建行业内部协作平台并非什么新花样，国外很多发展成熟的水产行业，例如挪威和苏格兰的三文鱼行业，已经积累了很多可借鉴的经验，只不过还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探索本土化过程。
在罗非鱼产业链条中，处于链条底端的中国养殖户和处于另一端的国外零售商和采购商可能从没见过面。养殖户不知道终端客户对自己所养的罗非鱼有何评价，国外零售商和采购商也不知道养罗非鱼的是群什么样的人，面临什么困难。“我们在为这个行业搭建一个平台，培养一种行业内部对话和合作机制，和传统行业协会不太一样的是，以往行业协会只涉及行业链条上某一个或几个环节，而我们想让每个环节的代表都能参与，尤其是让原来最弱势的养殖户能够有渠道发声，而他们也往往是整个行业链条上的短板，最需要帮助。” 作为非营利机构的这类组织往往更适合扮演协调人的角色，“把大家的利益诉求厘清，帮助行业各环节建立信任与合作，对接资源和需求，多角度传播知识和信息。”在2014年的一次会议上，韩寒终于看到养殖户主动拿起话筒。“还记得最早的交流是在2012年，当时邀请很多加工厂老板和养殖户参与，可大家都是坐着听，养殖户没发言，外商也在现场，大家只讲好的一面，交流只停留在表面。”
目前，韩寒负责的项目正孵化和培育海南省罗非鱼品牌建设促进会，结合海南本地的养殖习惯和环境探讨制定海南罗非鱼区域操作规范，并逐步落实和推广规范，包括如何联合种苗、饲料、加工企业以及服务商共同帮助养殖户提升生产水平，从而希望帮助海南罗非鱼行业改善行业透明度、产品质量，最终树立区域水产品牌，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你需要怎样的伙伴？
目前在欧美国家，像上述这样的非营利机构和企业之间并不是战场上的对手，而是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国际环保组织积极参与到渔业捕捞配额的管理中，或是参与到水产养殖技术标准制定和评估过程中，通过影响政策标准的制定，以及影响零售商和消费者的选择对生产企业形成督促引导。
除此之外，第三方组织还给沃尔玛这类大型企业建立水产品采购风险数据库，采购商们登陆数据库就能看到哪些水产品存在可持续发展风险，可以指导企业做出相应改进，促使供应链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危害，从而有利于行业可持续发展。当西方国家的行业组织和非营利机构已发展成相对完善的生态系统，能各司其职并默契配合时，在中国这些都还是新生事物。
另一方面，许多国际水产品生产标准体系都基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和生产特点制定，与中国实际情况相距甚远。“有的外国朋友来参观中国的鱼塘，其他感觉都挺好，突然踩到一坨牛粪，他可能就很紧张，因为这在他们的标准体系里属于严重的生物安全隐患（粪便污染）。而在中国人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鱼塘的主人或工人同时也可能是周边的农民，喂鱼的时候顺便放放牛，人家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更不用说中国传统农业中混养模式充分循环利用营养物质的深入民心。”这种从生产环境和模式，到养殖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往往造成许多国际标准“水土不服”，也间接导致一些“认证”难免流于形式。但“中国的企业要出口，又不得不暂时跟着别人的规则走”。
如何培养起可以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第三方组织及其相关生态系统，也许是走过了野蛮生长初期的中国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面临的一个突破口。中国的水产品何时能依照适合自己的游戏规则获得国内外市场认可？建立中国在国际渔业、水产品市场上的话语权和可持续发展竞争力，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和第三方组织需要如何分工合作…… 韩寒盼望着更多中国同行和她一起来求解这些问题。
但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SFP）的韩寒认为，与其指责渔民及其捕捞方式多么不负责任，不如积极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渔民未见得是这条产业链上获利最大的群体，但因为直接和资源打交道，因此也往往最容易成为靶子。”
韩寒认为，“人和资源竞争的问题都不是那么简单。今天咱们欠下的环境账很难简单算到某一类群体的身上，因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比如渔民挖砗磲，首先是因为存在这样的市场需求。而人都是趋利的，渔民也要生存。”
捕捞之衰的“中国式纠结”
事实上，因资源枯竭而引发一系列矛盾和争议的，中国并非独此一家。“国外也经历过这个过程，像英国和北欧国家的鳕鱼之争，当时甚至引发了战争。”韩寒说，随着生产能力过剩和现代化渔具的普遍使用，世界各国几乎都面临近海渔业资源被“一网打尽”的困境。
为了压减捕捞强度，中国自1987年便开始实行对海洋捕捞渔船数量和功率数实行总量控制制度。不过，这种被指为“一刀切”的管控办法存在着严重缺陷，时至今日已被认为失效。近年来，有学者不断呼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与其投入大量精力去控制渔船功率，不如直接控制渔获量，实行捕捞配额制度。
而所谓捕捞配额制度，即将过去普遍采取的限制渔船数量、设置禁渔区、禁渔期等被动式的管理，转变为根据渔业资源量来确定捕捞量并进行合理分配的主动式管理，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均在采用这一管理方式。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捕捞配额制度是否能在中国落地，至今依然是个未知数。
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常务副会长崔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渔业资源批量小品种多，渔民基数大，无法进行分配。“我们不像俄罗斯，鳕鱼年产150万吨，每条船都能分几万吨。你看大黄鱼一年最多才5万吨，几万条船怎么分？”水产专家樊旭兵则认为，采用配额制是个长痛还是短痛的问题。科学测算出来的配额一定会比实际捕捞能力低得多，这需要政府做决定——让不让渔民失业。在各方利益博弈里，政府左右为难。
水产养殖的“内外交困”
随着近海捕捞产量下跌，养殖成为中国渔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调节杠杆，许多渔民从此“洗脚上岸”。2013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占国内渔业总产量的73%。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不少水产品出口到海外。但风光的背后，是近十年饲料、人工、塘租等养殖成本不断增长，相应的产品价格增长却不成正比。
多年来，罗非鱼，这种引自非洲的淡水养殖杂交品种，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出口水产品一直靠数量赢市场，几乎没有定价权。在“海南罗非鱼大王”周勤富的记忆中，自2010年开始，海南罗非鱼出口价格一路下滑，2010年时曾卖到5.1元/斤， 2013年上半年的卖价仅3.8元/斤。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常务副会长崔和则表示：中国不仅仅在罗非鱼这一市场缺乏话语权，在“其他海鲜产品也面临类似问题。”
韩寒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出口水产品缺少自有品牌，缺乏靠质量去争取定价权的竞争力；二是中国企业缺乏与国际社会和行业组织的沟通，从业者们常常在重大的全球行业战略性决策形成过程中缺席。与此同时，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水产品零售商对其供应商提出可持续发展要求，以是否达到认证标准作为“放行”的依据，给本就缺乏出口竞争力的许多国内水产企业雪上加霜。
养殖规模在过去二十年的无序扩张，往往导致供过于求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问题。包括海南在内的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水产养殖多以散户小规模生产为主。受养殖水域限制，水产养殖设施只能设置在风浪较小的内湾、近岸或内陆水源较丰富地区，使不少网箱、池塘的布局密集，随之而来的生产负荷容易超过当地环境承载力。由于很多区域不具备经常更换养殖用水的条件，或者海湾沿岸养殖与自然水体交换性差，长年累月地高密度生产，水体很容易富营养化，从而滋生病菌，导致所养水产品大量死亡，进而不得不频繁用药，药残超标等一系列问题也就难以避免。许多国外消费者和零售商就因对中国水产品的食品安全和环境影响方面有质疑，而全面拒绝任何来自中国的水产品。
盲目的扩张，退化的自然资源与环境，缺乏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日益激烈的国内外市场都使得中国水产养殖户、企业面临内外交困的严峻挑战。
供应链两端的对话
20世纪90年代末期，全球鳕鱼资源储备告急。世界最大的连锁餐饮集团麦当劳公司担心其热卖的鳕鱼汉堡包所用的鳕鱼食材供应难以为继，开始寻找后备资源，刺少肉嫩的罗非鱼最有可能替代。2008年，受麦当劳和国外慈善基金会资助，一些国际组织开展了全球罗非鱼养殖和加工情况调研。
三年后，一个专注于推进罗非鱼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在海南落地，“这个项目着眼于行业整体改善，不是针对单个企业、养殖场的问题，把目标放在整体行业水平提高上。”韩寒说，这种创建行业内部协作平台并非什么新花样，国外很多发展成熟的水产行业，例如挪威和苏格兰的三文鱼行业，已经积累了很多可借鉴的经验，只不过还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探索本土化过程。
在罗非鱼产业链条中，处于链条底端的中国养殖户和处于另一端的国外零售商和采购商可能从没见过面。养殖户不知道终端客户对自己所养的罗非鱼有何评价，国外零售商和采购商也不知道养罗非鱼的是群什么样的人，面临什么困难。“我们在为这个行业搭建一个平台，培养一种行业内部对话和合作机制，和传统行业协会不太一样的是，以往行业协会只涉及行业链条上某一个或几个环节，而我们想让每个环节的代表都能参与，尤其是让原来最弱势的养殖户能够有渠道发声，而他们也往往是整个行业链条上的短板，最需要帮助。” 作为非营利机构的这类组织往往更适合扮演协调人的角色，“把大家的利益诉求厘清，帮助行业各环节建立信任与合作，对接资源和需求，多角度传播知识和信息。”在2014年的一次会议上，韩寒终于看到养殖户主动拿起话筒。“还记得最早的交流是在2012年，当时邀请很多加工厂老板和养殖户参与，可大家都是坐着听，养殖户没发言，外商也在现场，大家只讲好的一面，交流只停留在表面。”
目前，韩寒负责的项目正孵化和培育海南省罗非鱼品牌建设促进会，结合海南本地的养殖习惯和环境探讨制定海南罗非鱼区域操作规范，并逐步落实和推广规范，包括如何联合种苗、饲料、加工企业以及服务商共同帮助养殖户提升生产水平，从而希望帮助海南罗非鱼行业改善行业透明度、产品质量，最终树立区域水产品牌，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道路上，你需要怎样的伙伴？
目前在欧美国家，像上述这样的非营利机构和企业之间并不是战场上的对手，而是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国际环保组织积极参与到渔业捕捞配额的管理中，或是参与到水产养殖技术标准制定和评估过程中，通过影响政策标准的制定，以及影响零售商和消费者的选择对生产企业形成督促引导。
除此之外，第三方组织还给沃尔玛这类大型企业建立水产品采购风险数据库，采购商们登陆数据库就能看到哪些水产品存在可持续发展风险，可以指导企业做出相应改进，促使供应链采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危害，从而有利于行业可持续发展。当西方国家的行业组织和非营利机构已发展成相对完善的生态系统，能各司其职并默契配合时，在中国这些都还是新生事物。
另一方面，许多国际水产品生产标准体系都基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和生产特点制定，与中国实际情况相距甚远。“有的外国朋友来参观中国的鱼塘，其他感觉都挺好，突然踩到一坨牛粪，他可能就很紧张，因为这在他们的标准体系里属于严重的生物安全隐患（粪便污染）。而在中国人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鱼塘的主人或工人同时也可能是周边的农民，喂鱼的时候顺便放放牛，人家觉得有什么大不了？更不用说中国传统农业中混养模式充分循环利用营养物质的深入民心。”这种从生产环境和模式，到养殖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往往造成许多国际标准“水土不服”，也间接导致一些“认证”难免流于形式。但“中国的企业要出口，又不得不暂时跟着别人的规则走”。
如何培养起可以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第三方组织及其相关生态系统，也许是走过了野蛮生长初期的中国渔业和水产养殖业面临的一个突破口。中国的水产品何时能依照适合自己的游戏规则获得国内外市场认可？建立中国在国际渔业、水产品市场上的话语权和可持续发展竞争力，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和第三方组织需要如何分工合作…… 韩寒盼望着更多中国同行和她一起来求解这些问题。